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人的颜之推

在北齐的汉人贵族社会中，想要追随江南文化的文雅风潮是很显著的。然而，由于北齐社会是汉人和鲜卑人的复合社会这一特殊情况，在汉人贵族之间不安和动摇也逐渐越发严重。北齐王室高氏原本是鲜卑出身 (18) ，高欢似乎是费心于汉和鲜卑两民族之融合的，但是在颜之推实现逃到北齐时的天子文宣帝（550—559年在位）那里，明显地看到他与鲜卑同族的意识，以及与之相表里的嫉视汉人的感情。这种情况，我们看一下在《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中认为是以不实之罪被杀而列举出的高隆之、高德政、杜弼、王昕、李蒨之等汉人官僚的事情，大概就可想而知了。

据说高隆之本姓为徐氏，也不一定是名门出身，不过，其“虽不涉学，而钦尚文雅，缙绅名流，必存礼接”（《北齐书》卷一八）。高德政是渤海蓚的名族。其死后，文宣帝对群臣这样说道：“高德政常言，宜用汉人，除鲜卑。此即合死。”（同上，卷三〇）这样，他的种族性偏见就触及文宣帝的逆鳞了。杜弼是通于玄学的士人，他的情况也与高德政相似。当被文宣帝问到“治国当用何人”时，他回答说：“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文宣帝认为他这是在讥讽自己（同上，卷二四）。王昕是北海剧的名族，是持极其贵族式的、清高的生活态度的人物，文宣帝恨恨地认为他缺少济世之才，而骂他道：“好门户，恶人身。”我想应该注意的是，在王昕被从七兵尚书贬为庶民身份时的诏文中所说的：“伪赏宾郎之味，好咏轻薄之篇。自谓模拟伧楚，曲尽风制。”（《北史》卷二四）这大概是讥讽王昕热心于追逐江南贵族人物式的生活的。还有李蒨之，也是“清通，好文学”（同上，卷一〇〇序传）这一类型的人物。

像这样，文宣帝对在汉人官僚中特别持贵族式生活态度的一群人怀有很强的反感和不满。在上述诸人当中，尤其是对王昕的处置好像越发加重了汉人贵族中间的不安。《北齐书》卷四二《卢昌衡传》中说道：“沉靖有才识，风仪蕴籍，容止可观。天保中，尚书王昕以雅谈获罪，诸弟尚守而不坠，自兹以后，此道顿微。昌衡与顿丘李若、彭城刘泰珉、河南陆彦师、陇西辛德源、太原王修并为后进风流之士。”那么要看到，这些风流之士的系谱并不是因王昕事件而一下子就被切断了，不能否认，对汉人贵族们来说则是面临着逐渐难以住居下去的时期。天保以后，以至到所谓“重吏事，谓容止酝籍者为潦倒”（《北史》卷二四《崔赡传》）。天保是文宣帝时代的年号，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使人意识到，“容止酝籍”这一表述所象征的那种贵族人物风格的生活情调逐渐地与时代不相称，与此相表里的就是开始重视“吏事”了。

那么，在文宣帝天保八年（557年）进入北齐的颜之推，起初任奉朝请、赵州功曹参军，在不鸣不飞当中经过了数年。然而，到后主武平四年（573年）文林馆设立的时候，他的名字忽然变得引人注目了。据《北齐书》卷四五《文苑传序》说，文林馆原本起源于后主的私人性沙龙，萧放、晋陵王考式（文襄帝高澄的第四子长恭，或一名孝瓘之误？）、萧悫，还有颜之推四人就是最初的成员。这其中除了晋陵王之外的三人都是江南出身者的事实大概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在北齐社会，为人所知的是，江南人被看作是不能缺少诗文书画之沙龙中的文人。萧放和颜之推二人鼓动能将沙龙的规模扩大的宦官邓长颙，通过宰相祖珽的奏言，文林馆就开始设立了。在文林馆中，多数的文学之士聚集，他们就被称名为待诏文林馆。文林馆本来的性质，当然就是文人集团。在《隋志·集部·总集类》中作为“《文林馆诗府》八卷，后齐文林馆作”而被著录的，大概就是聚集于文林馆的人们的作品选集。而且从颜之推《观我生赋》的自注中可知，在那里是进行着《修文殿御览》和《续文章流别》等书的编纂工作。并且作为判文林馆事而主持文林馆的人，正是颜之推和另一个人李德林（《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

开始时，颜之推似乎是强有力地推进作为文人集团的文林馆本来的功能，努力想把它放在政治的圈子之外。然而，他最初的计划很快就不得不招致破产了。“及邓长颙、颜之推奏立文林馆，之推本意不欲令耆旧贵人居之，休之便相附会，与少年朝请、参军之徒同入待诏。”（《北齐书》卷四二《阳休之传》）而且，有关作为待诏文林馆的人物，则被说道：“凡此诸人，亦有文学肤浅，附会亲识，妄相推荐者十三四焉。”（同上，卷四五《文苑传序》）招致这样的结果到底是为什么呢？如果单纯地来说，就是在北齐的官界存在着汉人文官与鲜卑武人的根深蒂固的对立关系。尽管可以看到在文宣帝时代开始的前者的退潮，然而其势力也并非一举就致于瓦解程度的弱势群体。奏言创设文林馆的宰相祖珽，也是颜之推所称颂的“款一相之故人”（《观我生赋》）那样的后援人，无非正是这个祖珽成为占据了后主时期汉人文官领袖位置的人物。祖珽，字孝征（《北齐书》卷三九），他是范阳逎的名族，而且不是一般的人物。尽管他一时遭受了投狱和失明的悲痛命运，但是不久后主的时期一到来，因接近作为后主乳母而在宫廷内专权的陆令萱，他在武平三年（572年）二月晋升到了尚书仆射。之后，他谋杀了作为出色的鲜卑人武将而令北周不断吃到苦头的斛律光，同时又使执掌朝政的鲜卑人宰相高元海失势，以至达到了“专主机衡，总知骑兵外兵事”。如同被封孝琰献以“衣冠宰相”的别名那样（《北齐书》卷二一），他被目为汉人文官的领袖。在其本传中所记载的“自和士开执事以来，政体隳坏，珽推崇高望，官人称职，内外称美”，无非是传达了汉人官僚们对他的称赞。如果认为文林馆创设一事也是依照祖珽的奏言，那么可以认为，其不仅仅意味着文学沙龙的诞生，而且是政治性地利用它而企图结成以祖珽为带头人的汉人文官集团的。

这样，如果认为在文林馆的创设上寄托了针对鲜卑系武人的对抗意识的话，那么不久对手方面做出的报复就是当然可以预想到的。事实上，祖珽与鲜卑系武人，特别是与站在其顶点的韩凤的冲突极为激烈。韩凤和祖珽的冲突，还有韩凤对汉人的恶感是何等程度的异常，这可以看看其本传（《北齐书》卷五〇《恩幸传》、《北史》卷九二《恩幸传》）。果然是祖珽也的确中了其奸计而被毁掉了政治生涯。接着，作为祖珽一派汉人官僚集团的崔季舒等六人也被韩凤置于死地，这是距祖珽失势不久的武平四年（573年）十月的事情。对认为应该避开出动于淮水的陈军锋芒的后主想要到晋阳避难而加以进谏和阻止的事情，就是给予崔季舒等人的罪状。颜之推也差一点要连坐于崔季舒事件，然而正在这个时候，他表示了彻底的变身。“崔季舒等将谏也，之推取急还宅，故不连署。及召集谏人，之推亦被唤入，勘无其名，方得免祸。”（本传）这样一来他不仅巧妙地突破了危机，而且不久晋升到在其官僚生活中最高的黄门侍郎之位。黄门侍郎是侍于天子侧近的职官。武平六年（575年），由于军国的资用不足而决定课税于关市、舟车、山泽、盐铁、店肆（《北齐书》卷八《后主纪》），其事好像因为颜之推的上奏被采纳了，与《通典》卷一一《食货典》一一《杂税》之条中的内容正相符合：“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奏请立关市邸店之税，开府邓长颙赞成之。后主大悦。于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声色之费，军国之用不在此焉。”邓长颙是在后主时期的宫廷中掌握巨大权势的宦官之一，他与颜之推的关系，如前面看到的那样在文林馆创设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颜之推在与这样的宦官有着联系的同时而接近了政治的中枢的情况则值得注意。

之后的承光元年（577年），北周军一路杀到北齐的领地内，颜之推又经邓长颙介绍而与薛道衡、陈德信一起对后主建议向陈逃亡，然而无奈这一献策也落空了，后主在青州被抓住，北齐终于面临灭亡的时候了。像他这样表示最终抵抗北周军的姿态，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很异常的。因为如“周武帝平齐，山东衣冠多来迎”（《北齐书》卷一五《狄士文传》）所说到的那样，北齐的贵族们反倒是欢迎北周的征服。说到这里，其缘故大概也就是因为，以崔季舒事件为界限，北齐的政治专门归于宦官的手中，在贵族们那里失意的时期是接连不断的。例如，乐安王高劢，在北周军侵入之际，想要杀掉宦官荀子溢，而吼道：“今者西寇日侵，朝贵多叛。正由此辈弄权，致使衣冠解体。若得今日杀之，明日受诛，无所恨也。”（《隋书》卷五五）颜之推也在其《观我生赋》的自注中说：“祖孝征（珽）用事，则朝野翕然，政刑有纲纪矣。骆提婆等苦孝征以法绳己，谮而出之。于是教令昏僻，至于灭亡。”就这样谴责了宦官骆提婆。可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情况是，在崔季舒事件的时候，颜之推背叛了朋友，在与宦官邓长颙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又接近政治的中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自注也不能成为辩解，由贵族们来看的话，颜之推也是同罪。在与他一起向后主进言向陈逃命的薛道衡的传记中所说的“后主之时，渐见亲用。于时颇有附会之讥”（《隋书》卷五七），就传达了在贵族不遇的时代因为被天子宠用而得到不很好的评价的情况，那么有关颜之推不是也存在着差不多同样的情况吗？

但是，如果在这里为颜之推辩护的话，由于他老早就体验了江南贵族社会的破产，亲身感到贵族们无能的样子。即使认为由于他是江南文化人而有时候受到北齐汉人贵族们的欢迎，然而在进一步投入其中的事情上他则是踌躇的，也就是在与他们不断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而行动着。能够突破祖珽的失势和紧接其后的崔季舒事件之危机的秘密，也就在于这一点。尽管他依靠祖珽做后援者，但是当然并不一定寄予了全部信赖，这是可以看到的。对于被祖珽除掉的斛律光而不惜赞词地说到“斛律明月（光），齐朝折冲之臣，无罪被诛，将士解体，周人始有吞齐之志”（《慕贤篇》，31b），大概就应该当做是对祖珽批判的话语来读的。

北周武帝一平定完北齐，就带领着北齐知名的朝士18人凯旋长安。这18人当中，也可以看到颜之推的名字（《北齐书》卷二四《杜台卿传》，同书卷四二《阳休之传》）。在北周，这些北齐系官僚的人事被一概委任于其中的一个人即李德林（《隋书》卷四二），而他们大多在北周还有隋朝的官界实现了荣达。然而颜之推在整个北周和隋朝的官界没有过任何明显的活跃，只是如同作为一介文化人而存在那样。如果据周法高氏的说法，《观我生赋》就是其在北周时期的作品。 (19) 此赋是以咏叹而结束的：“……委明珠而乐贱，辞白璧以安贫。尧舜不能荣其素朴，桀纣无以污其清尘。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后，不敢怨天而泣麟也。”他就是如此地孤独且生活困苦。 (20) 这里所讲的情形，也不是与他在北齐末年的行动曾经成为朋友们非难对象的情况无关的。

不过，为了在复杂的北齐官界当中安身，大概只有两个途径，一个是要从政治的世界一步就退出来，享受自己自在地生活的生存方式。 (21) 可是这样的生存方式，即如我前面讲过的那样，正在逐渐地变成不被允许的了。使人感到其中还是如同隐藏着宣告新时代到来的什么东西似的。对于颜之推在《终制篇》中所说的“北方政教严切，全无隐退者”（133a）的情况是应该注意的。 (22) 如果是这样，作为剩下的另一条道路，大概就只有在政治的世界积极地出人头地下去。尤其像颜之推那样在华北社会什么传统也没有的流亡贵族大概就更是如此。对于他在北齐末期的行动受到贵族伙伴的非难，确实也有合乎道理的一面，然而对政治的积极参与，则正是他的主张的主要部分。例如他所说的：“入帷幄之中，参庙堂之上，不能为主画规，以谋社稷，君子所耻也。”（《诫兵篇》，79b~80a）还有：“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涉务篇》，70a）他讲到因为是官僚就应该把自己的生命燃烧在经世济民上，这些主张无非就是批判虽然是官僚但却安度消遣的日子这种贵族人物式的生活态度。他更把在北齐灭亡时贯彻了“忠”道的蛮人出身的宦者田鹏鸾，与向北周军门投降了的北齐将相们做对比之后而予以称赞并无所顾忌（《勉学篇》，45a~b）。对于这样的主张，贴上是为了拥护专制君主权的政治论、道德论的标签是容易的。但是，当其作为对旧有的贵族社会的批判而被提出的时候，就是具有构成其本身和构成那个时代之新鲜程度的东西了。而且，他已经不是停留在对正在成为过去之遗物的贵族社会的批判上。例如，在他讲到“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羞务工伎，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销日，以此终年。或因家世余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为足，全忘修学”（《勉学篇》，32b~33a）的时候，大概可以说，在对于不是以个人的能力而是家格的高下来决定一切的贵族社会予以批判的同时，也作为理念而开启了向着专门依靠学问就能够获得官职的科举官僚社会的一种展望。即他在学问中看到了绝对的价值，而且他承认学问是“伎”也与此不是没有关系的。所谓科举官僚社会，不言而喻就是开始于隋唐时代的新体制。而且，他还否定缺少实务能力，缺乏对社会、政治的关心的贵族的存在。在学问上，如前面我们所看到的他对玄学的批判那样，排斥不具有社会性效用的观念游戏，又因为他最终主张积极地参加政治，这也就描绘出了生活在南北朝时期乃至政治力优越的隋唐时代之官僚的新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