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绝望的时期

对于王融的计划，沈约则与之有关到什么程度呢？这被包了谜一样的面纱。不过，作为极其亲近的友人王融的谋反，接着是竟陵王之死，从而使沈约陷于微妙的立场，这是无可怀疑的。我认为，他转任东阳太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15) 在其前往东阳赴任途中的作品《早发定山诗》（《文选》卷二七）当中，就以“眷言采三秀，徘徊望九仙”来歌颂他对神仙的憧憬和仰慕；还有被推测为他在东阳时的作品《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诗》（同上），则是在附着《贻京邑游好》这一副题下而吟咏成句的。“纷吾隔嚣滓，宁假濯衣巾，愿以潺湲水，沾君缨上尘。”如此前往东阳赴任，在这一时间点上，他或者是超俗，或者至少是被从现实世界中逃避的坚强决心所支持着的。作为咏唱同样主题的作品，尽管在这之前也有《和竟陵王游仙诗》二首和《和刘中书仙诗》二首等，然而毕竟那些只不过是在沙龙里的唱和之作，不具有在这个时期的实际创作那样的分量。而且，这种主题，又是在他东阳期间的诗作中被继续吟咏下去的。

在沈约的东阳之行中，有原来为东阳乌伤人的草堂寺僧人慧约相伴（《续高僧传》卷六）。据说在东阳的慧约，始终过着“惟以静漠自娱，禅诵为乐。……常入金华山采桔，或停赤松涧游止”（T50，469a）的生活。沈约也有《游金华山诗》、《赤松涧诗》等。不过，与这些所咏唱的主题都是对神仙的憧憬和仰慕这一点有所不同，还有谢朓的《酬德赋》，尽管那是应和沈约所赠的五言诗的作品，然而其中也叙述了东阳太守时期沈约的生活：“闻夫君之东（东阳）守，地隐蓄而怀仙。登金华以问道，得石室之名篇。悟寰中之迫胁，欲轻举而舍旃。离宠辱于毁誉，去夭伐于腥膻。”（《谢宣城诗集》卷一）金华山原本是道士的修业场，如果根据梁武帝时期隐栖于这里的刘孝标的《东阳金华山栖志》（《广弘明集》卷二四）所言，则曰：“金华山古马鞍山也，蕴灵藏圣，列名仙牒。”（T52，276b）在刘孝标的葺宇的东边建有招题寺，又在其更东南，道观“亭亭崖侧 (16) ，下望云雨，……日止却粒之氓，岁次祈仙之客”（276c）。在数年前沈约所目睹的情景，大概样子与此没有不同。

不过，这个时候在国都，理应作为郁林王之监护人的萧鸾逐渐集中权力，并在公元494年10月终于篡夺了天子位，是为齐明帝。明帝即位，改元为建武，沈约被升进为辅国将军，作为五兵尚书而回到了建康。之后进而升迁为国子祭酒，但是国子祭酒是非常的闲职，所以在这个时期的沈约那里就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提起的活跃行动。 (17) 岂止是如此，如果根据其《桐柏山金庭馆碑》 (18) 所记，建武时期的沈约为了要实现幽栖的夙愿就讲到“权憩汝南县境”。可是因为那里不适合作为“息心之地”，所以就暂且复归于官途了。这好像是介于齐明帝死与东昏侯即位之间的事情，其所说的永泰元年（498年）亦即东昏侯即位的初年，也就是在其复归官途后很短时间里，又再次来到了天台的桐柏山。“永泰元年，方遂初愿。遂远出天台，定居兹岭。所憩之山，实惟桐柏。……桐柏所在，厥号金庭。事昺灵图，因以名馆。圣上曲降幽情，留信弥密，置道士十人，用祈嘉祉。约以不才，首膺斯任。永弃人群，窜景穷麓。”也就是说，沈约在天台桐柏山的金庭馆或是自己成了道士，或是作为道士们的教头而一同起居的。在《与徐勉书》中所记的“及昏猜（东昏）之始，王政多门，因此谋退，庶几可果，托卿布怀于徐令（徐孝嗣），想记未忘”，大概就是指这时候的情况而言的。 (19) 不过他在金庭馆的生活好像没有持续多长的时间，其理由不明。但是东昏侯永元元年（499年）八月，发生扬州刺史始安侯萧遥光叛于东府城的事件，作为当时沈约正在建康的明证，就在《南史》卷四一《临汝侯萧坦之传》当中。根据其中所述，左卫将军沈约知道事件的发生，是在夜里的五更。当他驾车马赶到台城西掖门的时候，有人劝他应该以戎服护身，沈约认为一不留神穿了戎服就不能与叛军相区分了，于是依旧穿着朱服进了台城。云云。

恶童天子东昏侯的治世时期，正如这个话题本身所体现的，就是一个竟然如此需要谨慎的保身术的时代。像那时期那样人们的生命被廉价低估的时代大概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从沈约受徐孝嗣之命而写成的齐明帝的遗诏来看，在被委托为东昏侯的监护人当中，除了始安王萧遥光举兵失败之外，江祏和江祀兄弟、刘喧、徐孝嗣、沈文季、萧坦之等，都是在永元元年间被杀害的。不只是这些宰臣相继被杀害，士大夫的意见也完全被废弃了。“不与朝士接，唯亲信阉人及左右御刀应敕等” (20) （《南齐书》卷七《东昏侯纪》）。安居于甜蜜生活当中的，只是那些受到天子宠爱的数十名“群小党与”，也就是茹法珍和梅虫儿所代表的恩幸者。如果换一种表述的话，他们就是把天子当做利用工具，或者是把朝廷本身当做利用工具的。这种情况，作为恩幸者之一的徐世檦所说的“何世天子无要人，但阿侬货主恶耳”（同上）的话，讲得倒是很雄辩。对于士大夫们来说，大概不能不意识到，那是一个不仅自己的生命被暴露在危险之中，而且理应依靠士大夫来支撑的朝廷体制本身也面临着危机的时代。

这样一来，以从这种危机中恢复出来为口号的举兵之事，在各地相继出现。首先是在永元元年（499年）十一月，太尉江州刺史陈显达在寻阳举兵。在其举兵之际的《与朝贵书》（《南齐书》卷二六）中说道：“至乎后主（东昏），行悖三才。……任非华尚，宠必寒厮。……王仆射（王亮）、王领军（王莹）、崔护军（崔慧景），中维简正，逆念剖心。萧卫尉（萧懿）、蔡詹事（蔡约）、沈左卫（沈约），各负良家，共伤时崄。”接着，永元二年（500年）三月的时候，崔慧景在广陵举兵。虽然陈显达、崔慧景等相继败退，但是随后接着于同年十二月在襄阳举兵的，就是雍州刺史萧衍。其举兵的直接契机，就是其兄萧懿由于茹法珍等人的谮言而被杀。而且，其送到京邑的檄文（《梁书》卷一《武帝纪上》）当中，在指责东昏侯的暴政之后又说道：“梅虫儿、茹法珍臧获斯小，专制威柄，诛剪忠良，屠灭卿宰。”进而明言：“今资斧所加，止梅虫儿、茹法珍而已。”萧衍举兵的目的，最重要的就是在首先将恩幸者一扫而光的基础上依靠士大夫来恢复秩序，这大概是很清楚的。这当然是一篇强烈地表达了京邑士大夫们心情的檄文。永元三年（501年）八月萧衍军队到达建康，不久到十二月，同百官一起被包围在台城内的东昏侯，被王珍国和张稷——张稷是沈约的姻亲——等人亲手杀死，和萧衍为旧知的国子博士范云等将其首级送到萧衍的阵营（《南史》卷四六《王珍国传》）。接着，打倒了东昏侯的萧衍，将茹法珍以下41人的“凶党”斩首。其姓名逐一详细地记载于《南史》卷七七《恩幸·茹法珍传》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