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党锢与太学
那么，文学真的兴起了吗？处士真的被任用了吗？将好像是被热病缠住一样的整个太学的兴奋比作战国时的处士横议之风的申屠蟠，预料到将会有不幸的结局因而离开了太学。在两年之后，也就是延熹九年（166年）即发生了党锢事件。以李膺为首的清流派激进分子两百余人被处以禁锢之刑，而且在当时浊流们告发李膺等人的上疏中，有如下的说法：“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党锢传序》）值得注意的是，李膺等把太学生如同党羽一样地培养的事实是其遭到弹劾的第一项事情。还有，所谓“诸郡生徒”，大概就是指作为小规模之太学的郡国学校的生徒，还有比如与李膺有姻亲关系的、颍川长社的钟皓在密山经营的私塾的生徒 (8) （传五二）。不管怎样，党锢一发生，贾彪在作为外戚的城门校尉窦武和任尚书的霍谞等人那里活动的结果，就是到了永康元年（167年）六月，党人被从洛阳的各个监狱里释放了出来。但是终身禁锢之刑不变，名籍照旧留在王府里。同年十二月桓帝崩，灵帝立，作为窦武之女的窦太后临朝，在对清流势力怀有同情的窦武的影响力之下，党人复归官场的情况相继出现了。然而这也是很短暂的。与依靠窦太后的宦官们的对立，最终甚至发展到了建宁元年（168年）的武斗。结果是窦武一方决定性地败北。在翌年（169年）发生了第二次的党锢。第二次党锢比第一次党锢更为激烈。据记载，狱死者百余人，“妻子徙边，诸附从者，锢及五属”，被处以死、徙、废、禁之刑者有六七百人。其结果反而是“天下豪桀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党禁完全被解除，实际是在黄巾军蜂起的中平元年（184年）因为朝廷担心党人与黄巾军合谋的结果（纪八《灵帝纪》、传五七《党锢传序》）。这样，在朝廷一日比一日混乱加深的事态当中，对“处士复用”的期待变成现实的条件大概已经不存在了。中平五年（188年），尽管朝廷下了补选处士荀爽、郑玄、韩融、陈纪、申屠蟠等14人为博士的诏书，但是给人的印象是并没有一个人接受。然而，对“文学将兴”的期待，却有名无实地还没有终结。
确实，与清流运动关系很深的太学，以党锢为分水岭，就如同颓废和寂寥来临了一样。“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儒林传序》）太学生们的相互告发又是以怎样的方式进行的呢？这是无法知道的。但是即如曾经的太学名士何颙，一被列在党人的名籍上，就假冒姓名而打算逃命于汝南了（《党锢·何颙传》，以及《三国志》卷一〇《魏志·荀攸传》注《张璠汉记》）。还有，熹平元年（172年）窦太后崩，不知何人在朱雀阙上书写了“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方者”，因此被认为是针对宦官政府的谗谤而进行彻底的搜查，其结果是太学诸生千余名被捕（《灵帝纪》、《宦官·曹节传》）。曹节、王甫、侯览都是倾权于当时的宦官。汉献帝被董卓强迫迁都于长安，太学也迁到了此地。初平四年（193年），在课试四十余名儒生的时候，尽管已经决定上第者任为郎中，中第者任为太子舍人，落第者罢黜，但是实在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朝廷又重新下了诏书说：“孔子叹学之不讲，不讲则所识日忘。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罢者（落第者），听为太子舍人。”（纪九《献帝纪》）从应课试的人仅达到四十余名的情况就足以使人想到太学生的锐减，而且他们又都是离开故乡，每天的生活也很穷困的样子。
这样，太学就面临着颓废和寂寥了。尽管如此，或是正因为如此“文学”才兴起了。这里特意采用转折式表述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其事实是，首先地方的私塾显示出了胜过以往的兴盛。太学生们已经舍弃了对国都洛阳的迷恋，而散在全国各地，并非为了利禄的学问，开始在地方上着实地扎下了根。担当了这种培养生徒之任的，尽管有时是割据地方的群雄 (9) ，但是大多是清流人士或者党人 (10) ，乃至原来的太学生们经营的私塾。比如返回故乡太原介休的郭泰，据说也教授了计以数千人的弟子（传五八）；即使在远方的蜀地，例如广汉绵竹也有由学于太学的董扶和任安开设的私塾。 (11) 太学生此时成了有力的文化传播者。
《三国志》卷一一《魏志·邴原传》注引《邴原别传》淋漓尽致地记载了，为寻找真正的老师，当时的青年们负笈万里之途而外出游学的那种兴奋。朝气蓬勃而有志于地方游学的北海朱虚的邴原，其同郡安丘有一个叫孙崧的人，也就是曾经藏匿过赵岐的孙崧。在拜访这位孙崧时，邴原被询问道：“君乡里郑君，君知之乎？”其所说的郑君就是指北海高密的郑玄。 (12) 对于孙崧的提问，在邴原回答说“然”之后，两人就开始了以下的问答。孙崧曰：“郑君学览古今，博闻强识，钩深致远，诚学者之师模也。君乃舍之，蹑屣千里，所谓以郑为东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邴原曰：“先生之说，诚可谓苦药良针矣；然犹未达仆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规不同。故乃有登山而采玉者，有入海而采珠者。岂可谓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谓仆以郑为东家丘，君以仆为西家愚夫邪？”于是，孙崧以自己之非而致歉，又以在兖豫地方士人中多有知己而给邴原写了介绍信，但是邴原只是将介绍信留在了家里，与同乡管宁，以及平原高唐的华歆结伴踏上了游学之路。 (13) 邴原之所以没有携带孙崧的介绍信，是因为他认为学问“非若交游待分而成”。据说汝南名门出身的袁弘也是为了隐瞒自己贵势的身份，“乃变姓名”而叩于师门（传三五《袁闳传》附）。与之同样的，在弟子与老师的紧张关系上，社会性的外在保护层反而也只会增添麻烦。这样说来，邴原是在陈留以韩子助（卓）为师，在颍川以陈仲弓（寔）为宗，在汝南与范孟博（滂）结交，在涿郡与卢子干（植）相亲近的。 (14)
在拥有数百人、数千人而形成的私塾当中，因为维持其秩序的需要，大概主要根据修业的深浅而采取了一定的阶层制。 (15) 而且并不只是读书，大概生产劳动也是塾生们每天的重要课程之一。 (16) 在东汉末严峻的社会环境之下，学团的存在必须与各种各样的外来压力进行斗争，有时还会陷于解散的窘境之中。 (17) 这样，当时的私塾，就是读书和劳动一体化的生活集团，因此可以想象，以其本身形成了一个聚落的情况大概也有不少。 (18) 无论怎样，作为与邴原同时代的人，彼此也相识的北海营陵人王修，其诚恳地写下的《诫子书》，就是可以作为给到远方游学的子弟来读的文字。王修自己就有过在20岁的时候到南阳游学的经历（《三国志》卷一一《魏志》）。
自汝行之后，恨恨不乐，何者，我实老矣，所恃汝等也，皆不在目前，意遑遑也。人之居世，忽去便过，日月可爱也，故禹不爱尺璧而爱寸阴。时过不可还，若年大不可少也，欲汝早之，未必读书，并学作人（从《太平御览》卷四五九引用的文章在此之后作为继续而插入了数句。“汝今逾郡县，越山河，离兄弟，去目下者”），欲令见举动之宜，观高人远节（又《御览》在下面插入有“闻一得三”一句），志在善人，左右不可不慎，善否之要，在此际也。行止与人，务在饶之，言思乃出，行详乃动，皆用情实，道理违斯败矣。父欲令子善，唯不能杀身，其余无惜也。 (19)
再有就是，加上私塾的繁荣，以及归结于党锢的清流运动的挫折，“文学”的确从中兴起了，这一情况虽然如我开始论述过的那样，从党人留下很多著述的事实中得到了说明，但是在这里，我想特别举出何休来加以考察，即何休的《公羊解诂》是怎样回答“文学将兴”这一期待的，又是怎样反映着清流运动中所展开的思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