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古注的基本性质

颜师古是专心沉潜于《汉书》当中了。亦即排除了引用他书之杂说以攻击本文的方法，而沉潜于《汉书》本文当中。他拒绝“正史之说所无”、“纪传之说所无”、“班氏不载于书”等，以及皇甫谧和圈称、桓谭等人之说。颜师古也有作为注释而不能不引用他书之杂说一类的内容 (116) ，但是始终是以《汉书》来注释《汉书》为原则的。例如，

（1）　《郊祀志》“又以卫长公主妻之（栾大）〈孟康曰：卫太子妹。如淳曰：卫太子姉也。师古曰：《外戚传》云：子夫，生三女。元朔三年生男据，是则太子之姉也。孟说非也。〉”（HP.25A，28b）。

（2）　《张骞传》“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韦昭曰：饮器，椑榼也。晋灼曰：饮器，虎子属也。或曰：饮酒之器也。师古曰：《匈奴传》云：以所破月氏王头，共饮血盟。然则饮酒之器是也。韦云椑榼，晋云兽（虎）子，皆非也。椑榼即今之偏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饮者也。兽子，亵器，所以溲便者也。椑音鼙。〉”（HP.61，1a）。

这就是根据《外戚传》、《匈奴传》先人之说当中的哪一种正确而得出判断的。不过，仅以《汉书》来解释《汉书》的全部是不可能的，所以还要参考不是新注的旧注，因为旧注晚于《汉书》的成书而不远，并且最重要的是以训诂为本领的注释。“凡旧注是者，则无间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隐。其有指趣略举，结约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备悉。至于诡文僻见，越理乱真，匡而矫之，以祛惑蔽。若泛说非当，芜辞竞逐，苟出异端，徒为烦冗，秖 (117) 秽篇籍，盖无取焉。”（《叙例》第七条）这样，不仅指出了在采用旧注时的大纲，进而又说明其宗旨，针对旧注所欠缺的部分，则在注释中援用以“典谟”亦即经书为中心的古典，“苍雅”亦即小学之书。这大概可以说完全就是经书注释家的方法了。“旧所阙漏，未尝解说，普更详释，无不洽通。上考典谟，旁究《苍》、《雅》，非苟臆说，皆有援据。”（同上）　

想要尽可能地恢复其本来的面目而来读《汉书》，就是颜师古的基本态度，因而根据《史记》或《文选》改写的文本就作为“流俗书本”被予以拒绝，这些情况我们已经讲述过了。古老的文字原样保留的宗旨尽管也在《叙例》的第三条中宣布了 (118) ，然而在《司马相如传》卷首的注中，他又重复地说道：“师古曰：近代之读相如赋者多矣。皆改易文字，竞为音说，致失本真。徐广、邹诞生、诸诠之、陈武之属是也。今依班书旧文为正，于彼数家，并无取焉。”［HP.57A，1a。参考资料- Ⅳ（4）］在引用的经书与经书本文不同的时候，也就以不同的原样保留。“六艺残缺，莫睹全文。 (119) 各自名家，扬镳分路。是以（刘）向、（刘）歆、班（固）、马（迁）、（董）仲舒、（扬）子云所引诸经，或有殊异，与近代儒者，训义弗同。不可追驳前贤，妄指瑕，曲从后说，苟会扃涂。今则各依本文，敷畅厥指。非不考练，理固宜然。……”（《叙例》第七条）这一情况在《礼乐志》“……故《书序》：殷纣断弃先祖之乐，乃作淫声，用变乱正声，以说妇人。乐官师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适诸侯，或入河海”的注中，也还是讲述到：“师古曰：犇古奔字。《论语·微子篇》云：‘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 (120) 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此《（礼乐）志》所云及《古今人表》所叙，皆谓是也。云诸侯者，追繫其地，非为当时已有国名。而说《论语》者，乃以为鲁哀公时，礼坏乐崩，乐人皆去 (121) ，斯亦未允也。夫《六经》残缺，学者异师，文义竞驰，各守所见。而马（融）、郑（玄）群儒，皆在班（固）、扬（雄）之后，（刘）向、（刘）歆博学，又居王（肃）、杜（预）之前。校其是非，不可偏据。其《汉书》所引经文，与近代儒家，往往乖别，既自成义指，即就而通之，庶免守株以申贤达之意。非苟越异，理固然也。” (122) （HP.22，10b~11a）

对有关古语乃至方言的处理，他也表示同样的态度。在《叙例》的第四条中颜师古曰：“古今异言，方俗殊语。末学肤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辄就增损。流遁忘返，秽滥实多。今皆删削，克复其旧。”

概括以上，师古注的基本态度，就在于想要尽可能恢复其本来面目地来读《汉书》这一点上。在“曲核古本”上，古字、古语就原样地保留。注释的第一依据就是所谓的旧注，还有典谟以及《苍》、《雅》。“今流俗书本”以及所谓“近代注史”，对颜师古来说一律是没有价值的东西。而被称作“近代注史”名目之下的东西，主要是指南朝的《汉书》注，这一情况我已经讲过了。总之，对于“近代学者”乃至“末代学者”、“后之学者”，颜师古的批判不胜枚举。此前的有关举例都已经很清楚了，这里还想再附上二例。

（1）　《高帝纪》“审食其从太公、吕后间行，反遇楚军〈师古曰：此审食其及武帝时赵食其，读皆与郦食其同，音异基，而近代学者，郦则为异基，审则为食基，赵则食其，非也。同是人名，更无别义。就中舛驳，何所据依。且荀悦《汉纪》，三者并为异基字，断可知矣。〉”（HP.1A，33b）。

（2）　《五行志》“成帝绥和二年八月庚申，郑通里男子王褒，衣绛衣小冠，带剑入北司马门殿东门，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褒故公车大谁卒〈应劭曰：在司马殿门掌呵者也。服虔曰：卫士之师也。著樊哙冠。师古曰：大谁者，主问非常之人，云姓名是谁也。而应氏乃以哗为义，云大呵，不当厥理。后之学者，辄改此书谁字为，违本文矣。大谁本以谁何称，因用名官。有大谁长。今此卒者，长所领士卒也。〉”（HP.27Ca，21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