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在场的直接电影记录方式

就民族志电影的实地影音记录而言，我倾向于采取承认在场的直接电影记录方式。承认在场的直接电影记录方式，强调记录者不必刻意回避自己和设备跟前的人的相互关系，但需要避免粗暴地参与到影音素材的生成过程之中，并利用直接电影的优点和长处，长时间坚持在纪录地点开展深入细致的影音记录。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直接电影流派，借助可以肩扛的便携电影摄影机，以及可以同期录音的录音设备，打着影音记录者可以如同“伏在墙壁上的苍蝇一样”的口号，严格恪守一旁观察的影音表述方式。这种表述方式的兴起，目的在于反抗阐释电影模式中对记录设备跟前的人的摆拍和操控。然而，直接电影的操作模式，后来也遭到采取参与模式生产纪录片的人的诟病。参与模式纪录片的倡导者认为，应该承认影音记录者和记录设备的在场，以及记录者和设备对现场造成的影响。这一点，比尔·尼克尔斯在讨论六种纪录片表述模式的更替时，已经阐释得很清楚。

在反思民族志和实验民族志的讨论中，也涉及类似的内容。比如《天真的人类学家》《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纳文——围绕一个新几内亚部落的一项仪式所开展的民族志实验》《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等，既有调查者和报道人之间关系的呈现，又有科学经典民族志和实验民族志之间的比照，还有关于建构的真实和部分的真实的讨论，还有单声道表述与多声道表述的反思。不论如何，承认调查者给当地人带来的影响、报道人对于调查结果的贡献，以及调查者自己长期扎实的田野对于民族志撰写的重要性，都是极其重要的。

倡导承认在场的直接电影记录方式，是因为记录者应该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跟随设备跟前的人、事、物的节奏展开记录，并在记录过程中不断加深自己对民族志电影主题的理解，甚至对民族志电影拟定的切入角度进行调整或改变。最近一些年，民族志电影的生产者拥有了更加优越的条件，用于记录的设备不再稀缺，拥有影音记录技能的人才逐渐增多，支持影音记录的项目和经费也越来越多。只不过，坚持采取长时间、深入的、沉浸式的影音记录方式的记录者却越来越少。采取直接电影记录方式，就要求记录者规避快捷的、投机取巧式的影音记录途径。

承认在场的直接电影记录方式，意味着记录者放弃口述记录的方法。放弃口述记录的方法，意味着不再根据记录者事先拟定的问题，去询问记录事发场景中的人，从对方那里获取从属于自己问题的答案。放弃口述记录的方法，但时刻准备记录事发场景中的人的日常交流，这些日常交流既可能和他们的生产生活发生关联，也可能和当时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情有关联。承认在场的直接电影记录方式可以让那些看不见的、藏在事物表象背后的文化内涵透过设备跟前的人的日常交流，逐渐显现出来。这些显现的内容，既不是阐释模式纪录片中由影片生产者提炼出来的概括性解释，也不是记录者拟定问题并通过访谈得到的答案。

通过承认在场的直接电影记录方式获取的素材用于后期剪辑，观者可以在其中看到记录者在场的不同状态，比如记录者与设备跟前的人的相互关系状态，设备跟前的人对记录者和设备做出的反应。与此同时，观者也可以在影片中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记录者和设备跟前的人之间关系的演进，记录者对民族志电影的主题和切入角度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甚至有所调整。更进一步让观者感受到，民族志电影是记录者和记录设备跟前的人之间相遇相处的一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