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影音媒介表现生活的质感
之所以讨论民族志电影中生活的质感，是因为我们习惯于把生活现实粗糙化为民族志电影中的一个过程。
把生活现实粗糙化为过程，可能因为实地记录不够仔细，也可能因为记录者过度依赖于后期剪辑意识对实地记录的指导，也可能出于影片结构和节奏的需要。一个男人花一整天时间挖完一整块地里的洋芋，被简化为一个两三分钟的过程；一位匠人花两三天的时间做好一把二胡，被粗糙化为一个两三分钟的过程；《马散四章》中男人们上山，把大树砍倒，锯断，凿成一口棺材，把棺材拖下山，也被浓缩在一个五六分钟的过程中。实际上，捕捉重要环节和步骤，把生活现实简化、粗糙化、浓缩为过程的办法，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影音表述方式。1999年的《不再缠足》[10]中，有我家乡的人在南盘江中捞沙和捕鱼的场景。捞沙和捕鱼的活动在影片中被粗糙化为一种过程，我们仅仅用这个粗糙化的过程来说明捞沙和捕鱼是家乡人的两种重要经济来源。可在生活现实中，捞沙和捕鱼都是重体力活。男人划着木船到江心，寻到淤积沙子的地方，抛下坠石，用拖耙把沙子捞起来，倒入船中，待沙子满船，舀去从沙子中滤出的水，把船划回岸边，一铲一铲地把沙子送到岸上，再用粪箕一挑挑送到江堤上，垒成沙堆待售，有人来买沙子，再一铲一铲地把沙子装进卡车的货箱。家乡人的捕鱼方式，具有“守株待兔”的性质，把罾网（用木棍或竹竿做支架的方形渔网）放到水中，等待两三分钟，把罾网拉起来看看，若有鱼则捞起来，之后再把罾网放进水中等待，虽然需要一些技巧，但几乎全部是体力活。从早到晚在南盘江中捞沙，从早到晚反反复复把罾网拉起来又放下，其中的艰辛自不必说。可是，我在影片中仅仅把这些重体力活计粗糙化为一种过程，观者自然无法体会到捞沙和捕鱼的艰辛。
王琦的《白洋淀小调》[11]中，有一个男人扛苇席的场景，不仅通过影音媒介把生活的质感呈现出来，还展现了实地记录时呈现生活的质感的途径。记录者不断换机位、景别和角度来展开记录，并一次又一次反反复复记录男人把编织好的苇席扛到船上，码起来。从男人的正面记录，透过一面大镜子来记录，变换不同的景别来记录，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看到男人上半身逐渐渗出的汗水，可以感受到男人的劳累。男人身上的汗水，以及观者感受到的劳累，就可以且浅地理解为生活的质感。如果我在拍摄《不再缠足》时，能够借助景别、机位和角度变换，并一次又一次反复拍摄捞沙铲沙挑沙拉网放网的场景，就能够把藏在捞沙和捕鱼中的生活的质感呈现出来。
在《马散四章》佤族男人上山砍棺材的段落中，我把男人们上山、砍树、凿棺材、拖棺材下山的场景都浓缩为不同的过程，放弃了生活质感的呈现。不过，当男人们把棺材拖下山，坐到在草坪上，迎着夕阳抽烟休息时，影片呈现了生活的质感。男人们一路小跑，下山，跨过一道沟，把棺材拖到较平坦的草坪上，一屁股坐下来，瞬间安静了。一个男人给大家发烟，有一个男人建议他把挂在腰间的刀子亮出来，那样拍出录像来才好看。男人们抽着烟，静静地坐着，看着夕阳。忽然一个男人的手机响了，男人接电话，告诉打电话的人，他们已经到了当年解放军驻扎的地方了。电话刚挂，发烟的男人的电话也响起来了，他接电话，旁边的男人们一边抽烟，一边调侃他说话的音调。一早出门上山，直到太阳快落山时，男人们才有机会这样坐下来，懒懒地抽烟，闲闲地看夕阳。这样的场景中，找不到明确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知识，但是透着生活的质感。
在有关节日和仪式的民族志电影中，生活的质感常常被忽视。因为影片生产者的眼睛很容易被节日中的服饰和饮食，以及仪式中的人类学知识所吸引，从而忽略节日仪式背后的生活现实的质感。记录节日和仪式时，我们往往关注为什么要举行节日和仪式，节日和仪式的时间是如何确定的，节日和仪式中的主要人物是谁，节日和仪式的主要环节和步骤是什么，节日和仪式上使用的物品是什么，节日和仪式中使用物品的象征意义是什么等，有太多的人类学民族学知识等着记录者去探寻。与之相反，节日和仪式操办人的性格，操办人在节日和仪式组织过程中的个体体验，操办人如何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处理突发事件，却常常被忽视。这些被忽视的内容，也属于本章所说的生活的质感。
2000年的《撒尼男人的盛典》，记录的是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月湖村撒尼人每年都要举行的密枝祭祀活动。影片中包含用硬币卜选新一届密枝祭祀的头目，鼠月第一个鼠日在月湖密枝林中举行祭祀活动的所有环节，毕摩统领全局并负责祭祀仪式，密枝头负责祭祀密枝神的一切实际工作，酒师负责酿酒献酒等一切和酒相关的事务，另外六个头目每两个一组分别负责煮饭、杀羊、挑水的工作，祭祀用的酒必须是荞子酒，祭祀中一定要使用尖刀草、青冈栗树叶和清香木树叶，祭祀牺牲一定是红公鸡和白绵羊，部分撒尼男人和村里所有的撒尼小男孩都会在祭祀当天到密枝林去吃羊肉稀饭。实地记录之前四个月的田野调查，让我几乎了解了密枝祭祀仪式的所有环节、步骤和细节。可见，这部影片就是把仪式粗糙化为一个过程的典型案例。
与《撒尼男人的盛典》相反，云南省民族博物馆的余鸣，在她2004年《跳宫的故事》[12]中，很好地捕捉到了仪式中的生活的质感。云南文山的白倮人，每年要举行跳宫节，每年都要选出主持跳宫活动的“宫头”。被选为宫头的人家，要杀牛宰猪宴请村民，宫头和家人的行为会赢得村民的敬重，但是也要遵守各种各样的禁忌。21世纪初，当地人的观念已经悄然变化，相当一部分村民都已经不情愿当宫头，但是又不能公开说出来，于是他们寻找各种理由，来避免自家被选为宫头。有的人家甚至在选宫头的那段时间，直接锁上房门，外出打工。《跳宫的故事》中，呈现跳宫节知识的同时，也把村民的日常糅进跳宫节中，使得生活的质感凸显出来。
能否在民族志电影中呈现生活的质感，不仅和影片生产者是否具有呈现生活的质感的意识有关，还和实地记录、后期剪辑的操作技巧有关。实地记录的镜头播放时间短，快节奏的剪辑，过于粗糙的过程展现，都可能让民族志电影失去生活的质感。
如何在民族志电影中表现诗意？
如果影音记录设备跟前的人是一个独居老人，可以从哪些方面体现生活的质感？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注释】
[1]［意］保罗·基奥其，知寒译：《民族志电影的起源》，《民族译丛》1991年第1期。
[2]［澳］大卫·马杜格著，李慧芳、黄燕祺译：《迈向跨文化电影：大卫·马杜格的影像实践》，（台北）麦田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页。
[3]胡敏：《老挝和尚在中国》，2011年。
[4]陈学礼：《识茶记》，2017年。
[5]［日］小川绅介著，［日］山根贞男编，冯艳译：《收割电影：追求纪录片中至高无上的幸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陈学礼：《以镜头“写”文化：民族志电影制作者和被拍摄者关系反思》，2015年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7]卢学英：《交易》，2011年。
[8]琚婷婷：《闲》，2013年。
[9]陈学礼：《回乡偶记》，2012年。
[10]陈学礼、李建钦：《不再缠足》（No More Bound Feet），2000年。
[11]王琦：《白洋淀小调》，2018年。
[12]余鸣：《跳宫的故事》，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