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贵族社会的悲惨结局

颜之推决定把生活之地从江南迁移到华北，是在他24岁的时候，就是其所仕任的江陵梁元帝政权因西魏军的攻击而覆灭的承圣三年（554年）的事情。在先前于此的数年间，还就是以国家规模而征战的“侯景之乱”的时代。颜之推自己也从大宝二年（551年）到三年（552年），在建康度过了一段作为俘囚的生活。

侯景的战乱和江陵的陷落，大概可以说确实是意味着江南贵族社会没落的历史性事件。颜之推在其《观我生赋》中，把“侯景之乱”留下的痕迹，不仅咏叹为“畴百家之或在，覆五宗而翦焉”，并且自加注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晋室南迁以来，没有经历什么了不起的挫折，以首都建康为中心而持续顺利地发展起来的江南贵族社会，因“侯景之乱”而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以前贪图安逸的“衣冠士族”们则从建康“四出奔散”（《陈书》卷二一《萧允传》）。他们当中，在江南拥有本籍的人就到其乡里避难的，其例子也可以在史书中找到几个，比如吴郡吴县的陆襄（《梁书》卷二七）、张种（《陈书》卷二一）、陆琼（同上卷三〇）、会稽余姚的虞荔、虞寄兄弟（同上卷一九）、吴兴武康的姚察（同上卷二七）等。不过，其多数是在荆州，亦即江陵找到了和平之地，这个情况即如所云：“侯景之乱，梁元帝为荆州刺史，朝士多往归之。”（《陈书》卷二一《萧引传》）对于在这样的混乱当中设法逃到江陵的贵族们来说，刚安下身来不久数年后江陵的陷落大概确实是致命性的。那即是在江南贵族社会没落的同时，又象征着南朝文化没落的事件。要说为什么的话，不外乎因为南朝文化的担负者就是这些贵族们。据说梁元帝在江陵被西魏军一包围，就闷居在东阁竹殿，命令舍人中一个叫高善宝的，在古今图书14万卷上放火，自己也打算投身于火焰之中。之后西魏的使者问其缘由，他回答道：“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资治通鉴》卷一六五《梁纪·承圣三年》）14万卷的图书，使人感到了南朝文化本身的分量。我想，拒绝将其委与北族人之手，而要与之一同殉身的梁元帝的这一佚事，似乎象征性地说明了南朝文化是以梁元帝而封闭了其圆周 (3) 的。 (4)

江陵陷落之后还照样留在江南的贵族，当然并不是没有。而且，接着有作为南朝最后的王朝陈王朝被建立起来。不过，在梁和陈两个社会之间，即如很明显不可掩埋的断层一样。在陈的社会，被称为郡豪族、郡著姓、县大姓，乃至豪杰、酋豪、豪帅等地方土著豪族的势力显著抬头，而贵族出身者的力量终究变得不如前一代了。例如《陈书》卷三三《儒林传序》中讲到：“高祖（陈武帝）创业开基，承前代离乱，衣冠殄尽，寇贼未宁。”还有在《北史》卷二四《崔赡传》中，记载了在北齐贵族崔赡作为朝廷的使节而赴南朝陈的时候，据说能够做他的共事者的人在江南已经不存在了，其事如下：“赡经热病，面多瘢痕，然雍容可观，辞韵温雅。南人大相钦服。陈舍人刘师知见而心醉，乃言：‘常侍（崔赡）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来？今日谁相对扬者！’”正像这样，贵族力量的失落，不能不说是“侯景之乱”和江陵的陷落留给江南社会的深刻创伤。

由于江陵的陷落，梁朝的百官以及士民们多数被挟持到西魏的首都长安，十余万人被降为奴婢身份（《周书》卷二《文帝纪》）。作为江陵政府的散骑侍郎的颜之推，也只可能免于变成奴婢的命运，但是在被强制移住北方的事情上没有不同。他把江陵的陷落咏叹为：“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炀。溥天之下，斯文尽丧”；还有咏叹道：“若乃玄牛之旌，九龙之路，土圭测影，璿玑审度，或先圣之规模，乍前王之典故，与神鼎而偕没，切仙宫之永慕。”（《观我生赋》）这大概是作为江南文人对深深扎根于他胸中的拥有传统的秩序的崩坏和随后袭来的文化断绝所表示的强烈的绝望感。尽管使人察觉到当时被挟持到西魏的颜之推正是处于这样的精神状态，但是他不久就决定从西魏逃脱。江陵政府被西魏颠覆的翌年，即555年的正月，北齐的文宣帝把在北齐过着捕囚生活的梁宗室萧渊明送回建康，企图在江南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与此同时，又决定把北齐在留的南朝梁的人民也送还江南 (5) （《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这个消息也传到了在西魏滞留的颜之推的耳朵里，受到似箭一般的南归之情驱使的他，不久就计划混进夜幕，浮舟于黄河而逃离北齐。可是，在其到达邺城的时候，与北齐王朝的意图相反，在江南陈王朝已经建立，他的南归之志就被残酷地打破了。在添加在《观我生赋》中的“至邺，便值陈兴而梁灭，故不得还南”这一漫不经心的自注当中，大概就充满着他万分感慨的追忆。

这样一来，颜之推以后二十年就是在北齐度过的。北齐的风气和西魏风格颇为不同，北齐的贵族们对江南的文化抱有热忱的憧憬。事情要追溯到东魏，奠定了北齐王朝基础的高欢曾慨叹地说道：“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北齐书》卷二四《杜弼传》）其所说的萧衍就是梁武帝。在颜之推进入北齐的当时，这种风气也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的，其状况从《家训·文章篇》中的一段大概就清楚了：“邢子才（劭）、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每于谈，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有朋党。祖孝征（珽）尝谓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60a）就是说尽管邢劭和魏收，此二人与温子升一同都是代表东魏、北齐时代的文人，但是他们的价值标准也是追求江南的沈约和任昉的。这样，由于颜之推也是呼吸着梁武帝治下的空气而成长起来的江南文化人，所以大概是受到了来自北齐贵族社会的欢迎。而且也可以看到，确实作为江南人的矜持，似乎是勉强地支撑着作为流亡者的他的。同样在《文章篇》中，他又说道：“王籍《入若耶溪》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断绝（《梁书》卷五〇《王籍传》作“文外独绝”），物无异议。（梁）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讽味，以为不可复得，至《怀旧志》 (6) 载于籍传。范阳卢询祖，邺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语，何事于能？魏收亦然其论。”（64b）在《文章篇》其他的地方，也是这样地一边悲叹北人的文学鉴赏眼光让人受不了的程度，一边又带嘲弄倾向地介绍着那些对于在颜之推看来完全是荒唐可笑的诗赋却十分喜悦地加以谈论的士人们的故事。

但是，如果认为颜之推只是以江南文化人的矜持，以及其内在方面的对于江南社会的追慕和咏叹为其生涯的，这大概是错误的。而且何况不能忘记在《家训》中随处可见的对于江南社会的尖锐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