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汉的太学

东汉王朝基本上继承了西汉武帝以来的太学制度，也就是设置各专一经的五经博士，在博士门下修完一定学业的博士弟子——太学生——必须接受考试而任用为官职的制度。东汉的太学，是在距离王朝创业的时日尚浅，光武帝还处于兵马倥偬之间的建武五年（公元29年），开始在洛阳城的开阳门外，离宫城八里的地方，准备设置长十丈、宽三丈的讲堂（《纪》一《光武帝纪上》及其注引陆机《洛阳记》）。 (2) 对于这一建设，有记载说：“诸生、吏子弟及民以义助作。”（《东观汉记·光武帝纪》）不久即渐成规模，到汉明帝（公元57—75年在位）的时候，就像作为匈奴伊秩訾王的大车且渠前来入学所象征的那样，即达到了也迎接异民族统治者阶级出身的入学者这种程度，呈现出非常兴隆的景象（传二二《樊准传》、传六九《儒林传序》）。然而，到了距离其创设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汉安帝（107—125年在位）的时代，太学一变而成为“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童荛竖，至于薪刈其下”（《儒林传序》）这样一种荒废的景象，也就是太学里的学问荒废的景象。“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

招致这样学问荒废的最初原因，最主要的就是排斥了古文学而只能教授今文学，这样必然使教学的内容固定化，使得学问失去了创造性。我想大概就是这样。刚被立为学官时的十四博士，也就是《易》为施、孟、梁丘、京氏，《尚书》为欧阳、大小夏侯，《诗》为齐、鲁、韩，《礼》为大小戴，《春秋》为颜、严；这14个博士，不用说完全都是“以家法教授”的今文家（《儒林传序》）。当然，在光武帝的整整一个时期，《左传》是曾经被立于学官而讲读议论的。 (3) 由于古文学的兴隆说起来是时代的要求，所以即使是作为朝廷大概也不能完全无视。这之后的汉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又下诏书令在选拔高材生的基础上，安排他们学习《左氏》、《谷梁》、《古文尚书》、《毛诗》（纪三《章帝纪》、传二六《贾逵传》）。再有，虽然说是以高第者擢为讲郎，并使其在近署给事，但是古文学根本就不被立于学官（《儒林传序》）。朝廷还是固执于今文学的。而且太学生面对着始终必须遵守家法的这一方针。比如，在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年）拜命为司空的徐防上疏说道：

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浸以成俗，诚非诏书实选本意。……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传三四）

徐防的上述意见据说被原封不动地采纳了。被立于学官的只是排他性的今文学，而且，在作为其学风而被要求必须遵守家法乃至师法的时候，扎根于从“意说”一词就能够感受到的批判精神的那种创造性的萌芽被扼杀了。自然而然地，无为、安逸、惰性一类的人物就成为广泛支配性的了。所谓“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大概就是这种趋势的景象。在《儒林传序》中所看到的上面这句话，出自尚书令樊准的上疏所讲的“今学者盖少，远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竟论浮丽”（传二二）当中。那么樊准上疏的时候是在邓太后临朝的时代，说起来也就是从元兴元年（105年）汉和帝死，到汉安帝永宁二年（121年）太后死之前的事情。

应该怎样打破太学的沉滞呢？为此，朝廷所进行的就是伴随着学舍的新建等若干制度上的改革。这是依照将作大匠翟酺的意见：“光武初兴，愍其荒废，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明帝时，辟雍始成，欲毁太学，太尉赵憙以为太学、辟雍皆宜兼存，故并传至今。而顷者颓废，至为园采刍牧之处。宜更修缮，诱进后学。”（传三八）这样一来，从汉顺帝永建六年（131年）九月开工，到翌年阳嘉元年（132年）七月完工（纪六《顺帝纪》），“用作工徒”，也就是参加的工匠有11.2万人（《水经注》卷一六《榖水注》）。新建起来的学舍有240房，1850室（《儒林传序》）。在为纪念完工所进行的明经考试中，连落第者也都补为博士弟子，而且甲乙科员各增加了十人（《顺帝纪》）。大概就是在西汉末期平帝的时候，所谓“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汉书·儒林传序》）中的甲乙科，当然也就是将博士弟子任用为官僚的范围扩大了。进而尚书令左雄奏言道：“征海内名儒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禄。”或者像汝南的谢廉、河南的赵建，都是刚到12岁，就以其十分精通于经书而令拜命为童子郎等 (4) ，因为这些做法，以至于“负书来学者云集京师”（传五一《左雄传》）。随后到了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除了让受到郡国推举的50岁以上、70岁以下的明经者就学于太学之外，还让从大将军到六百石官员的子弟来受业 (5) ，如果岁满的话，在考试的基础上以高第者五人为郎中，以次席五人补任为太子舍人（纪六《质帝纪》）。这样一来，来到太学的游学者激增，在公元2世纪中叶，实际达到了三万余人这一令人吃惊的数字（《儒林传序》）。

可是这一数字并不一定意味着太学里学问的兴隆。“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儒林传序》）通过设施上的扩充和并非基于自发入学而是强制的入学奖励，还有可以说是争取人气的各种政策，太学生数量确实激增了。但是在教课内容上却没有多少修改。而且，所谓章句之学，如果能够将其称为传统的话，就像这一传统甚至都表现为“疏”那样，已是完全被用尽了。不仅如此，由于太学生激增这一确切的事实，太学又不能不承担起新的课题了。

三万余人的太学生，都是抱着成为朝廷官僚的志向而汇集起来的人，是“禄利之路”使他们这样的。最重要的是，太学是官僚培养机构，太学生是官僚预备军。以逸民的话来说，太学也就是又一个“帝王之庭”（《后汉纪》卷二二，夏馥）。如果太学生只是以真正的学问研究为目标的话，那么在全国各地，有着很多可以适合他们要求的私塾。比如虽然被征为博士而不去就任的山阳瑕丘的檀，据记载，其“立精舍教授，远方至者常数百人”（传五七《党锢传》）。在那里比太学大概具有更为自由的学风。而且不只限于今文学，讲授古文学的私塾当然也是存在的。比如，习于《古文尚书》的陈留东昏的杨伦，在大泽中讲授，弟子达千余人（传六九《儒林传上》）。不过，大多是要作为朝廷官僚而云集的太学生们，其中又有几人最后成功地达到了目的呢？即使甲乙科策试的范围各扩充十人，但是要满足三万余人的要求，大概还是非常没把握的。而且，朝着非由正路的所谓浊流官场的进出也逐渐变得显著起来，这就更带来了时代性闭塞的情况。即使以及第的甲科通过策试而被采用为郎中，在那时候的三署里，据说有七百余人或者两千余人的郎官甚至连固定职务也没有的过剩状态。 (6) 太学生们与清流运动相呼应，在高呼着“文学将兴”的同时又高呼起“处士复用”的情形就根源于这种背景。清流运动无疑扰乱了针对由浊流势力所造成的选举制的破坏而进行一致攻击的准星。早在阳嘉二年（133年）李固的对策中，就主张对中常侍也就是宦官子弟的出仕应该给予限制：“又诏书所以禁侍中、尚书中臣（中朝之臣）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权，容请托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皇帝、皇后）之侧，声势振天下，子弟禄仕，曾无限极。虽外托谦默，不干州郡，而谄伪之徒，望风进举。今可为设常禁，同之中臣。”（传五三）还有，汉桓帝时的尚书朱穆在上疏中说：“案汉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建武（公元25—55年）以后，乃悉用宦者。自延平（106年）以来，浸益贵盛，……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故放滥骄溢，莫能禁御。凶狡无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势怙宠之辈，渔食百姓，穷破天下，空竭小人。”（传三三）例如，据称是与朱穆的这一上疏相前后的延熹二年（159年），因为一扫外戚梁氏之功而被授予侯爵，从而替代了梁氏五侯而被称为“五侯”的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等宦官五人当中，单超的弟弟单安为河东太守，其弟弟的儿子单匡为济阴太守，徐璜的弟弟徐盛为河内太守，其兄长的儿子徐宣为下邳令，左悺的弟弟左敏为陈留太守，具瑗的兄长具恭为沛相。宦官子弟就任地方官是很明显的事情（传六八《宦者传》）。不仅如此，如果有讨好于宦官的官僚，那么也就有成为其宾客而在猎官运动中神魂颠倒的人。建康元年（144年）被举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皇甫规在对策中讲到：“公卿以下，至于佐吏，交私其（中常侍、小黄门之）门，终无纪极。顽凶子弟，布列州郡，并为豺狼，暴虐群生。”（《后汉纪》卷一九）再有，在时代降至汉灵帝的时候，郎中审忠说道：“州牧郡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传六八《宦者·曹节传》）这样，所谓清流们认为选举制和辟召制都是因为浊流的压力而濒于危殆的这样的危机感加深了。而且这种危机感又是太学生们人所共有的。

桓帝时代（147—167年）的太学，已经有了成为清流势力之一大据点的趋势。永兴元年（153年），作为刺史而前往冀州监察的朱穆由于宦官赵忠一族的弹压，被问以输作左校之罪；以刘陶为首的太学生数千人蜂拥至宫阙前，都自愿以身受刑，进行了强硬的上书，从而使朱穆成功获释（传三三）。延熹五年（162年），在因为拒绝了来自徐璜、左悺等人的贿赂要求的议郎皇甫规也被判处输作左校之罪的时候，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进行了抗议行动（传五五）。所以有云：“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明夷待访录·学校》）在当时的太学生中名声特别高的，就是陈留的符融、太原的郭泰、颍川的贾彪、南阳的何颙等人，他们与作为清流势力之巨头的司吏校尉李膺、太尉陈蕃、尚书王畅等结成了亲密的交情。其中又如郭泰，在由清流之间所编排成的天下名士列表即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当中，甚至被排了在“八顾”之首（传五七《党锢传序》）。

清楚地记载了太学内如此沸腾情况的，大概就是《循吏·仇览传》（传六六）。仇览，一名香。陈留考城人。在已年过四十而任考城县主簿的时候，仇览被县令王涣预测将会是个人物，从而受到了“今日太学曳长裾，飞名誉，皆主簿后耳。以一月奉为资，勉卒景行”这样的激励，随即前往太学游学，并且在那里与同郡符融所住的房间相邻。 (7) 尽管在名声很高的符融那里总是聚来满屋的宾客，但是仇览并没有想与之过话。符融对仇览这样的情形反而注意起来。一日，他这样说道：“与先生同郡壤，邻房牖。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可是何览却说：“天子修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留下这句话后便起身离去。符融把这件事讲给了郭泰，二人再次来到仇览的房间造访，仇览才特意请郭泰留宿了一晚。

上面的故事，说明了各种情况，诸如当时的太学既是从全国聚集来的“志士”们相互结交和高谈阔论的地方，又是像仇览这样的专心于“经学”者反倒不免被当做“固”而遭受白眼的环境等等。当然，对浊流的批判大概是主要的内容。能够高呼“文学将兴，处士复用”的人，大概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先是，京师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传四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