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式精神的萌芽

以儒教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而存在的汉朝帝国的瓦解，是以儒教价值的降低为决定性因素的。不过在此之前，儒教自身的矛盾已经开始显现化了。可以看到，其矛盾就在两方面之间，一方面是为汉朝帝国所公认的学问即今文学，另一方面是与今文学发生对抗且甚至显出凌驾其上之势的在野的学问即古文学。在家法、师法的严格制约之下专治一经的今文学，与家法、师法不固定且五经兼习，并认为五经在整体上构成一个学问体系的古文学，两者立场不同是很显著的。 (8) 这里我想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在五经兼习的古文学的学问态度上，虽说只是限于一种经学范围内的问题，但是已经可以看到价值并存的六朝式存在样式的萌芽了。与这种古文学相对的今文学，其极为繁琐的学风很早就受到了批判：“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论语·为政》）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然而，今文学作为汉朝帝国公认的学问而受到优厚的保护，又由于被排他性地立于学官，所以还担负着培养帝国官僚的职能。但是，在帝国开始走向衰亡之路的时候，就不能不重新审视其作为学问本身的价值了。东汉桓帝（146—167年在位）的时候，从所谓清流士大夫当中发起的批判朝政的浪潮逐渐高涨起来，而太学生们虽然是受到今文学教育的官僚预备军，然而这些太学生们所怀抱的一种期待则是“文学将兴”（《后汉书》传四三《申屠蟠传》）。所谓“文学”，确实与今天所讲的学问意思是不同的。况且，真正学问的爱好者，比起顽冥固陋的太学博士来，则更支持五经兼通的“通儒”。在六朝士大夫那里一贯地流传着的，的确无非就是这种通的意识。六朝人的理想更超越了“通儒”，是以对经学以外的一切事物都通晓的人亦即“通人”为目标的。然而，我认为，这个“通人”一词，作为表示担负着这种时代精神的人之典型的说法而被赋予了新的气息，似乎是在东汉末的时候。例如，五经自不待言，对于今古两种文学都精通的郑玄（127—200年）被称做通儒是很合适的。可是就连他这样，据说那些“有才说”的袁绍的宾客们，虽然承认其为儒者，但是并不承认其为通人，而且这些通人们还讥评他的学问方法为繁（《后汉书》传二五《郑玄传》）。这个故事在使人知道“通儒”和“通人”哪一方达到了能够具有更高的价值方面，是极有帮助的。

不过，无非就是这样的历史事实，对于给汉朝帝国提供了政治理论、形成了汉代人日常生活之基本成分的儒教，对于没有今文学和古文学之分的儒教，给予其本身以决定性的打击并且准备了新时代的精神的，最终还是汉帝国的崩溃。请看仲长统（180—220年）的《乐志论》（《后汉书》传三九）。这可以说是预言性地揭示了与新时代相应的时代精神是什么的一个范本。其中写道，“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这与其说是汉代的乡里共同体的景观，不如说是豪族所占据的六朝式庄园的景观。其结尾写道，“逍 (9) 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应该说这并不是儒家思想的表现，而是试图朝着非政治的、超越的、永恒的世界飞翔的心迹之表白。

儒家思想，尽管在礼教（名教）主义的名义之下，做到了形成汉代的制度，统治着教育，创造和感化出种种的道德价值和精神理想，但是在其所支撑起来的社会体制已经瓦解的时候，人们又依靠什么生存为好呢？而且，“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等等，如《论语》中这些话语所显示的，儒教对属于超越的世界、宗教的世界、永恒的世界的问题，从来是敬而远之的。可是，由于当下以其为依据而建立的体制已经崩溃，在作为与社会孤绝了的个体的人的问题上，尤其是就面对生死问题不能不变得敏感的人们而言，开始渗透于这些人饥渴的精神当中的，可以说首先就是老庄思想。曹魏时的荀粲认为，对性与天道不予言说的儒家思想，尽管有六经的存在，也不过是“圣人之糠秕”（《三国志》卷一〇《魏志·荀彧传》注《晋阳秋》）。还有同时的沐并，在其《终制》当中说道：“儒学拨乱反正，鸣鼓矫俗之大义也，未是夫穷理尽性、陶冶变化之实论也。若能原始要终，以天地为一区，万物为刍狗，该览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祸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于道矣。”（《三国志》卷二三《魏志·常林传》注《魏略》）在这些话语当中，汉魏之际的士大夫明确地讲到，就是要把取代儒教的什么思想寄托在老庄方面。如果借用宇都宫清吉氏的话来讲，六朝的精神是在超越了汉代的礼教主义的方外主义当中以完美的表现而体现出来的。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