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正道与权道
然而遗憾的是，党人一派结果是败退了。在党人一派被宦官打击败退之后，不久又打倒这些宦官的是军阀董卓等人。进而接着的则是，由于曹操的登场，东汉王朝在混乱中走到了最终的结局。那个孔融也因为触怒了曹操而归于非命。总之是“功而不终”的结局。在使人想起这一冷酷的历史展开的时候，“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传五七《党锢·李膺传论》）也罢，“……卒而事败阉竖，身死功颓，为世所悲，岂智不足而权有余乎？《传》曰：天之废商久矣……”（传五九《窦武何进传论》）也罢，范晔不得不借用《论语·宪问篇》和《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中的命运论者式的话语了。可是，范晔这里并不是停止了判断。以为他对历史如此单纯断然地下结论的想法是错误的。他对人们的多样的生活样式和由此结果而带来的历史的复杂性展开瞠目而视。尽管党人们激越而勇敢的行动的确唤起了人们心情上的同感，然而在面对现实问题的处理上，他们则是拙劣的，这大概难以否定。对于在亡命所到之处播下了灾祸的种子，超过十几人牺牲而剩下的党人张俭，反倒是被冷静地评论了的：“然俭以区区一掌，而欲独堙江河，终婴疾甚之乱。多见其不知量也。”（传五七《党锢传》）他人的生命自不待言，自己的生命也绝不应该浪费。范晔极力主张，无价值的死是一种浪费。“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传五三《李固杜乔传论》）这样，义和生之比重上的称量，必须是适合于当事者所处的情况而可变的。可是，在为了成就义而全生的时候，就不能只是拘泥于伦理的态度。有时候也需要巧妙细致的计算和偶尔的手腕。特别是在如东汉末期复杂的政治情况之下，事情大概就是这样。有关陈寔、荀爽、王允、荀彧的评论，作为体现范晔这种想法的内容则很是引起我们的兴趣。
既与那些旗帜鲜明地提出政治上的立场而始终排斥妥协，并且想要贯彻自己的正义的党人不同，又与逃避现实的逸民不同，说起来陈寔是贯彻着第三种立场而置身于当时的。他在连坐于党锢事件的时候，与张俭不同，没有逃避责任地挺身入狱；又在身为宦官的中常侍张让之父的丧葬仪式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前往吊问；但是他也不寻求高官显位。对于既不是顺遂又并非不顺遂的陈寔的这种活法，范晔是极口称扬的。“唯陈先生进退之节，必可度也。据于德故物不犯，安于仁故不离群。行成乎身而道训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权夺，王公不能以贵骄。所以声教废于上，而风俗清乎下也。”（传五二《陈寔传论》）在这里，类似于手腕（strategy）这样不雅的词语是没有的。不过，在《荀爽传论》中，范晔的看法就更加明确地表现出来了。
荀爽开始是与郑玄以及申屠蟠等相并列而过着作为处士的生活的，但是在献帝时代董卓一掌握政权他就作为平原相而出仕了，而且在仅仅95天很短的时日之间就晋升到了司空职位。他协助于既不亚于宦官又是士人嫉视目标的董卓的情况，似乎招致了不少人的颦蹙。但是范晔说道：“余窃商其情，以为出处君子之大致也，平运则弘道以求志，陵夷则濡迹以匡时。荀公之急急自励，其濡迹乎？不然，何为违贞吉而履虎尾焉？”（传五二《荀爽传论》）乍一看来，荀爽的行动可以看成如同是违背道义的，这是因为其际会于难以实行正道的陵夷时代；为此而“濡迹”，这是因为有人要溺水了就应该去救，而不顾脚踩到水里。然而如果想不是这样的话，大概有时就会不顾“履虎尾”（《周易·履卦六三》）那样的危险。这样一来，为了将其行动正当化，范晔引用的就是《老子·四十五章》的话。“所谓‘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
王允和荀爽一样地协助董卓，尽管得其深厚的信赖，但是却通过谋略而制董卓于死命。有关他的评论，尽管如果参考《三国志》卷六《魏志·董卓传》注的话就可以明白范晔是照抄了华峤的史论的 (2) ，但是当其写出来之后，就已是讲“士虽以正立，亦以谋济”了，而“谋”也就是政治上的手腕。在相对于正道的权道被明确地肯定的同时，进而如下地，王允的行为毫无污迹地被正当化了。“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权，伺其间而敝其罪，当此之时，天下悬解矣。而终不以猜忤为衅者，知其本于忠义之诚也。故推卓不为失正，分权不为苟冒，伺间不为狙诈。及其谋济意从，则归成于正也。”（传五六《王允传论》）
进而时代又向后推移，有关作为曹操第一心腹的荀彧的评论，则始终是为荀彧辩护论。“方时运之屯邅，非雄才无以济其溺。功高势强（曹操的情形），则皇器自移矣。此文时之不可并也。盖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以成仁之义也。”（传六〇《荀彧传论》）所谓“杀身以成仁”，就是指荀彧在最终不赞成曹操的篡夺，因此而触怒仰毒，陷于窘境的情况。然而，甚至到这个时候，荀彧始终一贯是曹操很好的协助者。因此，后人对于荀彧，即如范晔所说的“世言荀君者，通塞或过矣”那样，是被加以肯定和否定的各种各样评论的。并且，例如《三国志》卷一〇《魏志·荀彧传》的陈寿的“评”说：“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然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也。”这里裴松之注中说：“世之论者，多讥彧协规魏氏，以倾汉祚。君臣易位，实彧之由。虽晚节立异，无救运移。功既违义，识亦疚焉。陈氏此评，盖亦同乎世识。”据此可以认为，似乎大都是倾向于否定性的评论的。 (3) 然而，作为裴松之同时代人的范晔，敢于一反“世论”，从所给出的条件来看，即是作为期望正道之成就的人物而对荀彧的行动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