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初期的天竺中土说
初唐7世纪的沙门道宣（596—667年）以扩充南朝梁僧祐（445—518年）的《弘明集》为目的而编纂的《广弘明集》，是随处夹杂着道宣自己见解的诸家佛教论文集，在其卷首的总序中，开始就写着：“自大夏化行，布流东渐，怀信开道，代有浇淳。”（T52，97a）被用在这里的“大夏”，并不是指张骞在那里见到了邛的竹杖和蜀布而惊奇的那个大夏，亦即后来被拟定为巴克特里亚 (4) 的大夏，而是指佛法的发祥地天竺，这一情况大概从文章的性质就自然清楚了。在道宣的另一部著作《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论》中也有关于佛典翻译的议论，从其说到“梵文天语元开大夏之乡，鸟迹方韵出自神州之俗”（T50，459a），那么大夏是用来与神州亦即中国相对而言的 (5) 情况大概就更能确认了。对于沙门道宣来说，佛法才是最高的价值，因此以天竺作为中夏，换言之即作为世界的中心、文明的中心，把这一意识依托于“大夏”二字上来看，首先是不会错的。如果是这样，那么相反，中国就不能不变成边土了。尽管如此，道宣这样的见解，在其他地方也还有更加直接明快的说法。那就是唐初的排佛论者傅奕（555—639年）编撰的历代25人排佛家列传《高识传》一一加以反驳的《列代王臣滞惑解》（卷六、七），其中举出，在应接东晋肃宗明帝下问是否应该给在乐贤堂画的佛像加写颂辞的时候，蔡谟（281—356年）以“佛者夷人，惟闻变夷从夏，不闻变夏从夷” (6) 而反对，针对这句话，道宣大致如下地说道：
谟之讽议，局据神州一域，以此为中国也。佛则通据阎浮一洲，以此（中国）为边地也。 (7) 即目而叙，斯国（中国）东据海岸，三方则无。无则不可谓无边可见也。此洲而谈，四周环海。天竺地之中心，夏至北行，方中无影，则天地之正国也。故佛生焉。况复隄封所及，三千日月，万亿天地之中央也，惟佛所统，非谟能晓。且庸度生常保局冰，执自以古同，谓家自为我土乐，人自以为我民良，不足怪也。中原嵩洛土圭，测景以为中也，乃是神州之别中耳。至时余分，不能定之。（T52，126c~127a）
接着又说：
江表岛夷，地卑气厉，情志飞扬，故曰扬州。晋氏奔之，更称文国。变夷从夏，斯言有由，则孔子居九夷非陋也。 (8) 且有德则君人，无道则勃（悖）乱。故夏禹生于西羌，文王长于东夷 (9) ，元魏托跋宗族北狄，并君临渎岳，向明南面，岂以生不在诸华，而逆其风化也。至如由余西戎孤臣，秦穆因而霸立，日
狁微类，汉武纳而位存。故知道在则尊，未拘于夷夏也。……（127a）
“故知道在则尊，未拘于夷夏也”，虽然道宣是这样讲的，但并不是说他也认为佛是夷人。他只是因为蔡谟称“佛乃夷人”，而想要驳斥这种以出于夷为理由来排斥佛的说法才这样讲的。佛非夷人的说法已经在前一段中明确了，而且同样地在《列代王臣滞惑解》有关荀济的一条中，称天竺为南梵而从西戎中区分出来（129b），或者还讲佛并不是戎类的胡，而是天种（129c）。这不但不是“未拘于夷夏”，反而和蔡谟完全同样地，很多是“拘于夷夏”的立场了。无论如何，道宣主张的是，天竺位于天地之中央，而且圣贤也是从夷狄中辈出，佛虽说不是在中国所生，但不能说就不是圣人。假如把前者 (10) 称作A说，把后者称作B说的话，那么可以历史性地推定，B说形成早，A说形成晚，而且逻辑上只有A说充分。即使修辞学上认为存在两说，可以说将A说和B说的顺序颠倒过来则会更有说服力。这些问题我留在后面再考察，现在这里只想确认有关天竺中土说与道宣所能明确地检证的情况。
那么，六朝隋唐的各种文献自不用说，我们在细查《广弘明集》的时候，应该很容易察觉的是，道宣的天竺中心说从时代上也绝不是孤立的突如其来之说，而且毋宁说完全不过是对先人之说的复述而已的那种陈腐且缺乏新意的说法。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针对《高识传》的作者傅奕上奏排佛论《减省寺塔僧尼益国利民十一事》，佛教徒们陆续发表的反论被精心地采编在《广弘明集》中。例如其中之一，在卷一一所载护法僧法琳（572—640年）的《破邪论》中，就可以发现回答傅奕所说的“佛生西方，非中国之正俗，盖妖魅之邪气”的文章。庖牺氏蛇身人首，大庭氏人身牛头，女娲氏蛇身人头，秦之远祖仲衍鸟身人面，夏之禹王生于西羌，周之文王也生于西羌，简狄吞燕之卵而生契，禹剖母胸背而生，伊尹出身于空桑，北魏的拓跋氏也是夷狄出身。“然并应天明命，或南面称孤，或君临万国。虽可生处僻陋，形貌鄙粗，而各御天威，人怀圣德。老子亦托牧母，生自下凡。 (11) 何得以所出庸贱而无圣者乎。夫子云，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信哉斯言也。佥曰，有道则尊，岂简高下。故知圣应无方，随机而现。”这是符合道宣的B说的，大概谁也不能否认。法琳接着说道：“寻释迦祖祢（父祖），盖千代轮王之孙，刹利王之太子。期兆斯赴 (12) ，物感则形。出三千世界之中央，南阎浮提之大国，垂教设方，但以利益众生为本。若言生在羌胡出自戎虏便为恶者，太昊（庖牺）文命（夏禹）皆非圣人，老子文王不足师敬。”而且在接着所讲的地方和道宣一样，主张应该将天竺从西胡一类当中区别开。“案《地理志·西域传》言，西胡者，但是葱岭已东，三十六国，不关天竺佛生之地。” (13) （163c）
有关道宣对蔡谟加以评论的前半部分，亦即A说，情况也几乎是一样的。在法琳的另一论著《辩正论》当中道士李仲卿对佛教的论难，即把十异九迷一一道破的《十喻九箴篇》，被几乎原封不动地采录在《广弘明集》卷一三中，其一部分又因被亲鸾的《教行信证·化身土卷》所引用而著名。尽管与其中的外三异相对的内三喻，很遗憾在《教行信证》中没看到引用，但是在其内三喻中，首先是作为“开士（菩萨）曰”而讲述的：“《智度论》云，千千，重数故曰三千，二过复千故曰大千。迦维罗卫居其中也。《娄炭经》曰，葱（岭）河以东名为震旦。以日初出耀于东隅，故得名也。”（176b）
不用说，这是针对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迦维罗卫位于三千世界之中心的情况，还有震旦亦即中国偏在其东隅的情况，从而在经论的权威上寻求证明的。其中《智度论》所讲的地方，就是汇集成千个根据经验所能认识的世界而成为小千世界，汇集成千个小千世界而成为中千世界，汇集成千个中千世界而成为大千世界，亦即所谓三千世界是千的三乘倍数的世界的意思。 (14) 可是，所引用的后一句“迦维罗卫居其中也”，并不是《智度论》中的文句。大概是根据吴的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上中有的“迦维罗卫者，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之中央也，佛之威神，至尊至重，不可生边地。地为倾斜 (15) ，故处其中，周化十万”（T3，473b）。不过不可解的是，西晋的法立、法炬共同翻译而流传的《娄（楼）炭经》中看不到法琳的引文。不仅如此，而且在作为《娄炭经》异译本的隋的阇那崛多译《起世经》中，以及同是隋的达摩笈多译《起世因本经》中也都看不到。不过，尽管在《翻译名义集》卷三《诸国篇》中作为震旦的说明而将完全同样的文章（T54，1098b），还有在《佛祖统纪》卷三二中也将其前半部分的文章（T49，315c），当做“《楼炭经》云”而引用，但是这两部书的撰述是远在后世南宋的事情。如果这样的话，因为《娄炭经》原本是记述有关世界的生成与崩坏的一种地理书性质的东西，所以存在这般文章也是可能的。根据这样的预测来判断，除了考虑或是什么人捏造的，大概也别无办法。不过，作为《翻译名义集》，说到其中所谓《娄炭经》的引用，在别处则作为“琳法师云”而举出“东方属震。是日出之方，故云震旦”的解释，所谓琳法师，大概就是法琳吧。 (16) 不用多加说明，这就是附会于《周易·说卦传》的“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而解释震旦的词语来源，其不仅是内三喻引用之处的《娄炭经》本身的解释，而且如果调查与引文符合的文句在法琳以前没有发现的情况，甚至令人怀疑捏造者或许就是法琳本人。表现为互相揭短的情况恰好是在六朝隋唐期的道佛论争中，这种捏造或附会，对无论道佛任何一方都是家常便饭。
总之，这样在经论上寻求权威的法琳，不仅讲到“诸佛出世皆在中州，边邑不生。边邑若生地为之倾”，而且根据《法苑传》、《高僧传》、《永初记》等所记述的一个小事件，其还附加了若干的评论，从而总结了内三喻。“宋何承天与智严法师共争边中。法师云，中天竺地，夏至之日，日正中时，竖木无影。汉国影台，至期立表犹余阴在。依《算经》，天上一寸地下千里，何（承天）乃悟焉，中边始定。约事为论，中天竺国则地之中心，方别拒海五万余里。若准此土（中国），东约海滨。便可震旦本自居东，迦维（罗卫）未肯为西，其理验矣。”
这不必深论，就是根据道宣的A说。而且还有，其告诉我们，在南朝宋之初，5世纪的前半期 (17) ，智严，更普遍地以慧严之名而为人知的义解僧，才开始提出了基于自然科学知识性的天竺中土说和中国边土说。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