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沈氏——沈约的家族背景
如果认为，作为门阀贵族制社会的六朝之人物论，因为其社会性质本身，从而是在门阀与个人的紧张关系基础上形成的，那么即使是对沈约，我们大概也应该从他所属的吴兴沈氏的情况开始考察。
在可知的吴兴沈氏的系谱材料上，现存有沈约的《自序》（《宋书》卷一〇〇）。 (1) 从其所讲的情况可见，东汉之初，沈戎从九江迁移到会稽郡乌程县余不乡，这就是吴兴沈氏的由来。此后，作为几度反复的行政上调整的结果，那里改称为吴兴郡武康县。吴兴位于太湖南边的低湿地带，由于注入太湖的多条河川的泛滥而屡遭水害侵袭。然而在能够很好地利用其丰富的水量的时候，则可以期待获得极高的生产力。 (2) 而且，位于北边扬子江岸的首都建康，还有军事城市京口等，通过小河渠而直接连结，原来以太湖为中心而扩展的三吴平原，整体上就成为六朝时代经济上最为发达的地域。
可以知道，在沈戎膝下有沈酆、沈浒、沈景三个儿子。沈约就是沈浒的后裔。作为从沈浒数起的七世孙或者是从沈约数起的七世祖，沈延迁居到了其县的东乡博陆里余乌村。这大概是因为沈氏人口增加的缘故。接着，如在其《自序》当中记载的，宋的沈演之、沈庆之、沈昙庆、沈怀文等都是沈景的后裔。因为我已经在拙著《刘裕》（人物往来社，1966年）的终章《沈约独语》当中讲到了沈约的祖父沈林子的兄弟们、曾祖父沈穆夫的兄弟们、高祖父沈警（沈警是沈延之孙）的情况，在这里，我想就专门列举出沈景一系的人们，同时考察一下沈氏一门特有的性格。仅限于根据以门阀为单位而写的《南史》，卷三四中的沈怀文及其一族，卷三六中的沈演之及其一族，卷三七中的沈庆之及其一族等，看起来似乎沈约一家的威势更强一些。
有关沈氏，首先就是必须确认其在江南拥有本籍的族姓，亦即吴姓的情况。将东晋南朝的历史贯通起来看，吴姓比起以王氏和谢氏为代表的侨姓贵族来只是被给予了比较低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的情况已是我们的常识，而且这一常识即便就有关沈氏而言也同样适用。比如，对于齐武帝所说的“南士无仆射，多历年所”而立即做出应答说“南风不竞，非复一日”的沈文季，刚一晋升到南士中很少有的仆射的官职，尚书令王晏就戏称其为“吴兴仆射”（《南齐书》卷四四）。
那么，像吴姓的很多情况一样，沈氏也是强有力的地方豪族。不仅被称为“家素富厚，产业累万金，奴僮千计”（《宋书》卷七七《沈庆之传》），而且东晋初期的沈充，甚至曾经私铸过沈郎钱这样的小钱（《晋书》卷二六《食货志》）。以如此丰厚的财力为背景，沈氏似乎在吴兴一带威势兴旺。在有事的时候，由沈氏屡屡地组织起了乡兵的事实，除了沈氏在地域社会中的声望之外大概是根本不能考虑的。作为一个事例而可以举出的就是，宋泰始年间（465—471年），朝廷为了向北魏派兵，就让沈勃“还乡里募人”（《宋书》卷六三《沈演之传》），可是在发觉沈勃的招募并不可靠之后，宋明帝即发出诏书予以谴责：“沈勃……自恃吴兴土豪，比门义故，胁说士庶，告索无已。又辄听募将，委役还私，托注病叛，遂有数百。周旋门生，竞受财货，少者至万，多者千金，考计赃物，二百余万。”土豪沈氏能够将周边的民众作为乡兵组织起来，这大概也是因为在他们之间生来就结成的“义故”关系。当时代后移，沈约的孙子沈众，在面临侯景的战乱而招募了五千人兵力时，也还是“家代所隶故义部曲”（《陈书》卷一八）。那么宋王朝期待于沈勃的，大概就是其在地域社会所拥有的这种力量。可是，在他那里，却由于利用募兵的机会中饱私囊而被弹劾。尽管从朝廷的立场来看事实确实如此，但是如果从沈氏的立场来说，又似乎可以认为，自由地驱使有着劳役义务的庶民的事情，是作为将义故关系重新强化的一个契机而起作用的。在地域社会当中，沈氏的威望始终是在其与周边民众的义故关系的基础上而得以形成的。如果无视这一关系，而只通过一个方面力量来面对地域社会的时候，沈氏的威望就很可能失落。被认为在一个时期处于沈氏的领导者地位的沈庆之，曾将作为“劫首”而被士民们以食客来对待的沈氏数十人杀戮殆尽的情况（《南史》卷三七），可以说也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的举措。
在沈氏那里依然保持着使作为吴姓的沈氏从其他的吴姓当中区分开而别有特色的一种性质。借用《南齐书》卷四四《沈文季传》的词语而言就是“将门”。如果稍加斟酌地换言之的话，就是指其“家世为将”（《宋书》卷六三《沈演之传》）的情况。以武事为专门的将门，一般是被包括在寒门当中的，沈氏在本为吴姓而且是将门的双重意义上则就是寒门。比如沈庆之就是这样，虽然其有帮助宋孝武帝即位的大功，但确实像适合其将门出身那样地依然是与文事缘分很浅的一介武弁。他目不识丁，在被天子命令必须赋诗的时候，就由颜师伯口授而照抄。还有，宋文帝元嘉末年，在反对丹阳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等接受文帝之意所提出的对北魏主战论的时候，而以主张“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陛下今欲伐国，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宋书》卷七七）亮相的，也就是他。从记载来看，因为他是孝武帝时代之元勋的缘故，所以众随从姻戚数十人得以就任官位（《南史》卷三七），沈氏，尤其是亲近于沈庆之的人们的政治和社会的地位，应该是大大提高了。虽然如此，沈氏是寒门的这一评价不是可以抹掉的，这就是所谓门阀贵族制社会所具有的东西。所以沈庆之的儿子沈文季，不仅受到当世的贵族望门褚渊在“门户”上的排挤（《南齐书》卷四四），而且把沈冲的兄弟三人相继成为御史中丞的事情评论为“晋宋未有也”（《南齐书》卷三四），也未必只是作为褒辞而使人能接受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御史系统的官职很容易被贵族敬而远之。 (3) 即便如此，他们也还是仅限于沈氏当中的幸运儿。可以推断，分为很多支系的沈氏大部分人都不被承认为所谓的士，而只是停留在庶民的阶层。据记载，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为防备北魏的侵寇，三吴的民丁被征发的时候，沈悠之也在征发对象当中（《宋书》卷七四）。还有《梁书》卷四八《儒林传》中的沈峻是“家世农夫”，《梁书》卷五三《良吏传》中的沈瑀，在尚未有名的时候，曾前往余姚做瓦器买卖而遭到当地富人的羞辱。
以上可以确认的事实，即使有关与沈约系统相关联的沈氏的人们，也差不多是确切无疑的。尽管沈约的《自序》中说到在其祖父沈林子那里多少有些文事上的爱好，然而总不过只是在征服后秦的战争中有所功勋的一个武弁。还有沈约的孙子沈众，如前面所讲到的，面对侯景的战乱，上奏招募隶属于吴兴之家的故义部曲，并率领“宗族及义附五千余人”赶到京师。在分成了很多支系的沈氏的内部，不仅有比如在沈林子一家与沈预一家，还有沈庆之一家与沈悠之一家之间的复仇故事中所看到的纠葛，甚至可以想象，在极其殷盛的一家与另外衰微了的一家之间、豪族与义故之间，也形成着类似的关系。如果是疏族的话，就被认为是“昭穆既远，已为路人” (4) 了。不过，世间的人们，只要听到是沈氏，就肯定会一视同仁地有着一种印象——即作为将门而且又是吴姓之寒门的印象。
沈约虽然是这种寒门出身，但是不久就成为齐梁间文学界、思想界的第一人物，同时又成为梁王朝创业之际的主要人物。尽管被与沈约相并列的范云这样一个不平分子恶言说到“建武以后，草泽底下，悉化成贵人”（《梁书》卷二〇《陈伯之传》），然而沈约的确正是从“草泽底下”而成为贵人的一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