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汉书》研究
使人看到那般高潮的对《汉书》的注释，在晋室南迁以后历经大约150年则暂时地绝迹了。大概是因为东晋的蔡谟注本提供了大体上标准的版本和注释。尽管《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了“《汉书决疑》十二卷，颜延年撰”这个人物，但是不能认为就是南朝宋的颜延年，亦即在颜延之那里有《汉书》注。大概应该确切地依照《新唐书·艺文志》而作颜游秦撰。相当于颜师古叔父的颜游秦，其《汉书决疑》的情况后面还会再提到的。还有在注释缺失了大约150年间而稍微值得注意的，就是马上面临死刑的南朝宋的范晔从狱中给其甥侄们的书简，有关其详细情况请参考本书第五章《范晔和刘知几》。
那么，暂时绝迹了的《汉书》的注释，直到南齐终于出现了陆澄这个人。在《隋志》中著录有“《汉书注》一卷，齐金紫光禄大夫陆澄撰”，还有“梁有……陆澄注《汉书》一百二卷”。尽管连其残缺部分在今天都不传了，然而又幸运地通过《史通·补注篇》而可以知道其体裁的大要。“……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若裴松之《三国志》（注），陆澄、刘昭两《汉书》（注），刘彤《晋纪》（注），刘孝标《世说》（注）之类是也。”“陆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马迁之书，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采摘成注，标为异说，有昏耳目，难为披览。”由此可知，也就是并非就《汉书》本身所作的注释，而是专门挑出与《史记》的不同，将其作为异闻而汇集起来的注释。
此外在南齐时代，尽管没有达到就是注释才著述的程度，但是作为精通《汉书》的人物则有崔慰祖。其事迹为，“好学，聚书至万卷，……建武中，诏举士，从兄慧景举慰祖及平原刘孝标，并硕学。帝欲试以百里（县令），慰祖辞不就。国子祭酒沈约、吏部郎谢朓，尝于吏部省中宾友俱集，各问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余事。慰祖口吃，无华辞，而酬据精悉，一座称服之。朓叹曰：‘假使班、马复生，无以过此。’……临卒，与从弟纬书云：‘常欲更注迁、固二史，采《史》、《汉》所漏二百余事，在厨簏，可检写之，以存大意。’……”（《南齐书》卷五二《文学传》）因为崔慰祖的意图所在，也就是“采《史》、《汉》所漏二百余事”，所以很清楚，也还是以汇集异闻为目的的注释。如随后我们将说到的，一到了梁朝忽然出现了大量的《汉书》注，有关这些而可以窥见的一个特色就是由陆澄和崔慰祖开启先声时的倾向，也就是说就在于汇集异闻这一点上。在颜师古《叙例》的第九条中讲到：“近代注史，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这是清楚地意识到江南的《汉书》注的情况而吐露的话语，然而大概正是认识到江南的《汉书》注是以汇集异闻为一个特色而这才成为容易理解的。而且，颜师古一语道破的“竞为该博”的近代史注的性质，其原样地映现就可以看作是江南、尤其是齐梁时代的精神风貌。如果这样，江南的《汉书》注就仍不免成为这种精神风貌所产生的东西。现在我们就暂且离开本题，来试谈一下有关这个方面的概况。
齐、梁的士大夫们，使人感到其如同是在标新立异和出人所料以及炫耀知识上看到了生存意义似的。这样做的情况保证了他们知性上的自尊，而使其自己得到满足。这种精神的显露，大概可以在这个时期类书盛行的现象上看到。类书既是撰著者自身知识的炫耀，同时也是适应了以知识的炫耀为必需的士大夫普遍所需要的东西。在类书当中，尤其是梁朝刘孝标的《类苑》和梁武帝敕撰的《华林遍略》，关于两书的成书而伴随着出入的各种记录散见于《梁书》和《南史》当中 (37) ，而唐代杜宝的《大业杂记》讲到两书的关系确实使人兴趣深厚。“秘书监柳顾言曰：梁主以隐士刘孝标撰《类苑》一百二十卷，自言天下之事毕尽此书，无一物遗漏。梁武心不伏，即敕华林园学士七百余人，人撰一卷，其事类——项目分别的事例——数倍多于《类苑》。” (38) 就像这样，甚至连一个隐士和天子都竞赛博识而必须互相竞争。而且，即使有关诗文也是以人所不知而少见的典故的频用为显著表现。“故（宋孝武帝）大明、（废帝）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融）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诗品·总论》）原本类书最重要的就是适应诗文写作的需要，这是不用说明的。 (39) 再有，为广泛搜集新材料而聚集书籍的活动也很兴盛，在此之际，夸耀聚书部数之多也是当然的，而且还有以爱好而尽力于异本搜集的倾向。“（王）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相埒。少笃志精力，于书无所不睹。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世重其富。”（《梁书》卷三三）“任昉……以文才见知，时人云‘任笔沈诗’——任昉的散文、沈约的诗。昉闻甚以为病，晚节转好著诗。欲以倾沈，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自尔都下士子慕之，转为穿凿，于是有才尽之谈矣。博学，于书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及卒后，武帝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无者就其家取之。”（《南史》卷五九）而且，竭尽全力地夸耀知识最终甚至化为一种游戏了。据传是从南齐的王俭开始的隶事就是这样。 (40) 所谓隶事，转换成日语就是就眼前的东西而“列举事物”。如同被定义为“类物隶之”那样，当某一种物名被当做出题的话，就以能够列举出多少与之关联的古人诗文来竞赛胜负。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出题和回答是与在类书中的项目和项目之下所列举的事例原样地对应的。《类苑》的撰著者刘孝标也好，让人敕撰《华林遍略》的梁武帝也好，当然全都是不能次于谁的隶事迷。 (41) 进而还有著述了《汉书》注的南齐的陆澄也是隶事名手的情况，这时候是必须特别地附带提一下的。“（王）俭在尚书省，出巾箱几案杂服饰，令学士隶事，事多者与之。人人各得一两物，（陆）澄后来，更出诸人所不知事复各数条，并夺物将去。”（《南齐书》卷三九）
再回到本题上来继续说南齐的陆澄。在梁、齐时代实际上越来越甚的就是《汉书》注的出现。如果认为在东汉末、魏、晋的时代有了《汉书》注的第一次高潮，那么可以说梁、齐这个时代正是其第二次高潮。在这些各种注释除去极少的一部分外多数是连一些残缺断文都没能留下的今天，虽然确切地把握其内容或性质的情况已是很困难，但是夹在传统式训诂的注释当中，汇集珍奇资料而作为注释的内容还是不少的。以下我就想摘出若干著录于《隋志》的内容并加一些解说。
“《汉书音》二卷，梁浔（寻）阳太守刘显撰”。有关刘显（《梁书》卷四〇、《南史》卷五〇。481—543年）的《汉书》的纪事，是在《颜氏家训·书证篇》中所看到的：“《汉书》：‘田肎贺上。’（《高帝纪》，HP.1B，8a）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国刘显，博览经籍，偏精班《汉》，梁代谓之《汉》圣。显子臻，不坠家业。读班史呼为田肎。梁元帝尝问之，答曰：‘此无义可求，但臣家旧本，以雌黄改宵为肎。’元帝无以难之。吾（颜之推）至江北，见本为‘肎’。”（100a）《汉书》之学，其实就是沛国刘氏的家学，不久之后刘臻（《隋书》卷七六《文学传》、《北史》卷八三《文苑传》。527—598年）也得到“《汉》圣”的别号。而且，从说到“为什么是这样的不知道——此无义可求”的刘臻的语气来看，大概就是刘氏的确没有让作为所谓师法的传承者的情况衰弱。我在想象着，颜氏的《汉书》之学，在颜之推以来不是与这个刘氏有着很深的联系吗？ (42)
“《汉书音》二卷，夏侯咏撰。”夏侯咏的名字也与《周易》蜀才注有关联，见于《家训·书证篇》。 (43)
“《汉书续训》三卷，梁平北谘议参军韦稜撰。”京兆的韦氏仕于江南王朝是时代相当晚的。相当于韦稜曾祖父的韦玄隐栖于终南山，连成功征服了后秦王朝的刘裕的辟召他也没有答应。之后韦稜的伯祖父韦祖征、祖父韦祖归终于在宋末出仕。韦稜的父亲韦叡是仰慕万石君及陆贾的为人而把二人的像画在墙壁上来欣赏的汉代主义者。在其本传中接着说道：“时虽老，暇日犹课诸儿以学。第三子稜，尤明经史，世称其洽闻。叡每坐稜使说书，其所发擿，稜犹弗之逮也。……稜，字威直。……著《汉书续 (44) 训》三卷。”（《梁书》卷一二）还有，在韦稜的侄子韦载的传中，有由叔父韦稜领着他访问刘显的纪事。“年十二，随叔父稜见沛国刘显。显问《汉书》十事，载随问应答，曾无疑滞。”（《陈书》卷一八）韦氏大概也是以《汉书》为家学的家族。在很晚才仕于南朝的韦氏那里，当然是传承着华北系统的《汉书》版本乃至注释的。那对于江南人来说一定就是异本，大概是大受欢迎的。如果大胆地想象一下，沛国刘氏的文本将“田宵”改为“田肎”的情况，或许就是根据从韦氏得到的知识。
“梁有……刘孝标注《汉书》一百四十卷，亡。”既是尽力于事实的博搜的《世说》注和《类苑》的撰者，又是隶事名手的刘孝标的《汉书》注，在想象上大概是采集了很多异闻的注释吧。
“梁有……梁元帝注《汉书》一百一十五卷，亡。”《梁书》卷五《元帝纪》或《金楼子·著书篇》都有同样的记载，还有由其兄简文帝寄来的书简的一节中说道：“注《汉》功夫转有次第，思见此书有甚饥惄。”（《广弘明集》卷二七，T52，304c）
“《汉书训纂》三十卷，陈吏部尚书姚察撰”、“《汉书集解》一卷，姚察撰”、“《定汉书疑》二卷，姚察撰”。姚察，字伯审（《陈书》卷二七、《南史》卷六九。533—606年）。他是代表了有陈一代的学者，陈灭亡之后仕于隋。陈太建（569—582年）之初，作为陈王朝的使节访问北周国都长安的姚察，在当地与刘显的儿子刘臻见了面。接着被对方问到《汉书》中的疑事。刘臻是554年梁元帝政权崩溃以后，暂且仕于后梁王朝，进而变成仕于北周王朝的身份。“江左耆旧先在关右者，咸相倾慕。沛国刘臻窃于公馆访《汉书》疑事十余条，并为剖析，皆有经据。”《定汉书疑》，从其书名来推断，或许就是这个时候问答的记录。姚氏也是以《汉书》为家业，一直传承到姚察之子姚思廉，及更往后的其曾孙姚珽。有关这些情况，以及姚察的《汉书》注的内容和性质，因为与师古注的因缘不浅，所以我打算新设一节来说明。现在在这里，就仅限于指出在陈灭亡以前江南的《汉书》之学已经由刘臻传到华北的情况，还有迁到华北的刘臻又热心于吸收此后在江南的《汉书》注释成果的情况。
在梁、陈时代所撰述的《汉书》注的概况即如以上。然而，证明《汉书》研究的兴盛和同出于一辙，以及在这个时代《汉书》被广为阅读这一情况的记录，仍比哪个时代，更何况是那个魏晋时代而都要显著和众多的。也就是，“所读一遍，必诵于口。尝借人《汉书》，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写还之，略无遗脱。”（《梁书》卷二七《陆倕传》）“是时西北徼外有白题及滑国，遣使由岷山道入贡。此二国历代弗宾，莫知所出。子野曰：‘汉颍阴侯斩胡白题将一人。服虔《注》云：“白题，胡名也。”又（后）汉定远侯击虏，八滑从之 (45) ，此其后乎。’时人服其博识。”（同上卷三〇《裴子野传》）“子范少与弟子显、子云才名略相比，而风采容止不逮，故宦途有优劣。每读《汉书》，杜缓兄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钦官不至而最知名’ (46) ，常吟讽之，以况己也。”（同上卷三五《萧子范传》）“……周舍又问杳：‘尚书官著紫荷橐，相传云“挈囊”，竟何所出？’杳答曰：‘《（汉书·）张安世传》曰：“持橐簪笔，事孝武皇帝数十年。”韦昭、张晏注并云：“橐，囊也。近臣簪笔，以待顾问。”’” (47) （同上卷五〇《文学·刘杳传》）还有谢侨一家，一日伙食费不足，孩子们提议把《汉书》拿去典当换钱的时候，谢侨拒绝道：“宁饿死，岂可以此充食乎？”（《南史》卷二〇《谢弘微传》）梁武帝也是读过《汉书》的。在虽然出阵于南郑而勇于胜利，但因遭谄言而没能晋升位阶的刘之亨的传中就记载说：“久之，帝读《（汉书·）陈汤传》，恨其立功绝域而为文吏所抵。宦者张僧胤曰：‘外闻论者，窃谓刘之亨似之。’帝感悟，乃封为临江子。”（同上卷五〇）还有作为陈朝的事情，“时陈宝应据有闽中，得（虞）寄甚喜。……及宝应结婚留异，潜有逆谋，寄微知其意，言说之际，每陈逆顺之理，微以讽谏，宝应辄引说他事以拒之。又尝令左右诵《汉书》，卧而听之，至蒯通说韩信曰：‘相君之背，贵不可言’，宝应蹶然起曰：‘可谓智士’。寄正色曰：‘覆郦（食其）骄韩（信），未足称智；岂若班彪《王命》，识所归乎？’ (48) ……”（《陈书》卷一九《虞寄传》）此外，梁朝的臧严和陆云公等被记载为几乎能背诵《汉书》（《梁书》卷五〇），江子一续纂“《黄图》及班固之《九品》”也就是《三辅黄图》和《汉书·古今人表》（同上卷四三），袁峻则作《史记》和《汉书》之《抄录》各二十卷（同上卷四九）。
最后使人不能忘记的是，由北来僧人带到江南的班固《汉书》真本本身的情况。那也是发生在梁朝的事，事情的原委见于《梁书》卷二六《萧琛传》和卷四〇《刘之遴传》。起初，萧琛为宣城太守的时候，一位携带着葫芦而来的北来僧人，在葫芦中暗藏着《汉书·叙传》，按僧人的吹嘘说是“三辅旧老相传，以为班固真本”的东西，萧琛马上将其求购过来。“其书多有异今者，而纸墨亦古，文字多如龙举之例，非隶非篆”，萧琛就将其秘藏起来。然而，天监九年（510年），在赴任江夏太守的时候，萧琛将此书转让给了鄱阳王萧范，萧范又进而献给了东宫。当时的东宫就是昭明太子。太子命刘之遴，之外还有张缵、到溉、陆襄等校勘“班固所上《汉书》真本”与今本的异同。其结果报告说，有“异状十事”，而被留在记录上的是八事。（一） 在古本《汉书》中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在今本中缺少上《汉书》的年月日。（二） 在古本中把《叙传》号为中篇，而今本称为《叙传》。（三） 在今本《叙传》上记载着班彪的事迹，而在古本中有云“稚生彪，自有传”。（四） 在今本中纪、表、志、列传没有合为一体而排出顺序，而古本是合为一体而排出顺序的，即总计合成三十八卷。（五） 在今本中《外戚传》是放在《西域传》之后，而在古本中《外戚传》是列于《帝纪》之后。（六） 在今本中《高五子传》、《文三王传》、《景十三王传》、《武五子传》、《宣元六王传》是分开地被置于诸传的帙中，而在古本中诸王传全都在《外戚》之后的位置，被放在《陈胜项籍传》之前。 (49) （七） 在今本（叙传）中《韩彭英卢吴》述云“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侯王”，而古本述云“淮阴毅毅，杖剑周章，邦之杰子，实惟彭英，化为侯王，云起龙骧”。（八） 古本的第三十七卷是解音释义，以助训诂；而今本无此卷。
被称作古本的是所谓《汉书》真本，被称作今本的是梁代通行的文本。所谓今本除了上述（四）的内容，就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本子几乎没有不同 (50) ，而有关所谓《汉书》真本本身的由来，可怀疑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奇怪的是，原本在《萧琛传》中所记始终应当只不过是《汉书》的《叙传》部分，然而在《刘之遴传》中所记则不知不觉地就变成包含整个一部《汉书》了。大概是利用江南人的《汉书》爱好热，尤其是其异本爱好癖而出于好事之徒之手的赝品。能看到这一点，不是很妥当的见解吗？ (51) 尽管昭明太子根据刘之遴等人的报告而做出怎样的判断现在无法知道，然而至少是其没有成为昭明太子编纂的《文选》所采用的部分。在其卷五〇作为“史述赞三首，班孟坚”而从《汉书·叙传》中采用的三首当中的一首，不外乎就是《述韩彭英卢吴传第四》，其文章与所谓今本的此篇完全一致。而且，其当然也没有成为颜师古采用的部分，今天的《汉书·叙传》与《文选》的部分两者也相一致。但是，顺便而言，颜师古与昭明太子不同，对于称作《史述》也好，《汉书述》也好，他都是反对的。我认为，在这当中也可以看到其对南学所表明的一种态度。在《叙传下》“其叙曰”所作注中，颜师古说道：“师古曰，自皇矣汉祖——盛大辉煌的汉祖——以下诸叙，皆班固自论撰《汉书》意，此亦依放《史记》（《太史公自序》）之叙目耳。史迁则云为某事作某本纪、某列传。班固谦不言作，而改言述。盖避作者之谓圣，而取述者之谓明也（《礼记·乐记》）。但后之学者不晓此，为《汉书》敘目见有述字，因谓此文追述《汉书》之事，乃呼为《汉书述》，失之远矣。挚虞尚有此惑，其余曷足怪乎！” (52) （HP.100B，1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