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据记载，在使人看到清流运动在中国各地不断高涨的公元2世纪中叶稍后的时候，在东汉洛阳的太学生中间发出了“文学将兴，处士复用”的期待之声（《后汉书》卷四三《申屠蟠传》，以下在本章中引用《后汉书》的地方省略标出《后汉书》）。这里所说的“文学”，无疑就是讲到“文学子游、子夏”时的文学，也就是现在所谓学问的意思。众所周知，清流运动最终归结为清流士人当中的激进分子在党人的名义下被从官场驱逐的党锢事件，但是这里“处士复用”一事先暂且不论。尽管清流运动受到挫折，然而或者应该说正因为如此，“文学”，大概可以说没有辜负太学生们的期待而兴起了。在这一疾风怒涛的时代，出自清流士人，特别是党人们的各种著述等所保留的事实，就有力地说明了这种状况。所以极为容易看到这样的事例，党禁唤起了人们由内在产生的进行著述的欲求。

“及党事起，（应）奉乃慨然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伤，著《感骚》三十篇，数万言”；“荀爽……后遭党锢，隐于海上，又南遁汉滨。积十余年，以著述为事，遂称为硕儒”；“陈纪……及遭党锢，发愤著书数万言，号曰陈子”；“张奂……禁锢归田里（敦煌酒泉）。……奂闭门不出，养徒千人，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如此等等。除了在《后汉书》各自的本传中所能看到的事例之外，还有赵岐和郑玄的例子。赵岐的《孟子注》，虽然是在党锢发生之前，但却是他在为躲避宦官唐衡一派的迫害而隐藏在北海孙嵩住所的夹壁墙里的时候所撰写的。 (1) 还有，郑玄孜孜不倦地注释经书的工作，其动因，我想无疑就是其面临着党锢和紧接其后的黄巾之乱，还有在这些接二连三的事态当中其与弟子们的关系紧张。再有，本章中将稍加深入考察的《春秋公羊传解诂》的著者何休，也是连坐于党禁的一个人物。

然而，不管是何时的情形，如果认为在他们期待的背后积蓄着对当时状况的不满，那么令太学生们呼喊出“文学将兴”的原因，不外乎就是学问的沉滞，尤其是在太学中的学问的沉滞。那么让太学生对学问的沉滞抱有不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先讲一下有关东汉太学的概况。所以我想接着再举出《公羊解诂》的问题。如果想到太学中学问的样式，还有何休本身就是党人，再有就是太学与清流的相互关系，那么抛开这些问题来讲《公羊解诂》的形成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