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东晋的习凿齿在写给道安的日期为兴宁三年（365年）四月五日的书简中讲到：“夫自大教（佛教）东流四百余年矣。虽藩王居士，时有奉者，而真丹（中国）宿训先行上世，道运时迁俗未佥悟，藻悦涛波下士而已。唯肃祖明皇帝，实天降德，始钦斯道，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戒行峻于岩隐，玄祖畅乎无生。大块既唱万窍怒呺，贤哲君子靡不归宗。日月虽远光景弥晖，道业之隆莫盛于今。”（《弘明集》卷一二，T52，76c~77a） (1) 这一书简，确切地告诉了我们，由中国人确实地接受佛教的历史，是在距离其传来的汉代相当晚的4世纪即东晋时代开始的。然而，一旦得以抓住中国人的灵魂，不久之后，佛教就在中国人的精神史上，呈现出了甚至可以形容为已非中国之程度的稍显异常的状况。佛教与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儒道两家前后而行，或者比肩，并且有时获得了凌驾于对方程度的地位。甚至对于那些认为从佛教那里可学的地方什么也没有的人们来说，其都变成了总能不断地侵入自己意识当中的存在。在他们与佛家之间，以老子化胡说为首的激烈的论争反复出现，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作为佛教如此盛行的理由而首先应该考察的，就是作为支撑汉朝帝国的意识形态的儒教由于帝国的崩坏而一下子失去了可以依据的基础，紧接其后的六朝则作为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的时代而揭幕了，还有至少儒教是从绝对价值低落到相对价值了。 (2) 同时，在六朝时代的北方中国，胡族政权兴亡反复，中国人与胡族的接触不能不加深的情况，又成为使接受外来的佛教变得容易了的一个条件。最容易看到的例子，大概就是作为佛图澄的保护者而为人所知的君主石虎。石虎在进行有关佛教教团整肃的咨问时，著作郎王度立即作了上奏：“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载在祀典，礼有尝飨。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往汉明（东汉明帝）感梦，初传其道（佛教），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修前轨。今大赵受命，率由旧章。华戎制异，人神流别。外不同内，飨祭殊礼。荒夏服祀不宜杂错。国家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但是，对于羯族出身的石虎来说，这种论述方式是不适用的。石虎抓住了对方“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这样的话，而作了反驳：“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从而显示出了这样的判断，对于胡族王朝来说，以作为“戎神”的佛教为信仰对象才是适合本俗的做法。 (3)

这样，在六朝时代，虽然不能否定存在着佛教容易被接受的各种条件的情况，但是在其前方，根本就没有敞开多么平坦的道路。当时成为最大障碍的，就像在王度的上奏中也很容易看到的那样，只是因为在他的场合对方是石虎而反倒造成了相反效果，然而说佛教是夷狄之教却正是事实。南朝梁的僧祐在《弘明集》后序中，将当时的排佛论分成六类，其中的第五类就是“疑教在戎方，化非华俗”（T52，95a），像这样地讲因为佛教是夷狄之教的缘故而不能教化中国之俗的主张不计其数地存在着。在这里我只想举出一例，就是被总称为“三武一宗法难”的中国史上第二次废佛的断然实行者北周的武帝给恳请佛法再兴的任道林的诏书：“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原其风教，殊乖中国。汉魏晋世，似有若无，五胡乱治，风化方盛。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广弘明集》卷一〇，T52，154a~b）与令石虎接受佛教完全一样的事实，在北周武帝时则被当做废毁佛教的理由。大概因为北周是以效法《周礼》的朝廷组织设置为目标的，所以其在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辩论非汉族的鲜卑族朝廷的事情了。

对中国人来说，中国乃至中华，是世界的中心、文明的中心之同义语。相对于中华的夷狄则是边土，因为是边土，所以就无非是文明的缺失体。即使试问为什么这样，也完全没有理由，作为一个自明的情况而只是就这么说的本体的问题。佛教因为产生于作为边土的天竺，所以并不是担负着多少价值的存在。即使退让一步，顶多不过是为了教化胡人的东西，没有道理可以与中国之俗亦即礼教性的体制有关系。为了突破对方如此主张的铁壁，佛家也不能不准备其相应的武器，极为普遍存在的三教一致论就是其中之一。就是明确地说，获得了佛的睿智的内容，与儒道的圣人在这个方面是同样的，也就是说佛教也是一种价值性的存在。而且其竭尽全力，从根本上颠覆对方的立脚点，说天竺才是世界的中心，中国并不是世界中心，以这样的论述方式，从而可以定名为天竺中土说的论述方式也就被创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