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文本的确定
在书籍注释的工作上，可以依据的文本的确定，亦即本文的校定工作是必须先行的。作为贞观时代的中书侍郎，并且作为秘书少监继而是秘书监，还有作为公人的颜师古，其主要的工作就是以经籍的搜集以及《五经》的校定为首的校定工作，而他就可以如鱼得水地充分发挥其实力了。 (83) 也就是在《汉书》的注释及其先行的校定工作上，他大概不仅得惠于能够披览被搜集于秘府的古今图书的便利，而且还可以有效地利用平素的经验。那么，《汉书》文本的确定是在怎样的原则之下进行的呢？在《叙例》的第三条中说：
“《汉书》旧文，多有古字，解说之后，屡经迁易，后人习读，以意刊改。传写既多，弥更浅俗。今则曲核古本，归其真正，一往难识者，皆从而释之。”
也就是说，颜师古的基本态度，就在于在涉猎古本的基础上恢复《汉书》本来的面目。失去了本来面目的新的文本，即“今书本”，也屡屡被其稍含轻蔑之意地称作“流俗书本”。 (84) 因此，比如根据《史记》的《汉书》本文的改写也是绝对不容许的。下面就来显示一些实例。
（1） 《陈胜项籍传赞》（贾谊《过秦论》）“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军，仰关而攻秦〈师古曰：秦之地形高，而诸侯之兵欲攻关中者，皆仰向，故云仰关也。今流俗书本，仰字作叩，非也。〉”（HP.31，26a）。《史记·秦始皇本纪赞》所引的《过秦论》作叩关（SH.6，95）。
（2） 接着以上，“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遁巡而不敢进〈师古曰：遁巡谓疑惧而却退也。遁音千旬反。流俗书本，巡字误作逃。读者因之而为遁逃之义。潘岳《西征赋》云：逃遁以奔窜。斯亦误矣。〉”（HP.31，26a~b）。《史记》作“逡巡遁逃而不敢进”（SH.6，95）。
（3） 《季布乐布田叔传赞》“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名楚，身履军搴旗者数矣〈邓展曰：履军，战胜蹈履之。李奇曰：搴，拔也。孟康曰：搴，斩取也。师古曰：谓胜敌拔取旗也。邓李二说皆是。搴音骞。今流俗书本改履谓屡，而加典字，云身屡典军。非也。〉”（HP.37，6a~b）。《史记·季布乐布列传赞》则的确就是作为这样的（SH.100，11）。
（4） 《萧何传》“上曰：夫猎追杀兽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师古曰：发纵，谓解绁而放之也。指示者，以手指示之。今俗言放狗。纵音子用反。而读者乃为踪迹之踪，非也。书本皆不为踪字，自有逐踪之狗，不待人发也。〉”（HP.39，3b）。在《汉书》的文本当中没有将纵作踪的。然而有解作踪迹之踪的意思的，大概是硬拉来《史记·萧相国世家》的作“发踪”的内容吧（SH.53，6）。
（5） 《伍被传》“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余人，今我令缓先要成皋之口〈韦昭曰：淮南臣名也。师古曰：缓者名也，不言其姓。今流俗书本，于缓上妄加楼字，非也。〉”（HP.45，7b）。《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作楼缓（SH.118，30）。可是裴骃的《史记集解》已经注意到这个错误，指出：“《汉书》直云缓，无楼字。楼缓乃六国时人。疑此后人所益也。”如果这样的话，附加了楼字的《汉书》文本，就是刘宋以后的东西了。
（6） 《司马相如传》（《子虚赋》）“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师古曰：兰即今泽兰也。今流俗书本，芷若下有射干字，妄增之也。〉”（HP.57A，6a）。在《史记》中有射干二字（SH.117，12）。
（7） 同上“相如以为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师古曰：儒，柔也。术士之称也。凡有道术，皆为儒。今流俗书本作传字，非也。后人所改耳。〉”（HP.57B，12a~b）。《史记》的确就是作“列仙之传” (85) （SH.117，80）。
那么，颜师古认为，注释越来越增加，而且传写越来越重叠，就可能失去古本的本来面目，这大概应该说是正确的认识。而且这一认识在其做文本选择的时候大概就自然而然地给予了一定的方向性。正如从我们已经讲述过的可以预想的那样，比起兴盛地进行了《汉书》研究的江南的文本，反倒是连一篇注释都没有著述的华北的文本更使人予以尊重。也可以说是江南文本之祖本的蔡谟注本，在《叙例》中被严厉地批判的情况即如前面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与之相反，没有在江南流传而只在北朝流传的晋灼注，即使在本文批判的时候也有被参照的时候。对北朝系文本的尊重，这一情况似乎已经脱胎于其祖父颜之推，通过有关《颜氏家训·书证篇》的“田肎贺上”和“中外禔福”［资料Ⅳ-（7）］这二条就大体可想而知。当认为颜师古是在贬低江南的文本的时候，不能不说，也就是在暗示着作为“流俗书本”而被排斥的内容屡屡与《文选》的文本一致的情况。在我刚才举出的诸例当中，（1）、（2）、（6）的所谓“流俗书本”不仅与《史记》一致，而且与《文选》也一致，除此之外还可以摘出以下的诸例。
（8） 《扬雄传》（《甘泉赋》）“风
而扶辖兮，鸾凤纷其御蕤〈师古曰：
，前进之意也。御犹乘也。蕤，车之垂饰缨蕤也。
音竦。今书御字或作衘者，俗妄改也。〉”（HP.87A，17a）。
（9）同上传（《解嘲》）“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陶涂〈如淳曰：小国也。师古曰：
马出北海上，今此云后陶涂，则是北方国名也。本国出此 (86) 马，因以为名。今书本陶字有作椒者，流俗所改。〉”（HP.87B，9a~b）。
以上二例，《文选》分别作衘（7，6b）、椒（45，7b）。
那么，在《汉书》本文的校定上，作为使人想到可能是参考了晋灼注的事例，可以举出的则如以下。
（10） 《陈胜传》“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晋灼曰：谯门，义阙。师古曰：守丞谓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谯门谓门上为高楼以望者耳。楼一名谯。故谓美丽之楼为丽谯。谯亦呼为巢，所谓巢车者，亦于兵车之上为楼以望敌也。谯巢声相近，本一物也。今流俗书本，谯下有城字，非也。此自陈耳，非谯之城。谯城前已下矣。〉”（HP.31，3b~4a）。在单注本的晋灼注本中，大概是先暂且将“谯门”作为标题而举出来，然后在其下面记上“义阙”，或者就空白那样地留着的。可是不管怎样，并不是以“谯城门”而是以“谯门”为标题，这大概就成为引出颜师古卓越而可以确信之注释的契机。
（11） 《江充传》“初充召见犬台宫〈晋灼曰：《黄图》，上林有犬台宫，外有走狗观也。师古曰：今书本犬台有作太壹字者，误也。汉无太壹宫也。〉”（HP.45，11b）。
（12） 《息夫躬传》“躬因是而上奏，……乌孙两昆弥弱，卑爰疐强盛〈苏林曰：疐音欬嚏之嚏。晋灼曰：音《诗》（《豳风·狼跋》）载疐其尾之疐。师古曰：以字言之，晋音是。音竹二反。而《匈奴传》服虔乃音献捷之捷。既已失之，末俗学者又改疐字为
，以应服氏之音，尤离真矣。〉”（HP.45，15a~16b）。
（13） 《路温舒传》“又受《春秋》，通大义，举孝廉为山邑丞〈苏林曰：县名，在常山。晋灼曰：《地理志》，常山有石邑，无山邑。师古曰：山邑不知其处。今流俗书本云，常山石邑丞，后人妄加石字耳。〉” (87) （HP.51，30b）。
在颜师古当做“流俗书本”而加以排斥的内容上，除了可以判断根据《史记》或《文选》而被改动的内容之外，还可以进一步附加如下的例证。
（14） 《张耳陈余传》“赵王间出，为燕军所得。燕囚之，欲与分地。使者往燕，辄杀之，以固求地。耳、余患之，有厮养卒，谢其舍曰〈苏林曰：厮，取薪者也。养，养人者也。舍谓所舍宿主人也。晋灼曰：以辞相告曰谢。师古曰：谢其舍，谓告其舍中人也。故下言舍中人皆笑。今流俗书本于此舍下辄加人字，非也。厮音斯。〉，吾为二公说燕，与赵王载归。舍中人皆笑曰……”（HP.32，4a）。虽然《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作“谢其舍中曰”，但是因为在其《索隐》中指出“《汉书》作舍人”（SH.89，12），所以司马贞所见的《汉书》就是颜师古讲的所谓流俗书本。如后面将要述及的那样，我认为由于《史记索隐》屡屡采用南朝陈的姚察注，所以这仍是江南系统的文本的盖然性很高。
（15） 《扬雄传》“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师古曰：以雄《解嘲》之言讥之也。 (88) 今流俗本云：惟寂惟寞，自投于阁，爰清爰静作符命。妄增之。〉”（HP.87B，22b）。所谓流俗本的最初二句，在《文选》所载的谢灵运《斋中读书诗》的李善注中就是这样被引用的（30，8a）。李善是扬州江都人。这样的话，这或许也是江南系统的文本。在李善那里还有《汉书辩惑》30卷的情况也值得注意（《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