既呈现跨文化结果也展现相遇过程

我们不得不承认以下两个事实：其一，实地影音记录的素材，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结果，是记录者和设备跟前的人相互遭遇、相互接触、相互理解的结果；其二，实地影音记录的素材，既不是单纯的记录者切入角度的产物，也不是单纯的设备跟前的人“原原本本”的文化，而是记录者和设备跟前的人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没有任何一部民族志电影只是对另外一个社会的简单纪录，它总是摄制者和另外一个社会相会的纪录。”^[3]在这个相会的过程中，记录者和记录设备可能对设备跟前的人产生影响，设备跟前的人也可能影响记录者的记录行为，记录者和设备跟前的人也可能同时受到其他外力的影响。基于这样的理解，我认为实地影音记录既应该展现跨文化交流的结果，也应该呈现记录者和设备跟前的人相遇的过程。在同一个影片中既展现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又展现交流的过程，或者在两个影片中分别呈现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和过程，都是可以采取的形式。但是，实地影音记录时，应该既呈现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又展现记录者和设备跟前的人相遇的过程。

记录者和设备跟前的人相遇的过程，既可能是双方的关系由陌生到熟悉再到相互理解的过程，还可能是在特定的场景中二者相互影响的过程，也可能是双方借助言语进行交流的过程。民族志电影的记录者通过不同的形式进入到拍摄的素材中，是展现这种相遇过程的可能途径。“作为一个民族志电影的制作者，应该在影片生产过程中的不同时间节点、合适的情景状态，与被拍摄者不同的关系状态下，进入到自己的影片中，从而为观众理解民族志电影提供更多的上下文和情景事实。”^[4]这里所说的制作者，主要是指民族志电影实地影音记录过程中的记录者。

只有这样，观者才能从记录者和设备跟前的人之间的关系状态出发，理解在这个状态下记录者的镜头呈现的跨文化交流结果。只有展现了记录者和设备跟前的人在特定情境下相互影响的过程，观者才能根据这种情景事实和过程，理解记录者的镜头所呈现的跨文化交流的结果。我们以设备跟前的人穿上崭新的民族服装出现在记录者跟前的问题为例展开分析。如果在影片中仅仅呈现设备跟前的人身着崭新民族服装的场景，就可能引发观者的质疑：是记录者要求设备跟前的人穿上民族服装，还是设备跟前的人在记录者启动记录设备之前就穿好了民族服装？如果记录者在素材中呈现了设备跟前的人穿上民族服装的过程，以及为什么设备跟前的人要穿民族服装的场景，就能回应观众对民族服装的质疑。同样的道理，在那些以口述的方式记录的镜头中，如果同时把记录者的问题，设备跟前的人听到问题之后做出的反应，以及设备跟前的人的回答都放到影片中，观者就能在上下文中理解设备跟前的人的解答。

如果仅仅在实地影音记录的素材中呈现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则包含了这样的暗示：记录者是认识的主体，设备跟前的事物、人物、事件是被记录者认识的客体。记录者和设备跟前的人、事、物之间，是一种单向的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相反，在实地影音记录的素材中展现记录者和设备跟前的人相遇的过程，呈现二者相互关系的演进过程，呈现二者相互影响的情景事实，呈现二者相互交流的前因后果，实际上是承认了影音记录设备跟前的人的主体性。也就是说，记录者作为主体认识设备跟前的人、事、物的同时，也是设备跟前的人认识的客体；设备跟前的人作为记录者认识的客体的同时，也是认识记录者和记录行为的主体。承认记录者和设备跟前的人之间互为主客体的关系，也就承认了实地影音记录的素材是记录者和设备跟前的人共同创造的结果，也就承认了民族志电影是包括记录者、剪辑者、录音师等在内的制作者，和影音记录设备跟前的人共同建构的一个人工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