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西邸的谈客
沈约在以后历经的很长的官僚生活，首先是从作为宋的奉朝请 (6) 而开始的。后来在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年），蔡兴宗（《宋书》卷五七）出任安西将军郢州刺史，沈约就任其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进而在泰豫元年（472年），蔡兴宗出任征西将军荆州刺史，沈约又任其征西记室参军，带厥西令。在被任以掌军府之书记的记室参军的事情上，就已经预示了沈约的将来。而且，在蔡兴宗从郢州刺史迁任荆州刺史期间，曾经出任镇东将军会稽太守（469年），沈约在后一年，在给徐勉的书简中回想到“望得小禄，傍此东归”（本传），或许就是指大概会在会稽一起作为同道而言的。
据说少壮时候的蔡兴宗通晓文学并与刘濬有过交往（《宋书》卷九九《二凶传》），因此我认为其与沈璞也并非不熟识的关系。与沈约一同得到蔡兴宗的礼遇并且出任安西府主簿的人当中有范岫，后来蔡兴宗之子蔡撙曾经说道：“臣门客沈约、范岫……。”（《南史》卷二九）当时的士大夫，是至少可以委托两个门生在吏部就职的 (7) ，那么处于孤贫境遇的沈约，有可能从很早就成为蔡兴宗的门客了。沈约在泰始之初，因为蔡兴宗的介绍从而担当奉敕命撰述《晋书》（《自序》）的工作，如果说那是他正式成为蔡兴宗部下以前的事情的话，那么上面的推测就更确实了。
蔡兴宗在泰豫元年（472年）八月一去世，沈约就作为安西将军郢州刺史晋熙王刘燮 (8) 的法曹参军，或是外兵参军兼记室，再次奉职于郢州。在当时沈约的同僚中有庾杲之，而且沈约得以认识作为同僚的范抗之子范云，也就是在这里（《梁书》卷一三）。还有，根据《栖禅精舍铭》（《广弘明集》卷一六，T52，212c~213a）的序可以认为，征西蔡公亦即征西将军蔡兴宗在郢州建的栖禅精舍，就是其在王巾的《头陀寺碑》（《文选》卷五九）中作为头陀寺的原址而说到的“安西将军郢州刺史江安伯济阳蔡使君，讳兴宗，复为崇基表刹，立禅诵之堂焉”的地方。而沈约把在那里的感受吟咏为“重游践”，并且所具纪年为元徽三年 (9) （475年）。
沈约不久作为尚书度支郎而从郢州回到国都，在那里迎来了宋齐的王朝革命（479年）。可是，在尚未处于显著地位的沈约的身边，这一革命如同什么波澜也没产生一样。在新王朝，他首先被予以的官职，就是作为征虏将军雍州刺史亦即后来被称为文惠太子的萧长懋的记室参军。建元四年（482年）六月，萧长懋被立为皇太子，沈约也从襄阳迁回国都，被任命为东宫校尉或者说是家令。其被任命为直永寿省而进行四部图书的校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接着，又作为太子家令同时兼任著作郎（484年）。当时的著作郎，只是专门作为甲族起家的官职而存在的，尽管常常很容易失去其本来的职能，但是在沈约那里，则是通过兼官著作郎的行事而在《起居注》的撰述以及特别是《宋书》百卷的撰述上倾注了心血。 (10)
那么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在永明时代的东宫里，因为喜好文章的文惠太子的影响而文人相聚。即以沈约为首，还有会稽的虞炎、济阳的范岫、汝南的周颙、陈郡的袁廓等人。接着，沈约又成为文惠太子的同母弟竟陵王萧子良于永明五年（487年）在鸡笼山开设的西邸沙龙当中有才力的谈客。出入于西邸的士大夫和沙门的首领，在网祐次《中国中世文学研究——以南齐永明时代为中心》（新树社，1960年）第48页、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55年）第458页中，都认为有各种各样的尊让。不过如果那样的话，文惠太子以及竟陵王的文学沙龙，大体在历史上又是具有什么性质的地方呢？“文惠太子之在东宫，沈约之徒以文才见引，岫亦预焉”（《梁书》卷二六《范岫传》）。“会稽虞炎，永明中，以文学与沈约俱为文惠太子所遇”（《南齐书》卷五二《文学·陆厥传》）。“会稽虞炎、济阳范岫、汝南周颙、陈郡袁廓，并以学行才能，应对左右”（《南史》卷四四《文惠太子传》）。如果综合这些，大概可以说，文惠太子并不是根据家格，而是根据文学、学行、才能等，总之是根据个人所具备的才能来聚集人才。同样的情况大概也适合于有关西邸集团。如果现在只看一下有关所谓的“八友”，那么其中的沈约即如我反复讲过的，就是寒门出身者。谢朓当然是名门，出身于陈郡的谢氏是肯定的，但是其妻是作为女巫之子的将军王敬则之女，后来梁武帝就评价他的儿子谢谟为“门单”（《南史》卷一九）。萧琛是兰陵人，从而也与萧衍还有齐王室是同宗，不过也可以说萧氏本来是将门。范云尽管是范汪的六世孙，可是却属于范宁、范泰、范晔的谱系之外的别的系统，有关从范汪到范云之间的人物几乎没有什么情况为人所知。即使有关乐安的任昉的家族，可知的情况也很少。陆倕因为是吴郡人，所以是吴姓。这样一来，除了琅玡的王融一人，“八友”的大部分并不是显要的名门。他们被招到西邸来，最重要就因为他们是“文学”之士（《梁书》卷一《武帝纪上》）。在这里，我们大概就可以发现沈约在这个时代崭露头角的一个历史性的条件了。
在西邸，当然是以竟陵王为中心，兴盛地进行诗作活动。在以沈约为首的西邸集团的人们那里，有着大量题为《奉和竟陵王》的诗歌作品。再有，就是让名僧们来讲佛法，制作梵歌新曲。四声的发现及其在文学上的应用的功绩，主要可以归于周颙、王融、谢朓、沈约等人，在沈约那里则有自负为入神之作的《四声谱》的著作。据说对于四声的发现，梵歌给予了有力的启发。 (11) 总之，大概应该说，永明时代对于沈约来说，的确是个幸福而充实的时期。
493年7月，以南齐武帝的去世为标志，永明时代结束了。因此，先于齐武帝而死的文惠太子的长子，即被立为皇太孙的萧昭业即位。也就是被称作郁林王的这个人。翌年（494年），改元隆昌，沈约尽管有一段时间曾就任吏部郎，但是不久就作为宁朔将军东阳太守而离开了国都。在他这次东阳赴任当中，我想是牵扯着使其进退两难的政治史上的事件的。
我们先来说明一下事件的梗概。493年1月，随着文惠太子的去世，一时性地产生了要推举竟陵王为下一代皇帝的计划。成为其“谋主”的不是别人，就是沈约的友人中书郎王融。时间正巧是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年，一有传来北魏向南方出动的报告 (12) 就必须对其加以防备的竟陵王在建康的东府城募兵。接着，被补任为宁朔将军军主的王融，汇集了强壮的江西伧楚数百名。正当此时，武帝陷于生命危笃状态。皇太孙亦即后来的郁林王改升为东宫，可以前去看望父王病体的竟陵王则获得了进入延昌殿的机会。王融在尽快加固宫城诸门的同时，甚至整理好了指名竟陵王为下一代皇帝的诏书。可是，恢复了一部分意识的武帝不仅问起皇太孙之所在，而且命令其率领东宫的器甲护卫前来参见，也就是准备将他指名为下一代皇帝。然而所任命的监护人，并不是竟陵王，而是相当于竟陵王的从祖父的西昌侯萧鸾。王融将前来参见的皇太孙阻挡在了中书省门口，但是闻听有紧急情况而赶到的萧鸾排除了阻拦，让皇太孙登殿，而让竟陵王退出。结果王融的计划受挫，不久郁林王即位，数十天后王融狱死，翌年四月竟陵王逝去，政局则是目不暇接地变动着。
有关竟陵王最初被任命为郁林王的监护人，但是因为谦让而让给了萧鸾的情况，《南齐书》、《南史》的《竟陵王传》中讲的全都一致。可是，从事件的脉络来考察，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这一事件，从最初就是王融一人所唱的独角戏吗？其实当武帝临终的时候，竟陵王将萧衍、萧懿、王融、刘绘、王思远、顾暠之、范云等所谓“西邸集团”的很多人任命为帐内军主（《南史》卷六《梁纪上》）。不仅如此，“帝（郁林王）常虑子良有异志，及（子良）薨，甚悦”（《南齐书》卷四〇）的这一纪事，充分地使人想到，围绕着王位继承问题在两者之间有着无声的角逐。大概就是因为这样，竟陵王的突然去世，引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陆惠晓问道：“近者云云，定复何谓？王融见杀，而魏准破胆 (13) 。道路籍籍，又云竟陵不永天年，有之乎？”袁彖回答说：“齐氏微弱，已数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尽，命之所余，政风流名士耳。若不立长君，无以镇安四海。王融虽为身计，实安社稷，恨其不能断事，以至于此。道路之谈，自为虚说耳，苍生方涂炭矣，政当沥耳听之。”（《南史》卷四四）尽管袁彖认为对竟陵王死因的追究就留给好事家，但是他又认为王融是因为领受了“风流名士”身份之后才拥戴竟陵王的。在他的主张中，有着可以倾听的内容。与之结合起来，重视“吏事”的齐武帝所说的“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南史》卷七七《恩幸·刘系宗传》），是应该引起注意的。云集在竟陵王周围的“风流名士”和“学士辈”，其中的过激派王融，想要从以所谓恩幸者为中心的吏事派——比如刘系宗——的手中将政治权力夺取到自己手中，而以上所讲的就是事件的真相。当然，对于王融的计划，并不是西邸集团全体都赞成。比如，知道了其计划的萧衍就对范云追问说：“左手据天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主上大渐，国家自有故事。道路籍籍，将有非常之举。卿闻之乎？”（《南史》卷二一《王融传》）据说还有太学生虞羲 (14) 和丘国宾，在私下里相互说道：“竟陵才弱，王中书（王融）无断，败在眼中矣。”（同上）可是，大概可以看到，他们当然对王融的暴行只是怀有危惧，那么依靠士大夫的政治复权也还萦绕在他们的心中。接着，如后面将讲到的，在数年后成立的梁武帝政权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实现。我认为，拥戴竟陵王事件的历史意义，就存在于为了达到士大夫的政治复权而试行错误性的一个尝试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