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的成书及其被接受

记载了西汉12代、230年事迹的《汉书》，是班固自东汉明帝永平（公元58—75年）中奉诏开始，历经二十余年而在建初（公元76—83年）中完成的。尽管历史上以其被冠上班固一人之名为通例，但是众所周知，称作是班氏一家人及其周围的人们共同述作则更为合适。其原本是以班固之父班彪作为《史记》的续篇而写出的《后传》乃至《后篇》数十篇为基础的。 (7) 不过，《汉书》作为西汉一代的断代史而被完成，班彪始终以接续《史记》为目的，尽管这成为很大的问题，但是即使在今天我们也能够弄清楚的经过班彪执笔情况的部分，是存在于《汉书》中的。 (8) 而且，《八表》和《天文志》，还保留了班固之妹班昭亦即曹大家的执笔。但是由于其中还有欠缺的部分，所以据说是又命马融之兄马续所续纂的。 (9) 这样一来，《汉书》当中只有哪些部分是本来由班固执笔的呢？对此有疑问的人也不少。对司马迁宽而对班固严的郑樵严厉地评论道，作为由班固自己执笔的就是《古今人表》一篇而已，也就是脱离了表之本义的《古今人表》一篇而已。 (10) 或者还有说班固剽窃了父亲班彪的文章这样的非难，在颜师古的时代似乎也已经存在了。在以“司徒之掾班彪曰”开始的《韦贤传赞》的注中即说道：“师古曰：《汉书》诸赞，皆固所为。其有叔皮（班彪）先论述者，固亦具显以示后人，而或者谓固窃盗父名，观此可以免矣。”（HP.73，21a）

那么无论如何，尽管《汉书》在成书的同时就广泛地流传于世了 (11) ，但是由此开始，难解的词语、难解的句子也已经有不少了。据说为此朝廷命马融亲自从班昭那里学习读法。 (12) 这样一来，有关《汉书》的传授而有些特异的方法，大概早就产生了。《史通·古今正史篇》在关于《汉书》的地方有云：“始自汉末，迄乎陈世，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也就是说，《汉书》是拟于经书而通过“专门受业”的方法被传授的。在《隋志》“史部·正史类”将这一情况表述为“师法相传”。亦即：“……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三国志》及范晔《后汉》，虽有音注，既近世之作，并读之可知。梁时，明《汉书》有刘显、韦稜，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史记》传者甚微。”如在这里的引用所能看到的那样，隋朝的萧该和包恺，或是唐朝的刘纳言，被称为“宗匠”，还有唐朝的秦景通兄弟被称作“师匠”，也就是与《汉书》特有的传授方式有关的。“宗匠”乃至“师匠”的词语在被用于有关《汉书》学者以外的例子，在所谓的外典当中的确是很少有的。 (13)

作为可以使人窥见《汉书》之师法的简单但是很珍贵的纪事，可以在《三国志》卷五九《吴志·孙登传》中看到。黄初二年（221年），孙权的长子孙登一被立为太子，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就被特别地选为宾友而入侍。于是，“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秀之父）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还有，在同上书卷五二《张休传》裴注所引《吴书》中所说的“休进授，指摘文义，分别事物，并有章条”，大概正是传达了作为《汉书》之师法本身的内容。划分章句，指摘文义，大概是以解释出现于其中的事物为主的。但是有关孙登的这一纪事，在传达了《汉书》之师法的同时，在有关《汉书》的接受方式上也提示出了令人兴趣很深的问题。这就是：

（一）　孙权让孙登读《汉书》，目的就是让其学习“近代之事”。对三国人来说，汉代当然还是属于近代领域的。这一点不管怎样使人想象到的情况就是，《汉书》有时候是作为在一些实际的刑政上起作用的书籍，说起来是作为实用的书籍而被阅读的。事实上，其常常成为为政者或权力者喜欢读的书，也成了帝王学之书。可以认为，《汉书》被制作成抄录本，或有时候被改编的情况，都是与此有关的。

（二）　师法本来是经书传授的方法，其也被用于《汉书》的情况说明《汉书》在三国的时候已经获得了与经书并列的位置。还有，三国吴人华覈上疏中的一段也说：“汉时司马迁、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与《六经》俱传。”（《三国志》卷五三 (14) 《吴志·薛综传》）说起来，大概《汉书》成为知识人共通的古典以及大量的注释被写出来，也就是与其被人们接受相呼应的。

在《汉书》的被接受上所能看到的这两种方式，当然不是从根本上截然区别开的，而且应该认为是相互有着紧密关联的。那么现在我想暂且分别就（一）、（二）做进一步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