踞食论争的背景——范泰与洹寺

范泰，字伯伦，东晋永和十一年（355年），作为范宁的长子而出生。如在前一章中考察过的那样，他也参加了作为其父范宁毕生事业的《谷梁传集解》的撰作，其中到处可以看到他的意见。范泰出身于东晋的太学博士，与其父的情况不同，他是相当顺利地开始其官僚生活的。然而，元兴元年（402年），桓玄的势力压倒了中央的政界，当初是将范泰的父亲范宁和祖父范汪压制到底的桓温，而作为其子的桓玄，这一次又将范泰放逐到了丹徒。不过，在丹徒，也就是京口，不久刘裕就兴起打倒桓玄之兵。大概可以考虑，范泰在丹徒或与刘裕多少有所接触。即便只说是反桓玄派的人物，也就成为他接近刘裕的充分理由。不久刘裕成功地打倒了桓玄，并开始朝着篡夺东晋王朝的方向发展，范泰则一直是作为刘裕一方的人物。义熙十二年（416年），作为向征服后秦王朝而处在北征途中的刘裕授予九锡的使者，范泰陪同袁湛前往彭城，并一直到达洛阳。据说到了洛阳的范泰并没有与袁湛同行参拜晋帝陵（《宋书》卷五二《袁湛传》），这件事大概足以显示其对由刘裕不久即将开启的新王朝的媚态了。

这样一来，在宋王朝，范泰的地位理应是很辉煌的。但是和预想不同，他并没有取得什么要职，而是止步于实际上并没有开设的国子学祭酒这一闲职的地位。在新王朝开启之际，他也到了已是66岁高龄的境况。进而，在其本传中还说道：“拙于为治，故不得在政事之官。” (2) 还有，他“好酒，不拘小节，通率任心”，始终是一个自尊心很强而好浮华，通过谐谑而驳倒对手的文人贵族，从正史纪事所体现的范泰的形象就是这个样子。 (3) 不过，即使认为这是属于旧有的贵族势力方面的表现，然而新政权，似乎至少与其开始所抱的原则是难以相容的。 (4) 在新政权之下对其贵族趣味给予满足的人物，似乎就是当时的谢灵运、颜延之、慧琳道人等所拥戴的庐陵王刘义真——刘裕的第二子，范泰在之后所写的文章中说道：“但猥蒙先朝忘丑之眷，复沾庐陵矜顾之末。息（范）晏委质，有兼常款。”（本传）422年，宋武帝亦即刘裕崩后，其长子刘义符——少帝——即位。但是到了424年，顾命之臣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等杀死了刘义真，进而废黜了少帝，拥立了刘裕的第三子刘义隆，亦即文帝。对于除了谢晦大都是新兴贵族的徐羡之等人的专横早就感到非常厌恶的范泰，其愤怒因这一事件而达到了顶点。在元嘉二年（425年）的元旦节，他最终决定离开都城，在东阳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5) 可是，到了翌年（426年），又是政局的转变，徐羡之等人被除掉，范泰再次回到了都城，而且被授予侍中、左光禄大夫、国子祭酒、领江夏王师，从朝廷得到了优厚的待遇。我认为，与谢灵运和颜延之不同，虽然未必是一代文宗 (6) ，但却是个爱挑剔的元老，而且“博览篇籍，好为文章，爱奖后生，孜孜无倦”的范泰，在士大夫社会是有着相当影响力的人物。

那么，范泰在宋王朝的第一年即永初元年（420年），将修建在都城的邸第的西半边划出来建造了一个佛寺，并且邀请慧义做那里的住持。因为慧义和范泰的关系被比作身子和须达的关系，所以就定名为祇洹寺（《宋书》本传以及《高僧传》卷七《慧义传》，T50，368c）。说到慧义，他在东晋末期曾对刘裕说，有三十二璧、黄金一降临到新王朝开启者这样的符命，而自己是从嵩山出来寻找这一符命的，他是参与宋王朝的创业而有力量的一位怪僧。曾经作为授予九锡的使者的范泰，还有慧义，也就是在禅让的时候起到了不可缺少的作用的这两个人之间通过一种奇妙的结合，祇洹寺得以开基了。如果想到刘裕感谢嵩山之神灵的《祭嵩山文》（《初学记》卷五）其实也是范泰执笔所写的这一情况，两人奇妙的结合就更加容易理解了。

就像其父亲和祖父一样，范泰也从年轻时就是佛教的信徒（《上表》1）。而且关于佛教，他也似乎积累了相当多的钻研。在竺道生的传记中说道：“王弘、范泰、颜延之 (7) 并挹敬风猷，从之问道。”（《高僧传》卷七，366c）在《出三藏记集》卷一二所引陆澄《法论目录》中著录的《问竺道生诸道人佛义》（范伯伦）、《众僧述范问》、《范重问道生往反三首》、《傅季友（傅亮）答范伯伦书》（T55，84b）等一系列的书简，就说明了在他与竺道生们之间就有关佛性交换意见的情况。还有，在《法论目录》中，除以上的之外，作为范泰所写的东西，还列出了《与诸道人论大般泥洹义》（83a）、《与诸道人论般若义》（83b）、《答谢宣明（谢晦）难佛理》（85a），还可以看到卞湛回答范泰论难的《报应论》（84c）。泥洹佛性说是竺道生早就主张的，在当时的思想界掀起了很大的波澜 (8) ，可以知道范泰热心于对这种新思想的吸收，而且他回答谢晦的文章大概也是体现出其作为护教者的立场的。

到了老年，范泰的心似乎越发地被佛教俘虏了。“臣事久谢，生涂已尽。区区在心，唯来世而已。”（《上表》2）而且作为祇洹寺的檀越的他，以宛如对待自己的孩子成长一样地喜爱和看护着这个寺院的发展。他在写给隐居于始宁别墅的谢灵运的书简中说道：“祇洹中，转有奇趣，福业深缘森兮满目。”（《广弘明集》卷一五，T52，199c）在他随着这个书简把祇洹寺的各种像赞一起送给谢灵运，并请求其应和的作品的时候，很快就收到了谢灵运的回书。“山间幽阻音尘阔绝，忽见诸赞欢慰良多，可谓俗外之咏。寻览三复味翫增怀，辄奉和如别，虽辞不足睹然意寄尽此。从弟惠连后进文悟衰宗之美，亦有一首，并以远呈。承祇洹法业日茂，随喜何极。六梁微缘，窃望不绝。”（同上，200a） (9) 顺便一提的是，在《广弘明集》中，就收载了范泰的各种像赞中的《佛赞》，及谢灵运的应和之作《佛赞》、《菩萨赞》、《缘觉声闻合赞》。

正如从以上的往还书简中也可以察觉到的那样，祇洹寺对范泰来说确实是灵魂游息之地。据说宋文帝在某时曾讲到：“范泰、谢灵运常言，《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必求灵性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高僧传》卷七《慧严传》，367c）其所讲的就是，政治的问题在于儒家的六经，人的灵魂的问题在于佛经。范泰如何能够使灵魂沉潜于佛经当中呢？虽然已经没有可知的理由了，但是为了其灵魂的游息而经营祇洹寺的事情则是确实的。不得不置身于与徐羡之等人的严峻对决，一时间连生命安全都难以保证的他，据说为了幽冥之福，又将果竹园六十亩捐赠给了祇洹寺（《高僧传》卷七《慧义传》，368c）。大概正是为了能够作为灵魂的游息之地，才在那里寄托了很多范泰的个人兴趣和嗜好。他与谢灵运的往还书简，就使人想到这一情况。于是也就很有可能成为为了夸示在政治世界里没能够充分满足的权势欲且极其世俗性的工具而被利用。他还曾经向文帝请求赐予御制的祇洹寺碑赞（《上表》2）。尽管文帝最终是拒绝了，然而作为范泰，大概就是想借天子的威光来提高祇洹寺的权威的。

可是，在对范泰来说应该是灵魂游息之地的祇洹寺，确实出现了不祥的问题。这就是以慧义为首的僧侣们，采用了印度式的饮食做法的事情。作为在此之前对于慧义们来说确实难得的檀越范泰，以这一事情为界限，一下子变成了挑战性的态度。于是，在两者之间反复地出现了激烈的论战。这就是所谓的踞食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