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逸民与党人

“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传六九《儒林传论》），正如范晔所记述的那样，东汉王朝的国运，的确在桓帝时代（147—167年），还有接着的灵帝时代（168—189年）开始倾斜，预示着不久就将到来的衰落。然而在其反面，桓帝的时代又是多姿多彩的人才辈出的时代。“及孝桓（桓帝）之时，硕德继兴，陈蕃、杨秉处称贤宰，皇甫（规）、张（奂）、段（颎）出号名将，王畅、李膺弥缝袞阙，朱穆、刘陶献替匡时，郭有道（泰）奖鉴人伦，陈仲弓（寔）弘道下邑。其余宏儒远智，高心絜行，激扬风流者，不可胜言。”（传五一《左周黄传论》）桓帝时代，又如其所说的“在朝者以正议婴戮，谢事者以党锢致灾”（同上）那样，对士人来说不管采取出处进退的何种态度，都确实是一个多事多难的时代。尽管如此，或恐怕应该说是正因为如此，多姿多彩的人才不断出现，通过他们的努力，王朝的命运也几乎得以保住了。“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呜呼！”（同上）范晔的这种想法，大概还可以由如下的一段文字来补充：“及诛梁冀，奋威怒，天下犹企其休息，而五邪嗣虐，流衍四方。自非忠贤力争，屡折奸锋，虽愿依斟流彘，亦不可得已。”（纪七《桓帝纪论》）　

延熹二年（159年），桓帝暂时在解除梁冀权力的事情上取得成功。但是，其权力接着又被掌握在了“五邪”也就是单超、徐璜、左悺、唐衡、具瑗等五人的宦官集团手中，其毒害则弥漫于天下。据说，如果没有与他们相抗衡的忠贤之臣存在的话，说不定甚至会发生像夏朝的帝王相和周朝的厉王那样出奔的事态。所谓“忠贤”，根据唐代的《后汉书》注家章怀太子李贤所记，也就是李膺、陈蕃、窦武、黄琼、朱穆、刘淑、刘陶等人。大概可以认为，范晔在这里是把桓帝以后的历史当做宦官与士人社会这一相互对立的两者关系的展开做图示性把握的。而且这一士人社会中最为尖锐并形成先导者的部分，无疑就是所谓的党人了。那么，范晔对于这些党人又给予了怎样的评价呢？尽管陈蕃作为宰相而和窦武一同努力到党人一派的结束，但是结果遭遇宦官曹节而致吃了败仗，让我们来看一下范晔针对其人的有关评论：“……彼非不能絜情志，违埃雾也。愍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传五六《论》）所谓“絜情志，违埃雾”，所谓“离俗”，所谓“遁世”，都是指称孤高的隐逸者的词语。然而，在陈蕃并非要选择采取这样的态度，而是出于无法抑制的心情而竭力于救济“人伦-社会”的身影当中，范晔是想使人看到其求道者式的崇高程度。

在东汉中末期，隐逸者式的生活态度作为士人社会当中的一种支配性的风潮而确实存在着。“汉自中世以下，阉竖（宦官）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絜、放言为高。士有不谈此者，则芸夫、牧竖已叫呼之矣。故时政弥惛，而其风愈往。”（传五二《陈寔传论》）这种隐逸的风潮，就是与宦官对政权的蚕食这一特殊情况相关联的。在其限度上与党人派的诞生如出一辙。我们最好是把如下所示的《逸民传序》和《党锢传序》相比较来看。“自后（桓帝以后）帝德稍衰，邪孽当朝。处子耿介，羞与卿相等列，至乃抗愤而不顾，多失其中行焉。”（传七三《逸民传序》）“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宦官），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传五七《党锢传序》）。

像这样，甚至在措辞表现上都一致地讲述有关逸民和党人的情况是很值得注意的。说逸民和党人都是作为与宦官对立的一极而出现的，这是范晔的看法。然而，这两者中的一方逸民是抛弃现实的，而另一方党人则是义无反顾地与现实交锋和奋斗的。于是，范晔所称扬的并非前者，而始终是后者。在《陈蕃传论》中所说的“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不用说就是根据《论语·泰伯篇》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正是因为其始终不放弃这种作为士人的责任，陈蕃才是值得范晔称赞的。在失去了正义与公正的社会，亦即至少范晔是这样认为的东汉末期的社会，这些党人所起的作用是应该给予充分评价的。“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陈蕃传论》）

排除隐逸者的生活态度而充分评价陈蕃履行了作为现实社会的士人之责任义务的这一评论，就是范晔主张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强有力的发言。但是问题不只限于党锢时代。进一步往后的时代，就有关对曹操篡夺王朝的企图而泼以冷水的孔融（字文举）的评论，范晔又讲到：“若夫文举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动义概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王朝革命），事隔于人（曹操）存；代终之规，启机于身后也。夫严气正性，覆折而已。岂有员园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懔懔焉，皜皜焉，其与琨玉秋霜比质可也。”（传六〇《孔融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