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竺中土说的形成

作为4世纪中国佛教界巨星的道安（312—385年）流露出叹息的话语，我们可以再三地听到：“世不值佛，又处边国。音殊俗异，规矩不同。” (19) “安宿不敏，生值佛后，又处异国。” (20) 在距离佛的在世很遥远的后世而出生，与此同时中国不能产生佛，而且是距离天竺相隔很远的边土，这些情况在他那里，是作为痛切的意识而存在的。还有，作为承继道安的另一巨星庐山的慧远（334—416年），再三使用“上国”一语来称天竺。 (21) 如果以抱朴子葛洪（283—343年？）相对于自己出生地的江南而习惯地屡屡称中原为上国的情况 (22) 而言的话，这不用说是把中国看成世界的边土了。无论道安也好，慧远也好，对于自己生于边土一事的痛恨，大概反倒燃起了支持他们求道精神的东西。不过，与此稍有不同，5世纪之初，在尊奉佛教的士大夫和并非如此的士大夫之间，像法琳所指出的那样，所谓“中边”的议论如同争论一样。其痕迹在以下的论争中可以看到，即元嘉十年（433年）前后，围绕着冶城寺的僧慧琳所写的《均善论》，别无他人，就是何承天以宗炳为对手而进行论争 (23) 。还有，何承天因与宗炳论争为表明自己立场而写下《达性论》，就此与颜延之之间进行了论争 (24) 。

假借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代表者白学先生和作为佛教的代表者黑学道士之对话形式的《均善论》，又因此被称作《白黑论》。其中，面对黑学道士主张由于中国的圣人就有关“幽冥之途”、“来生之化”默而不语所以不及于佛的说法，白学先生在仔细地追问之所以不及的同时而展开问答，逐渐地黑方被白方所压倒，最后确认了儒佛一致，亦即“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这样，尽管作为沙门但却著述了不少包含对佛教批评性言辞论文的慧琳，被“旧僧”们一概加以摒斥。然而对其内容非常感激的何承天把《均善论》给宗炳传阅并征求意见，这样一来，在二人之间就形成了数次的书简往复。在其中一封书简当中，何承天这样讲到：“中国之人，禀气清和，含仁抱义。故周孔明性习之教 (25) 。外国之徒，受性刚强，贪欲忿戾。故释氏严五戒之科。”（T52，19c）也就是说，佛教原本是禁戒刚强而且贪欲忿戾的夷狄之性的教化，而本来就清和而且仁义的中国之民则丝毫没有必要去遵从其教化，能够遵从使他们向上的周公、孔子的教导就足够了。对此，也是慧远弟子的宗炳，一面根据《山海经》“申毒之民，偎人而爱人”的郭璞注中所讲的申毒即天竺，是浮屠所兴之地的说法 (26) ，一面这样地反驳道：“虽此（中国）之所夷，然万土星陈于太虚。竟知孰为华哉？推其偎爱之感，故浮屠之化应焉。”（20c）就是说，天竺之民不但不是刚强、贪欲、忿戾，而且是非常“偎爱”的，与此相应产生的佛教，当然就是仁慈的教化了。 (27) 而且，还应该充分注意宗炳如下所说的：“东夷西羌，或可圣贤。”（20b）另一方面，《达性论》主张参天地两仪之化育而构成三才的“人”是不能与鱼鸟蠉蠕一括地称为众生的有尊严的存在，而且否定轮回说；与收到此论的颜延之之间又一再地发生争论，论争点涉及很多的分歧，有时在颜延之给何承天的书简中还是写道：“由余、日不生华壤。何限九服之外不有穷理之人。”（26a）这样，在夷狄中也能产生圣贤的这一表述，不用说就是包含生于天竺的佛是能当圣人的意思的这一表述，与道宣的B说属同一类型；如同对其已经进行的不少考察那样，尽管在后世通过诸家而被反复地说起，但是在有关文献可以确认的范围内，是可以以宗炳和颜延之为滥觞的。 (28)

那么，如果回过头来考虑一下，这样的论述方式实际是原本与佛教没有关系地存在着的。而且甚至不过就是当佛教能在中国传统思想之一隅被给以一席之地时将其借用罢了。说起和佛教没有关系而存在着的情况，就是因为，统一帝国汉朝崩溃之后，在非中原的地域树立了多个地方政权，随之地方文化圈形成的时候，在那些地域，普遍地进行着非中原的地域也是圣人辈出的这种议论。不用说，这些议论就是为了主张相对于中央即中原的地方文化传统。例如，据说在东汉的最后时期，吴国成立的前夜，作为会稽太守而前来赴任的王朗，面对当地的第一学者，而且被选为郡功曹的虞翻，就令其讲一讲有关在像“玉出昆山，珠生南海，远方异域，各生珍宝”那样远隔中原的当地，也一定存在的英俊之士的情况。虞翻立即从会稽优越的地势以及物产说起，把当地所出现的众多贤士列女说来道去。 (29) 或者还有，在吴国被合并于西晋之后，前往洛阳应辟命的蔡洪，在被洛中人士嘲弄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的时候，蔡洪回应说：“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 (30) 这样，“圣贤所出，何必常处”这一论辩方式已经普遍地存在着了。佛教则是将其一模一样地原样借用，以至在圣贤一项上将佛代入进去了。例如，收在《弘明集》卷一而作者未详的《正诬论》讲到，应该主张佛的正统性，“重华（舜）生于东夷，文命（禹）出乎西羌。圣哲所兴，岂有常地。”（T52，7b）甚至其措辞都近似于蔡洪的话语。

然而至此，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要说为什么，那是因为，无论怎样运用这种论辩方式，佛仍然不过是边土乃至夷狄的圣人；还因为，在虞翻或蔡洪等吴人的场合，其对于中原，也就是借葛洪的话来说的“上国”的自卑感的反面，以至就像是不可否认在自满于己国的自我陶醉中所发出的那样，为了驳倒中国中土说而停留在过于消极、被动的论辩方式上。可以认为，东晋的人们称当时已经不存在的西晋为“中朝”，就是根植于自己被逐出中原而流落到半壁江南之地的痛切意识。这种边土意识，支配着不只是东晋人，也还有南朝人的心理；因而宗炳和颜延之的议论，大概就成为逗某些对手发笑的东西了。尽管时代靠后，然而在南朝梁的武帝时代访问冬天之江南的东魏聘使李谐与梁的主客郎范胥之间，据说有着如下的问答。范：“（江南）今犹尚暖，北间当小寒于此？”李：“地居阴阳之正，寒暑适时，不知多少。”范：“所访邺下（东魏的国都），岂是测影之地？”李：“皆是皇居帝里，相去不远，可得统而言之。” (31) 测影之地的意思留在后面再讲。这里李谐所主张的，并非南朝，而东魏才是位于中国的中土位置的。可是，如果从中国全土来看的话，即使认为江南是边隅，但是只要相对于夷狄，那里也始终是中土的情况没有改变。

那么，使中国中土说不仅作为主观性的东西，而且作为客观性的东西，进而更确切地说，作为好像是客观性的东西而成立的根据究竟是什么呢？那不用说就是《周礼·地官·大司徒》中的一段：“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

其意思就是说，在地面垂直地立八尺的表针（gnomon），从表针的根部在正北一尺五寸的地方设置刻度，亦即置“土圭”。在夏至正午，日影正好与土圭一致的地点，那里就是“地中”、大地的中心。在郑司农的解说中，相当于洛阳东南的颍川郡阳城县就是地中。范胥所质问的“测影之地云云”就是指这个事情。而且，正是因为《周礼》进一步说明地中而记云“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所以李谐才回答说“地居阴阳之正，寒暑适时”；再有，也是何承天所以将中国之民的民性规定为清和而且仁义的根据。接着，《周礼》所云“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如果根据《尚书·召诰篇》，周公所以经营成周洛邑，无非就因为那里是“土中”。

可是，宗炳说道：“东夷西羌，或可圣贤。”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说：“竟知孰为华哉。”也就是说，如果离开中国中心的视点来试想的话，中国就未必一定是所谓“中华”了。因为他就是想说原本天竺才是“中华”。 (32) 到底是中土，还是边土，在这一问题上来论述事情的本质，尽管说起来是类似儿戏的议论，然而对方是根据中国中土说来排斥佛教的，而且如果认为中国中土说在《周礼》中找到了客观性根据，那么作为佛家只要不提出与之相对应的根据，要决定性地驳倒对方大概就已经很难了。确实在这一束手无措的时候被提出来的，无非就是慧严的天竺中土说了。在论争中，再没有胜于攻破对方所依据的基础本身那样有效的方法了。据《高僧传》卷七，这是慧严在就关于天竺的律历而受到何承天的质问时所讲的。除了在天竺到夏至的正午日影就没有了的情况之外，他不仅说明了天竺在五行中相当于土德，色尚黄，数尚五，那里的八寸相当于中国的一尺，十两相当于中国的十二两，以建辰之月为岁首等；而且，无论有关“分至”亦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讨论，有关“薄蚀”亦即日月食的计算，及“光影”的测量，还是有关“宿度年纪”亦即星宿在天的分区和律历设置的说明等等，因为全都是详密而且无不有条有理的，所以何承天没能够插进一句异议。而且据说这之后邀请婆利国人访问江南，证明了慧严所说是没错的（T50，368a）。

被称为是遍通“儒史百家”之学的何承天，也以历法为其擅长的领域之一。在元嘉二十年（443年），他献上根据其亡舅徐广留下的资料和经自己之手的观测记录而私撰的新历，就是所谓“元嘉历”，替代了以往的“永初历”而成为朝廷所采用的历法。 (33) 我想，大概是为了新历的做成以资参考而征求慧严的意见，可是当时却意想不到地被灌输了天竺中土说，这大概给了他很大的冲击。何承天的学问立足于中国所自豪的传统学术，尤其是儒学，以及即便在儒学中也堪称精粹的礼学专家中就有他。在总结与宗炳的论争时，他说道：“常谓，外国之事或非中华所务。是以有前言耳。果今中外宜同，余则陋矣。敢谢不敏。”虽然大体上先对对方的立场表示赞赏的态度，但是接着马上又不忘记非常符合儒家之徒身份地提出如下的说法：“虽然犹有所怀。夫明天地性者，不致惑于迂怪。识盛衰之径者，不役心于理表。”（T52，21c）所谓“迂怪”，所谓“理表”，就是指以人类的感觉和理性不可能追迹的世界的情况。这样，何承天如果是作为儒家之徒的话，他对《周礼》所说的地中之说一定是坚信不疑的。他就有关天地的形状，以东方的旸谷为日出的地方，以西方的濛汜为日落的地方，还以《庄子·逍遥游》中有的“北溟之鱼，化为鸟，将徙南溟”为依据，描绘出在正圆的天的下面水环流着的样子，大概就是在原本把中国定位于天地之中央基础上的印象。 (34) 因此，针对天竺是天地之中央一事，如果能够整理和亮出自然科学方面的根据，大概情况就非常深入了。而且问题不只限于何承天一个人，法琳说的“何（承天）乃误，中边始定”，终究是佛家方面的记录，尤其不能认为论争已归于结束。不过可以断定，由此也给了佛教徒一方能够从守势一举转为攻势的有力武器，这应该是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