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注家们的时代
这样，东汉、三国，进而五胡十六国，在专门是为政者们之间，尽管《汉书》有作为可以引出刑政的实际智慧的书籍，或者是作为能够教给人们军事谋略的书籍而被阅读的时候，但是在另一方面，从很早的东汉时代起《汉书》的注释就被开始撰写了。有关汉、魏、晋的《汉书》注的大概，在颜师古的《前汉书叙例》中被分为凡十条，其中的第二条很详细。而且在其末尾的第十条中，又详列了以汉、魏、晋为中心的《汉书》注家合计23人的名氏和爵里的名单。那无非是师古注提出名字而引用的地方，属于所谓旧注的人们的名单。现在我想顺着《叙例》的第二条，略述一下有关汉、魏、晋的《汉书》注。
“《汉书》旧无注解，唯服虔、应劭者，各为音义，自别施行。”
服虔的传，当然是列于《后汉书·儒林传》中的，说是其只有《春秋左氏传解》，而没有说《汉书》注的事情。《隋志》中著录有“《汉书音训》一卷，服虔撰”。有关应劭的《驳议》，前面我们已经接触过了。在《后汉书》的本传中作为应劭的著书之一而列出了《集解汉书》。但是《隋志》是作为“《汉书》一百一十五卷，汉护军班固撰，太山太守应劭集解”、“《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应劭撰”而著录的，如《叙例》在后文中指出的，还有如姚振宗指出的那样，大概应该改为前者是蔡谟撰，后者是臣瓒撰。可是，在服虔、应劭以前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存在过《汉书》注。在应劭的《集解汉书》中，如同从其书名就可以想象到的那样，可以认为是将前人的注释汇集起来的东西。同样在应劭的《风俗通义》卷六《声音篇》中，除了有云“谨按：《汉书》旧注：‘箛，吹鞭也。箛者，怃也。言其节，怃威仪’”，“谨按；《汉书》注云：‘荻，
(24) 也，言其声音荻荻，名自定也’”之外，在《史记·高祖本纪》“其以沛为朕汤沐邑”的《集解》中也引《风俗通义》，而有云：“《风俗通义》曰：‘《汉书》注，沛人语初发声皆言“其”（ch‘i）。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后以为常耳。’”（SH.8，81）这里就讲到了《汉书》注。进而还有，在《汉书·文帝纪》后六年夏四月，遇大旱，“发仓庾以振民”，其师古注引应劭说有云：“应劭曰：‘水漕仓曰庾。胡公曰：在邑曰仓，在野曰庾。’”（HP.4，18b）从师古注的体例来推断，胡公的“胡公曰”肯定是被应劭注中所引述的。 (25) 胡公是《汉官解诂》的著者，可以推测大概就是胡广。
总之，作为东汉人的注释服虔和应劭等人很早就各自单独进行着了 (26) ，将这些汇集成一体的是西晋的晋灼，还有臣瓒。在《叙例》中接着说：
至典午中朝，爰有晋灼，集为一部，凡十四卷。又颇以意增益，时辩前人当否，号曰《汉书集注》。属永嘉丧乱，金行播迁，此书虽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东晋，迄于梁、陈，南方学者，皆弗之见。
晋灼是河南人，晋代的尚书郎（参考《叙例》第十条的名单）。《隋志》中著录有“《汉书集注》十三卷，晋灼撰”。虽然晋灼注没有传到江南，但是照理是历经五胡十六国而在华北流传的。在这一段文字当中，使人感到好像充满着这样一种自负似的，即我师古注可以利用南朝学者不能看到的旧的注释 (27) 。即可以认为，这是想表明与南学对立的一种立场。有关这一点，在后面我还会再提到的。 (28)
有臣瓒者，莫知氏族。考其时代，亦在晋初。又总集诸家音义，稍以己之所见，续厕其末，举驳前说，喜引竹书，自谓甄明，非无差爽。凡二十四卷，分为两帙。今之集解、音义，则是其书。而后人见者，不知臣瓒所作，乃谓之应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录》，并题云然，斯不审耳。学者又斟酌瓒姓，附著安施，或云傅族。既无明文，未足取信。
汲冢竹书的发现是在西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至翌年太康元年（280年），或是进而到其后年的太康二年（281年）的事情 (29) ，从这个事情也可以说以臣瓒为西晋人大概是合适的见解。利用新出的汲冢竹书的史书研究有成为当时流行的趋向。 (30) 总之，臣瓒充分利用竹书的情况即如以下所列的资料那样。特别是关于其中的（2）、（6）、（8），希望读者同时也能体会到颜师古所讲的“喜引《竹书》，自谓甄明，非无差爽”的意思。
资料Ⅰ 臣瓒注所引的竹书
（1） 《高帝纪》“魏人周市略地丰沛，使人谓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文颍曰：晋大夫毕万封魏，今河东河北县是也。其后为秦所逼徙都，今魏郡魏县是也。至文侯孙惠王，畏秦，复徙都大梁，今浚仪县大梁亭是也。故世或言魏惠王，或言梁惠王，至孙假为秦所灭，转东徙于丰，故曰丰故梁徙也。臣瓒曰：《史记》及《世本》，毕万居魏，昭子徙安邑，文侯亦居之。《汲郡古文》云：惠王之六年，自安邑迁于大梁。师古曰：魏不常都于魏郡魏县，瓒说是也。其他则如文氏之释。〉”（HP.1A，11a）。
（2） 《武帝纪》元鼎四年“诏曰：祭地翼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观于周室，邈而无祀。询问耆老，乃得孽子嘉。其封嘉为周子南君〈臣瓒曰：《汲冢古文》谓卫将军文子为子南弥牟，其后有子南固、子南劲。《纪年》，劲朝于魏，后惠成王如卫，命子南为侯。秦并六国，卫最后亡，疑嘉是卫后，故氏子南而称君也。初元五年为周承休侯，元始四年为郑公，建武十三年封于观为卫公。师古曰：子南，其封邑之号，以为周后，故总言周子南君。瓒说非也。例不先言姓而后称君，且自嘉已下，皆姓姬氏，著在史传。〉，以奉周祀”（HP.6，19a~b）。
（3） 《地理志》“右扶风……栒邑 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应劭曰：《左氏传》曰，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郇侯贾伯伐晋，是也。臣瓒曰：《汲郡古文》，晋武公灭荀以赐大夫原氏黯，是为荀叔。又云文公城荀。然则荀当在晋之境内，不得在扶风界也。今河东有荀城，古荀国。师古曰：瓒说是也。此栒读与荀同，自别邑耳。非伐晋者。〉”（HP.28A1，35a）。
（4） 同上“河东郡……北屈 《禹贡》壶口山在东南。莽曰朕北〈应劭曰：有南故称北。臣瓒曰：《汲郡古文》，翟章救郑，至 (31) 于南屈。师古曰：屈音居勿反。即晋公子夷吾所居。〉”（HP.28A1，51b）。
（5） 同上“河南郡……开封 逢池在东北，或曰，宋之逢泽也〈臣瓒曰：《汲郡古文》，梁惠王发逢忌之薮以赐民，今浚仪有逢陂忌泽，是也。〉”（HP.28A1，73a~b）。
（6） 同上“颍川郡……阳翟 夏禹国。周末，韩景侯自新郑徙此。户四万一千六百五十，口十万九千。莽曰颍川〈应劭曰：夏禹都也。臣瓒曰：《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阳翟也。师古曰：阳翟，本禹所受封也 (32) 。应、瓒之说皆非。〉”（HP.28A1，86a~b）。
（7） 同上“颍川郡……父城 应乡，故国，周武王弟所封〈应劭曰：《韩诗外传》，周成王与弟戏以桐叶为圭，吾以此封汝。周公曰：天子无戏言。王应时而封，故曰应侯乡，是也。臣瓒曰：《吕氏春秋》曰：成王以戏授桐叶为圭，以封叔虞，非应侯也。《汲郡古文》，殷时已自有国，非成王之所造也。师古曰：武王之弟，自封应国，非桐圭之事也。应氏之说，盖失之焉。又据《左氏传》曰：邘晋应韩，武之穆也。是则应侯武王之子。又与志说不同。〉”（HP.28A1，90a）。
（8） 同上“北海郡……平寿〈应劭曰：古
寻，禹后，今
城是也。臣瓒曰：
寻在河南，不在此也。《汲郡古文》云：大康居
寻，羿亦居之，桀亦居之。《尚书序》云：大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此即大康所居为近洛也。又吴起对魏武侯曰：昔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河南城为值之。又《周书·度邑篇》曰：武王问太公曰：吾将因有夏之居，南望过于三涂，北瞻望于有河。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师古曰：应说止云
寻本是禹后耳，何豫夏国之都乎？瓒说非也。
音斟。〉”（HP.28A2，83a）。
再回到《叙例》的记述上来看：
蔡谟全取臣瓒一部，散入《汉书》。自此以来，始有注本。但意浮功浅，不加隐括，属辑乖舛，错乱实多。或乃离析本文，隔其辞句。穿凿妄起，职此之由，与未注之前，大不同矣。谟亦有两三处错意，然于学者，竟无弘益。
蔡谟（281—358年），字道明，东晋初的重臣之一。《晋书》卷七七列有其传，说他是“总应劭以来注班固《汉书》者，为之集解”。所谓“谟亦有两三处错意”，大概就是指如下的诸条。希望读者特别地注意其中的（3）。
资料Ⅱ 师古注中所见的蔡谟说
（1） 《贾谊传》“高皇帝以明圣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德至渥也，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陛下之与诸公，非亲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诿者，曰疏〈孟康曰，诿，累也。以疏为累，言不以国也。蔡谟曰：诿者托也。尚可托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请试言其亲者。亲者亦恃强为乱，明信等不以疏也。师古曰：蔡说是矣。诿音女瑞反。〉，臣请试言其亲者”（HP.48，12a~b）。
（2） 《韦贤传》“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盈
，不如一经〈如淳曰：
，竹器，受三四斗。今陈留俗有此器。蔡谟曰：满
者，言其多耳，非器名也。若论陈留之俗，则我陈〔留〕人也，不闻有此器。师古曰：许慎《说文解字》云：
，笭也。扬 (33) 雄《方言》云：陈楚宋魏之间，谓筲为
。然则筐笼之属是也。今书本
字或作盈，又是盈满之义。盖两通也。〉”（HP.73，4b~5a）。
（3） 《货殖传》“昔粤王句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孟康曰：姓计名然，越臣也。蔡谟曰：计然者，范蠡所著书篇名耳，非人也。谓之计然者，所计而然也。群书所称句践之贤佐，种、蠡为首，岂闻复有姓计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于范蠡，蠡之师也，焉有如此而越国不记其事，书籍不见其名，史迁不述其传乎。师古曰：蔡说谬矣。据《古今人表》，计然列在第四等，岂是范蠡书篇乎？计然一号计研，故宾戏曰：研、桑心计于无垠。即谓此耳。计然者，濮上人也，博学无所不通，尤善计算，尝南游越，范蠡卑身事之。其书则有《万物录》，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事见《皇览》及《晋中经簿》。又《吴越春秋》及《越绝书》并作计倪。此则倪、研及然，声皆相近，实一人耳。何云书籍不见哉？〉”（HP.91，3b~4a）。
蔡谟以前的《汉书》注，全都是以单注本的形式进行的，在这里注本才开始出现。蔡谟注是在几乎全面承继了臣瓒注的同时，又将其散入于本文当中的。不过，颜师古非难说，由于其本文被割裂，而且是经常出现不适当的割裂，因此开启了在时人当中产生各种各样穿凿之说的端绪。如果认为与晋灼注在华北的流传相对应，而蔡谟注本正是流传于江南的《汉书》注的祖本，那么可以说颜师古对其持极其严格的态度，大概还是应该姑且留作记忆的事项之一。
《叙例》的第二条在以上就结束了。但是如果将其中所讲述的承袭关系简单加以图示的话，大体就是如下的样子：
不过所谓旧注并不止这五家。在《叙例》第十条的名单中，除了这五家之外还举出了18家的名字。那么我就不嫌其烦地照录在这里，并根据需要略加解说。
（1） “荀悦，字仲豫，颍川人。后汉秘书监。”如前所述，其是《汉纪》的著者。师古注专门作为《本纪》的注，即如“高祖〈荀悦曰，讳邦，字季。邦之字曰国。〉”（《高帝纪》，HP.1A，1b）、“孝武皇帝〈荀悦曰，讳彻。之字曰通。〉”（《武帝纪》，HP.6，1a）那样地，就是为了表示天子之讳而引用荀悦之说的。在荀悦那里并没有对《汉书》的注。可以想象到，颜师古是从原本在《汉纪》撰写中有关于天子之讳和其他避讳的例子而引用的。
（2） “伏俨，字景宏。琅玡人。”
（3） “刘德。北海人。”
（4） “郑氏。晋灼《音义》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瓒《集解》辄云郑德。既无所据，今依晋灼，但称郑氏耳。”这里，尊重晋灼的意见，而排除了蔡谟注本所根据的臣瓒集解的意见的情况，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5） “李斐。不详所出郡县。”
（6） “李奇。南阳人。”
（7） “邓展。南阳人。魏（确切地应改作汉。下同）建安中，为奋威将军，封高乐乡侯。”在《三国志》卷二《魏志·文帝纪》注引曹丕的《典论·自叙》中，可以看到曹丕曾经借着酒劲取食膳中的芊蔗与邓展比剑的故事。
（8） “文颖，字叔良。南阳人。后汉末荆州从事。魏（汉）建安中，为甘陵府丞。”
（9） “张揖，字稚让。清河人。魏太和中，为博士。”余靖注《叙例》说：“一云河间人。”又注云：“止解《司马相如传》一卷。”为《广雅》的著者。
（10） “苏林，字孝友。陈留外黄人。魏给事中，领秘书监，散骑常侍，永安卫尉，太中大夫。黄初中，迁博士，封安成亭侯。”其事迹见于《三国志》卷二五《魏志·高堂隆传》、卷二一《魏志·刘劭传》注引《魏略》，是一个通晓古今之字指的经学家。如果据卷一三《王肃传》注，《魏略》将苏林等七人列于《儒宗传》。
（11） “张晏，字子博。中山人。”
（12） “如淳。冯翊人。魏陈郡丞。”
（13） “孟康，字公休。安平广宗人。魏散骑常侍，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勃海太守，给事中，散骑侍郎，中书令。后转为监，封广陵亭侯。”《隋志》中说：“梁有《汉书孟康音》九卷。”
（14） “项昭。不详何郡县人。”姚振宗怀疑或是《隋志》中有的“《汉书叙传》五卷，项岱撰”的这个人，或许是避晋讳而将“昭”改作“岱”了。而且注意到项昭之说只是在叙传的注中被引用的情况。
（15） “韦昭，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吴朝尚书郎，太史令，中书郎，博士祭酒，中书仆射。封高陵亭侯。”也就是在《三国志》卷六五《吴志》中列有传的韦曜，《隋志》中著录有“《汉书音义》七卷，韦昭撰”。
（16） “刘宝，字道真。高平人。晋中书郎，河内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将军。”余靖注云：“侍皇太子讲《汉书》，别有《驳议 (34) 》。”《隋志》中著录有“《汉书驳议》二卷，晋安北将军刘宝撰”。
（17） “郭璞，字景纯。河东人。晋赠弘农太守。”余靖注云：“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郭璞当然在《晋书》中列有其传。
（18） “崔浩……。”只有此人例外的是北魏人。具体的留在后面考察。
那么，这18家与前面举出的五家是怎样的关系呢？如果依照王鸣盛的说法，在晋灼注中，除了服虔、应劭之外，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颖、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总计14家之说被采用了，而且在臣瓒注中更采用了刘宝之说。蔡谟注本是全面地袭用臣赞注的情况已如前述。剩下的三家，也就是师古注新增加了荀悦、郭璞、崔浩之说。 (35)
总之，通览上述名单，魏晋时代成为《汉书》注释的一个最高潮时期的情况大概就清楚了。作为所谓旧注的时代，这样多的《汉书》注家的出现，是与当时《汉书》被广泛地阅读以及当时人们教育形成方面有关的情况相照应的现象。“史汉”也是清谈家们阅读的书之一。有一日，当谈论到名士们洛水游玩时的乐趣，王衍对乐光这样说：“裴仆射（裴
）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张华）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王戎）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世说新语·言语篇》）而且在此刘孝标注所引《晋阳秋》中说道：“世祖尝问汉事，及建章千门万户，（张）华画地成图，应对如流，张安世不能过也。”再有，郑默在皇后之父杨骏硬要将女儿嫁给郑默的儿子时说道：“吾每读《隽不疑传》，常想其人。畏远权贵，奕世所守。”（《晋书》卷四四）就这样地辞退了。还有，华谭在对晋武帝的对策文中主张说：“虽西北有未羁之寇，殊漠有不朝之虏，征之则劳师，得之则无益，故班固云：‘有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匈奴传赞》）盖安边之术也。”（同上卷五二）还有，左思请贾谧讲《汉书》（同上卷九二），在葛洪那里有《汉书钞》三十卷 (36) （《隋志》）等等。有关《汉书》的纪事是目不暇接的。还有，在《名士优劣论》的一章中列举了司马迁和班固之优劣的张辅，在这篇文章中所写的“世人论司马迁、班固，多以固为胜，余以为失”，大致就体现了当时对《史记》和《汉书》评价的归结点。在《名士优劣论》的其他二章中，也就是对曹操和刘备、乐毅和诸葛亮的比较论，都是张辅在推翻世人常识的地方有着自己的着眼点。“世人论司马迁、班固，多以固为胜，余以为失。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万言，固烦省不敌。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无取皆书。不如二也。毁败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睢、蔡泽作传，逞词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此真所以为良史也。”（《艺文类聚》卷二二《人部·品藻》）以上所举出的，除了葛洪是生活到东晋初期的人以外，全都是活跃于西晋时代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