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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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古注的方法是以训诂为基础的，又是以字音的解释，进而扩展到名物、制度的解释为基础的。即使把这改称为沉潜于《汉书》本文的方法大概也是可以的。原本颜氏的学问本质上就是训诂之学的情况，即如在颜师古本传中所讲到的那样“师古少传家业，博览群书，尤精训诂”。在《颜氏家训》中，不仅特别在《书证篇》和《音辞篇》体现着颜之推学问的本领就是训诂之学，而且作为颜师古另外的著作《匡谬正俗》或是《急就章》注，也无不是训诂之学的成果。 (129)

那么，现在仅限于《汉书》注而言，在江南的《汉书》之学当中，也并不是没有依靠训诂性方法的。特别是据推测大概与颜氏的《汉书》之学有密切关联的刘显、刘臻父子即是这样，刘显的著书定名为《汉书音》一事就使人看到这一状况。还有就是似乎与颜之推有关联的萧该也是这样，萧该的《汉书音义》完全依靠训诂性方法的情况通过其辑本就可以确认。从颜之推到颜师古的颜氏的《汉书》之学，就这样被大体确定了在南学系谱中的位置。还有对于古器和古物的兴趣，其实在江南就能够看到其萌芽。 (130) 然而，师古注屡屡表示与南学断绝的情况，我们已经再三地讲述过了。江南史注的主流，并不是依靠训诂性方法的。其主流就是引他书之杂说以攻击本文，以博异闻，竞为该博的注释。对于这种注释在态度上强烈拒绝的颜师古，还是注目于尽管一篇《汉书》注也没有被写出来，但是大概因此反而是古老的文本和注释以古老的样子而遗存的华北的传统。他对晋灼注和崔浩之说的尊重就说明了这一点。他拒绝作为江南注释之主流的方法，说来就是比起《汉书》本身来更朝着其周边寻求广博记闻的方法；从而他朝《汉书》本文当中垂直性地切入，通过这样做最终将《汉书》以及《汉书》所描绘的世界变成自己的东西。在这之际，生活在和汉王朝同样地以长安为都城的统一王朝即唐王朝的各种事情，大概是作为出现在《汉书》当中的古器或古物、古迹，或者乃至还有古语，都以作为更加深切的东西而使他实在地感受到了。“当其颜氏之理训诂也，如与古人对谈”，作此评论的是南宋的郑樵。意思就是说，以训诂为武器，颜师古就能够站在和古人同样的地平线上了。这里我就想引用针对杜预《左传》注和颜师古《汉书》注而一并加以评论的郑樵的话，来代为本章的结尾。

杜预解《左氏》，颜师古解《汉书》，所以得忠臣之名者 (131) ，以其尽之矣。《左氏》未经杜氏之前，凡几家。一经杜氏之后，后人不能措一辞。《汉书》未经颜氏之前，凡几家。一经颜氏之后，后人不能易其说。纵有措辞易说之者，如朝月晓星不能有其明也。如此之人方可以解经。苟为文言多而经旨不见，文言简而经旨有遗，自我说之后，后人复有说者，皆非笺释之手也。传注之学起，惟此二人，其殆庶几乎。其故何哉？古人之言所以难明者，非为书之理意难明也，实为书之事物难明也。非为古人之文言难明也，实为古人之文言有不通于今者之难明也。能明乎《尔雅》之所作，则可以知笺注之所当然；不明乎《尔雅》之所作，则不识笺注之旨归也。善乎二子之通《尔雅》也。颜氏所通者训诂，杜氏所通者星历地理。当其颜氏之理训诂也，如与古人对谈。当其杜氏之理星历地理也，如羲和之步天，如禹之行水。然亦有所短。杜氏则不识虫鱼鸟兽草木之名，颜氏则不识天文地理。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杜氏于星历地理之言无不极其致，至于虫鱼鸟兽草木之名则引《尔雅》以释之。颜氏于训诂之言甚畅，至于天文地理则阔略焉。此为不知为不知也。其他纷纷，是何为者。释是何经，明是何学。（《通志·艺文略·经类·春秋》）

(1) 《廿二史札记》卷二〇《唐初三礼汉书文选之学》。

(2) 刘纳言也是协助章怀太子李贤撰述《后汉书》注的人之一。“贤又招集当时学者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讷（纳）言、洛州司户格希元、学士许叔牙成玄一史藏诸周宝宁等，注范晔《后汉书》，表上之。”（《旧唐书》卷八六《高宗诸子章怀太子贤传》）

(3) 译者注：中华书局本“且又”作“是”。

(4) 译者注：中华书局本“所”作“行”。

(5) 译者注：中华书局本“宅”作“壁”。

(6) 例如从《三国志》中可以找出如下诸例：“……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卷二《魏志·文帝纪》注引《典论自序》）“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汉》。”（卷四一《蜀志·张裔传》）“博物识古，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长于汉家旧典。”（卷四二《蜀志·孟光传》）这时候的“三史”不用说就是《史记》、《汉书》、《东观汉纪》。

(7) 《后汉书》传三〇上《班彪传》“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其略论曰……”。而且在其传略中自己称“此后篇”。续写《史记》的所谓“好事者”们的情况，参见《史通·古今正史篇》。

(8) 《元帝纪》：“赞曰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应劭曰：《元》、《成帝纪》，皆班固父彪所作，臣则彪自说也。外祖，金敞也。如淳曰：班固外祖樊叔皮也。师古曰：应说是〉，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HP.9，13b）。《成帝纪》：“赞曰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晋灼曰：班彪之姑也〉，父子昆弟侍帷幄……”（HP.10，16a）。《韦贤传赞》“司徒掾班彪曰：汉承亡秦绝学之后……”（HP.73，21a）。《翟方进传赞》“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进以孤童携老母，羁旅入京师……”（HP.84，20b）。《元后传赞》“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来，《春秋》所记……”（HP.98，15b）。据徐松所说，《西域传赞》也是班彪所作。参见《西域传赞》末尾的补注（HP.95B，39b）。

(9) 《后汉书》传七四《列女·曹世叔妻传》记云：“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可是在司马彪的《续汉书·天文志序》中有云：“孝明帝使班固叙《汉书》，而马续述《天文志》。”还有，在《史通·古今正史篇》有云：“固后坐窦氏事，卒于洛阳狱，书颇散乱，莫能综理。其妹曹大家，博学能属文，奉诏校叙。……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犹未克成，多是待诏东观马续所作。而《古今人表》尤不类本书。”这些内容有着相当大的出入。

(10) 郑樵贬低班固的最大理由，就在于作为断代史而失去了历史的连续性（相因之义，会通之旨）这一点上，他稍有乱发脾气之倾向地说道：“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自髙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事*，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后世众手修书，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通志·总序》）不过，《文史通义·内篇三·黠陋》从“家学”的观点反驳了郑樵。（译者注：*此处的“事”《四库全书》本作“书”。）

(11) 《后汉书》传三〇上《班固传》“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12) 参见本章注6（译者注：即本译文本页注①）。

(13) “宗匠”一语，在内典中，例如《高僧传》卷五《释道安传》所云“于时学者，多守闻见，安乃叹曰：宗匠虽邈，玄旨可寻。应穷究幽远，探微奥。令无生之理，宣扬季末。使流遁之徒，归向有本”（T50，351c），就这样地多有使用。另外在外典中，只知下面二例。《晋书》卷七五《范宁传》有云“轩冕之龙门，濠梁之宗匠”，这是说王弼和何晏的。《宋书》卷一四《礼志一》有云“路经阙里，过觐孔庙，庭宇倾顿，轨式颓弛，万世宗匠，忽焉沦废；仰瞻俯慨，不觉涕流”，这是说孔子的。

(14) 译者注：此处本书原文作“卷五八”，据《三国志》改。

(15) 班固也曾经历过为了大将军窦宪而作为中护军、行中郎将军赴匈奴的使者。再有，《后汉书》传四二《崔骃传》中讲到：“元和中，肃宗始修古礼，巡狩方岳。骃上《四巡颂》以称汉德，辞甚典美，文多故不载。帝雅好文章，自见骃颂后，常嗟叹之，谓侍中窦宪曰：‘卿宁知崔骃乎？’对曰：‘班固数为臣说之，然未见也。’帝曰：‘公爱班固而忽崔骃，此叶公之好龙也。试请见之。’……”

(16) 在《汉书·张骞传》“大宛诸国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犛靬眩人献于汉，天子大说。……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一节的应劭注中，如下地记载了东汉邓太后时代的情况，大概也是引人注目的。“邓太后时，西夷檀国来朝贺，诏令为之。而谏大夫陈禅以为夷狄伪道，不可施行。后数日，尚书陈忠案汉旧书，乃知世宗时犛靬献见幻人，天子大悦，与俱巡狩，乃知古有此事”（HP.61，7b~8a）。

(17) 在《晋书·刑法志》中也有重复，其中将“驳议”作“议驳”。参见内田智雄编《译注中国历代刑法志》（创文社，1964年）。

(18) 《三国志》卷九《魏志·曹爽传》注引《魏略》。马国翰主要根据类书，严可均进而加上《群书治要》而作成辑本。马国翰的解题中说：“《北堂书钞》、《初学记》、《文选注》、《太平御览》等书引之，或作《新论》，或作《要集》，或作《世论》，皆此一书，而引题者异。……书中多论行兵，盖三国割据，日寻干戈，故论世者详究之。虽列法家，而略无残苛之语。”（《玉函山房辑佚书》）不过仅就这些辑本来看，当然是汉事占多数，但是未必只限于汉事。

(19) 《三国志》卷一五《魏志·司马朗传》注引《司马彪序传》。

(20) 译者注：即本译文第244页注①。

(21) 《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记云：“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关于相当于刘元海从祖的刘宣，也可以看到如下记载：“每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曾不反覆咏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终不令二公独擅美于前矣。’”

(22) 《汉书·张良传》中说：“汉三年，项羽急围汉王于荥阳，汉王忧恐，与郦食其谋桡楚权。郦生曰：‘昔汤伐桀，封其后杞；武王诛纣，封其后宋。今秦无道，伐灭六国，无立锥之地。陛下诚复立六国后，此皆争戴陛下德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南面称伯，楚必敛衽而朝。’汉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郦生未行，良从外来谒汉王。汉王方食，曰：‘客有为我计桡楚权者。’具以郦生计告良曰：‘于子房如何*？’良曰：‘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汉王曰：‘何哉？’良曰：‘臣请借前箸以筹之，……诚用此谋，陛下事去矣。’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乃公事！’令趣销印。”（HP.40，5b~7a）（译者注：*中华书局本“如何”作“何如”。）

(23) 《汉书·娄敬传》中说：“高帝罢平城归，韩王信亡入胡。当是时冒顿单于兵强，控弦四十万骑，数苦北边。上患之，问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陛下恐不能为。’上曰：‘诚可，何为不能！顾为奈何？’敬曰：‘陛下诚能以適长公主妻单于，厚奉遗之，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HP.43，12b）

(24) 译者注：或作“筩”。如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3页。

(25) 师古注伴随着固有名词而引述的先人所著《汉书》注，仅限于《叙例》第十条的名单中所见的23人的著述。胡公之名不见于这个名单。对《汉书》注以外之说，有时候明记其书名或人名，在这个时候，如果是颜师古新引述的，就以写作“应劭曰……”，“师古曰……”，“胡公云……”为体例。

(26) 在这里应该提一句的就是《十七史商榷》卷七《许慎注汉书》之说。王鸣盛认为在许慎那里也有《汉书》注而主张：“许慎尝注《汉书》，今不传，引见颜注中者尚多，不知五种中是何种中所采。《叙例》不列其名，不知何故。慎所著全部，惟《说文》存，余《五经异义》、《淮南子注》皆不存，但引见他书。”所谓五种，是说服虔、应劭、晋灼、臣瓒、蔡谟的注。当然在师古注中，除了作为“许慎《说文解字》云……”、“许氏《说文解字》云……”、“《说文解字》云……”、“《说文》云……”而被引述的之外，只是单作为“许慎云……”而被引述的合计可以发现17条。但是把这些看成是《汉书》注则是不能赞成的。在17条当中有13条清楚地与《说文》一致，剩下的四条中有两条好像是《淮南子》注。也就是，（1）　《艺文志》“《堪舆金匮》十四卷〈师古曰：许慎云：堪，天道；舆，地道也〉”（HP.30，70a）→《文选》扬雄《甘泉赋》“属堪舆以壁垒兮，捎夔魖而抶獝狂〈善曰：……《淮南子》曰：‘堪舆行雄以知雌。’许慎曰：‘堪，天道也。舆，地道也’〉”（7，2b）。《淮南子·天文训》中有“堪舆徐行雄以音知雌”。（2）　《张良传》“发钜桥之粟〈服虔曰：钜桥，仓名也。师古曰：许慎云：‘钜鹿之大桥有漕粟也’〉”（HP.40，6b）→《主术训》“发钜桥之粟〈钜桥，纣仓名也。一说钜鹿漕运之桥〉”。剩下的两条，也就是《司马相如传》“右以汤谷为界〈师古曰：汤谷，日所出也。许慎云：‘热如汤也’〉”（HP.57A，18b）；《王贡两龚鲍传序》“伯夷叔齐薄之，饿于首阳，不食其禄〈师古曰：马融云……，高诱则云……，而曹大家注《幽通赋》云……，许慎又云：‘首阳山在辽西……’〉”（HP.72，1a~b）；这本来不就是《淮南子》注吗？以上的情况大概从本章前面的注*中所讲的师古注的体例也能证明。如果认为“许慎云……”就是《汉书》注，那么不仅理应是在“师古曰”之前而作为“许慎曰”被引述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许慎之名没有在《叙例》的名单中。“师古曰：许慎云……”的形式自然而然地说明那并不是《汉书》注。（*译者注：即本译文本页注①。）

(27) 这样的话，在作为“南方学者”之一的南朝宋裴骃的《史记集解》中屡屡引述晋灼说是为什么呢？裴骃大概是采用了下面我们将言及的臣瓒的《集解音义》，亦即《汉书音义》所引述的晋灼说。裴骃在《史记集解序》中明确提到很多地利用《汉书音义》的情况。因为这些情况在拙稿《裴骃的〈史记集解〉》（《加贺博士退官纪念中国文史哲学论集》，讲谈社，1979年）中已经论述，在此就不重复了。

(28) 《叙例》的名单，如果根据在“臣瓒，不详姓氏及郡县”的补注中所引宋祁的按语，那么有关臣瓒的姓，裴骃《史记集解》、韦稜《汉书续训》作“未详”，刘孝标《类苑》、郦道元《水经注》作“薛瓒”，而宋祁赞成作“傅瓒”之说。如果依据在同样的补注中所引洪颐煊的话，那么作“干瓒”的则进而有刘昭《续汉志注补》、杜佑《通典》，还有当作“傅瓒”的则是司马贞《史记索隐》、李善《文选注》。

(29) 简便地就参见标点本《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卷三《武帝纪》的“校勘记”〔二三〕。

(30) 例如司马彪专门根据《竹书纪年》而纠正了谯周《古史考》的错误。“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亦行于世。”（《晋书》卷八二《司马彪传》）

(31) 译者注：中华书局本“至”作“次”。

(32) 译者注：中华书局本“也”作“耳”。

(33) 译者注：中华书局本作“杨”。

(34) 译者注：中华书局本作“义”。

(35) 《十七史商榷》卷七《汉书叙例》。

(36) 大概就是在《抱朴子外篇·自叙篇》中所云“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别有《目录》”的一部分。

(37) 《梁书》卷五〇《文学·刘峻（孝标）传》“安成王秀好峻学，及迁荆州，引为户曹参军，给其书籍，使抄录事类，名曰《类苑》。未及成，复以疾去”。同书卷二二《太祖五王安成康王秀传》“精意术学，搜集经记，招学士平原刘孝标，使撰《类苑》，书未及毕，而已行于世”。还有在《艺文类聚》卷五八《杂文部书》中引述有希望借览《类苑》的刘之璘和刘孝标的往复书简。《华林遍略》的情况见下面所记。《南史》卷四九《刘峻传》“及峻《类苑》成，凡一百二十卷，（梁武）帝即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竟不见用。”同书卷七二《文学·何思澄传》“天监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举学士入华林撰《遍略》，勉举思澄、顾协、刘杳、王子云、钟屿等五人以应选。八年乃书成，合七百卷。”在《隋志》“子部·杂家类”中著录有“《类苑》一百二十卷，梁征虏刑狱参军刘孝标撰，《梁七录》，八十卷”，接着还有“《华林遍略》六百二十卷，梁绥安令徐僧权等撰”。再有，参见胜村哲也《修文殿御览天部的复原》（《中国的科学和科学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8年）。

(38) 译者注：此段文字见（清）姚振宗撰《隋书经籍志考证》“子部·杂家”《华林遍略》条下（见《续修四库全书》，第915册，第4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又根据台湾艺文印书馆印行、严一萍选辑原刻影印《百部丛书集成》（1967年）本《指海》第三集和《十万卷楼丛书》第三编《续谈助》所收《大业杂记》，“秘书监柳顾言曰”均作“秘书监柳顾言……对曰”，而且“其事类”均作“其事”，无“类”字。

(39) 在梁代，内典的类书也编纂了很多。参见大内文雄《梁代佛教类聚书和经律异相》（《东方宗教》50号）。尽管经验缺乏，但是收在《广弘明集》中的梁人的文章，其所使用的与佛教有关的典故是在《经律异相》中屡屡被发现的。

(40) 《南史》卷四九《王谌附王摛传》记载说：“谌从叔摛以博学见知，尚书令王俭尝集才学之士，总校虚实，类物隶之，谓之隶事，自此始也。俭尝使宾客隶事，多者赏之，事皆穷，唯庐江何宪为胜，乃赏以五花簟、白围扇。坐簟执扇，容气甚自得。摛后至，俭以所隶示之，曰：‘卿能夺之乎？’摛操笔便成，文章既奥，辞亦华美，举坐击赏。摛乃命左右抽宪簟，手自掣取扇，登车而去。俭笑曰：‘所谓大力者负之而趋。’”

(41) 《南史》卷四九《刘峻传》记载说：“初梁武帝招文学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见*，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动，不能随众沉浮。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赉。会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自是恶之，不复引见。”而且接着就是本章注27（译者注：即本译文第258页注释①）所引述《类苑》的纪事。还有《梁书》卷一三《沈约传》“约尝侍，值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译者注：*中华书局本“引见”作“引进”。）

(42) 在《律历志》所谓“经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厎日，礼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言告朔也”之后，注有“师古曰：刘家本有此语”（HP.21A，34a）。伴随着“言告朔也”一语的所谓“刘家本”，大概就是传于刘显、刘臻父子家的文本。

(43) 《颜氏家训·书证篇》记载说：“《易》有蜀才注，江南学士遂不知是何人。王俭《四部目录》，不言姓名，题云王弼后人。谢炅、夏侯咏并读数千卷书，皆疑是谯周。而李蜀书一名汉之书，云‘姓范，名长生，自称蜀才。’南方以晋家渡江后北间传记，皆名为伪书，不贵省读，故不见也。”（98b~99a）

(44) 译者注：此处本书原文作“读”，根据前面引文改作“续”。

(45) 《汉书·灌英传》中有云：“从击韩王信于代，至马邑，别降楼烦以北六县，斩代左相*，破胡骑将于武泉北。复从击信胡骑晋阳下，所将卒斩胡白题将一人。”在这里师古注说：“师古曰：胡名也。”（HP.41，14b）即把本来是服虔注的内容就如同自己之说而讲述。还有，《后汉书》传七八《西域·车师后王国传》中说：“顺帝永建元年，（班）勇率后王农奇子加特奴及八滑等，发精兵击北虏呼衍王，破之。勇于是上立加特奴为后王，八滑为后部亲汉侯。”（译者注：*中华书局本“相”作“将”。）

(46) 《汉书·杜周传》中说：“缓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历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钦官不至，而最知名。钦字子夏，少好经书，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为吏……”（HP.60，6b）。

(47) 在《张安世》传中只云“侍中大将军（霍）光薨后数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车骑将军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余年，忠信谨厚，勤劳政事，夙夜不怠”（HP.59，8a）。刘杳的回答如以下在《赵充国传》中有的内容，则是误记。“初破羌将军（辛）武贤在军中时，与中郎将（赵）卬宴语，卬道车骑将军张安世始尝不快上，上欲诛之，卬家将军以为安世本持橐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见谓忠谨，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HP.69，15b~16a）。这里的师古注把张晏说引作“张晏曰：橐，契囊也。近臣负橐簪笔，从备顾问。或有所纪也”，但是没有看到韦昭之说。接着附加上了颜师古自己的说法：“师古曰：橐所以盛书也。有底曰囊，无底曰橐。簪笔者插笔于首。橐音丁各反。又音托。”

(48) 《汉书·蒯通传》中说：“后汉将韩信虏魏王，破赵代，降燕，定三国，引兵将东击齐。未度平原，闻汉王使郦食其说下齐，信欲止。通说信曰：‘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无行！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舌，下齐七十余城，将军将数万之众，乃下赵五十余城。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于是信然之，从其计，遂度河。齐已听郦生，即留之，纵酒，罢备汉守御。信因袭历下军，遂至临菑。齐王以郦生为欺己而亨之，因败走。信遂定齐地，自立为齐假王。汉方困于荥阳，遣张良即立信为齐王，以安固之。项王亦遣武涉说信，欲与连和。蒯通知天下权在信，欲说信令背汉，乃先微感信曰：‘仆尝受相人之术，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贵而不可言。’信曰：‘何谓也？’通因请间曰……。”（HP.45，2a~b）班彪的《王命论》（《文选》卷五二）是憎恶对抗汉王朝而想在陇右独立割据的隗嚣而写作的。“彪既疾嚣言，又伤时方艰，乃著《王命论》，以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嚣终不寤，遂避地河西。”（《后汉书》传三〇上《班彪传》）

(49) 如果将（五）和（六）合起来，也就是说在古本中，《帝纪》、《外戚传》、以《高五子传》为首的诸王子传、《陈胜项籍传》的顺序是被连着的。

(50) 《十七史商榷》卷七《刘之璘所校汉书》中说：“考其所云今本者，则梁世所行之本，与今刻不异。”

(51) 朱鹤龄《愚庵小集》卷一三《读汉书》中说：“梁《萧琛传》云，得古本《汉书》，《叙传》自列《项籍传》前（？），不知班书规模多依仿《史记》，其混入各传者，正沿迁《史》楚元王诸世家体尔。又云古本《外戚传》在《帝纪》下，不知叙四夷而后及外戚者斥之也。汉熸于外戚，故斥之，次及元后。著汉之所以亡也，终于王莽而汉室之兴亡具焉。若以《外戚》次《本纪》后，则全失作史微旨。至于述《韩彭英卢吴传》，今本云，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侯王。而古本云，淮阴毅毅，伏剑周章，邦之杰兮，实惟彭英，化为侯王，云起龙腾。此是传本各有异同，非必古本是而今本非也。琛传云，有北僧南度，惟赍一葫芦，中有《汉书·叙传》，三辅耆老相传为《汉书》真本，其书非篆非隶，纸墨亦古。琛得之甚秘，以饷鄱阳王。此恐出好事者之言，未足为据。”还有，齐召南在武英殿官本卷一〇〇上《叙传》的考证*中说：“臣按此说可疑，后书固传，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始成。然则永平十六年乃初受诏，岂容即表上于朝乎？又其父彪以建武中为徐令司徒掾望都长，自不合列传于前书。所谓真本，必非实也。意者好事之徒所为耶？永平中何由有纸，即此足破其妄。《汉书》自初出即已盛行，《八表》、《天文志》阙，曹大家且受诏以完其业，然则今本《汉书》，确足据矣。称《叙传》为中篇，有何义乎？”（译者注：*见于《四库全书·前汉书》卷一〇〇上所附）

(52) 颜师古在其《匡谬正俗》卷五中又说道：“司马子长撰《史记》，其《自叙》一卷，总历自道作书本意，篇别皆有引辞，云为此事作某本纪，为此事作某年表，为此事作某书，为此事作某世家，为此事作某列传。子长此意，盖欲比拟《尚书叙》耳。即孔安国所云《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也。扬子云著《法言》，其本传亦传《法言》之目，篇篇皆引辞云，撰某篇，亦其义也。及班孟坚为《汉书》，亦放其意，于《序传》内又历道之，而谦不敢自谓作者，避于拟圣，故改作为述，然叙致之体，与马、扬不殊，后人不详，乃谓班书本赞之外，别更为覆述，重申褒贬，有所叹咏。挚虞撰《流别集》，全取孟坚《书序》为一卷，谓《汉述》，已失其意。而范蔚宗、沈休文之徒撰史者，详论之外，别为一首，华文丽句，标举得失，谓之为赞，自以取则班、马，不其惑欤。刘轨思《文心雕龙》，虽略晓其意，而言之未尽。”

(53) 译者注：即不予置评或理会。

(54) 最初仕于西晋，因永嘉之乱而卒于刘聪政权的刘殷给自己七个孩子分别授以五经及《史记》、《汉书》的事情，大概也是有着深远考虑的。“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北州之学，殷门为盛。”（《晋书》卷八八《孝友·刘殷传》）

(55) 《北史》卷八一《儒林传序》有云：“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56) 《汉书·地理志》中说：“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屮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HP.28B2，52a~b）

(57) 《魏书》卷四八《高允传》也有如下的纪事：“后诏允与司徒崔浩述成《国记》，以本官领著作郎。时浩集诸术士，考校汉元以来日月薄蚀、五星行度，并识前史（《汉书》）之失，别为魏历，以示允……。”

(58) 在《隋志》“史部·刑法类”著录有“《汉晋律序注》一卷，晋僮长张斐撰”。“崔浩《汉律序》云”，大概正确的应该写作“崔浩云：《汉律序》云”。

(59) 译者注：中华书局本无“茏城”二字。

(60) 译者注：中华书局本无“遫濮”二字。

(61) 有关《汉书》的纪事也很缺乏。如果除去我们先前所述有关刘宣、刘元海、石勒、北魏道武帝和崔玄伯、崔浩、刘殷等人的情况之外，只不过能附加上仕于沮渠牧犍的刘昞因为“三史”过于浩瀚而撰《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的情况（《魏书》卷五二），还有北齐的孝昭帝和邢劭喜欢读《汉书》的情况（《北齐书》卷六及卷三六）等。在这些纪事当中，北齐的魏收在进行有关宗庙的议论之际，以《汉书·韦玄成传》为论据而抢先于博士们的故事是值得注意的（《颜氏家训·勉学篇》，41a~b）。

(62) 再有，参见平中苓次《关于米泽的宋版前后汉书》（现在依据的是收于1977年朋友书店的影印庆元本《汉书》卷首的内容）。不过，尽管令人奇怪颜师古“何故”没有引萧该《音义》的情况，但是正如我们反复说到的那样，师古注并没有将所谓旧注以外者全都显示其名地加以采用。　

(63) 《广韵序》中说：“昔开皇初，有仪同刘臻等八人，同诣法言门宿，夜永酒阑，论及音韵，……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萧（该）颜（之推）多所决定，……遂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以前所记者，定之为《切韵》五卷。”所谓八人，就是刘臻、颜之推、魏渊、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颜氏家训·书证篇》的纪事如下：“《礼·王制》云：‘羸股肱。’郑注云：‘谓衣出其臂胫。’今书皆作擐甲之擐。国子博士萧该云：‘擐当做，音宣，擐是穿著之名，非出臂之义。’案《字林》，萧读是，徐爰音患，非也。”（99b）再有，在萧该那里还有《文选音义》的著作（《隋书》卷七五）。

(64) 《隋书》卷七〇《李密传》记载说：“……后更折节，下帷耽学，尤好兵书，诵皆在口。师事国子助教包恺，受《史记》、《汉书》，励精忘倦，恺门徒皆出其下。”还有在《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可以看到稍带小说意味的纪事。“尝欲寻包恺，乘一黄牛，被以蒲鞯，仍将《汉书》一帙挂于角上，一手捉牛靷，一手翻卷书读之。尚书令越国公杨素见于道，从后按辔蹑之，既及，问曰：‘何处书生耽学若此？’密识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问所读书，答曰，《项羽传》。越公奇之，与语大悦，谓其子玄感等曰：‘吾观李密识度，汝等不及。’于是玄感倾心结托。”

(65) 参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54页以下。

(66) 《新唐书》卷一九八本传记载说：“时人谓杜征南、颜秘书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

(67) 作为颜师古的年谱，有罗香林《颜师古年谱》（商务印书馆，中国史学丛书，1941年）。是由绪论、世系、年谱、遗徽部分所组成。

(68) 《新唐书》卷九一《温大雅传》中也说：“初颜氏、温氏在隋最盛，思鲁与大雅俱事东宫，愍楚、彦博同直内史省，游秦、大有典校秘阁，颜以学业优，而温以职位显于唐云。”（译者注：大有字彦将。）

(69) 《旧唐书》卷七二《褚亮传》。

(70) 参见福岛吉彦《唐五经正义撰定考——毛诗正义研究之一》（《山口大学文学会志》24号）。文中指出颜师古的任务始终就停留在《五经》本文的校定上，所以《贞观政要》所认为的甚至诏其撰定《五经正义》的纪事是错误的。

(71) 尽管颜之推的卒年我们并不准确地知道，但是《颜氏家训·终制篇》中有一句：“吾已六十余，故心坦然，不以残年为念”（132b）。颜之推60岁之年是开皇十年（590年），颜师古正好是10岁。

(72) 在《隋志》“史部·正史类”分别著录有“《史记音义》二十卷，宋中散大夫徐野民（广）撰”，“《史记音》三卷，梁轻车录事参军邹诞生撰”，还有在“集部·总集类”著录有“《百赋音》十卷，宋御史褚诠之撰”。陈武未详。陈之武帝就是陈霸先。

(73) 译者注：本书原文所引此段《汉书·循吏·黄霸传》颜师古注与王先谦补注本、中华书局本《汉书》颜师古注的“介”作“芬”、“”作“”不同。按照著者所依据的周法高《颜氏家训汇注》在前面所引一段《勉学篇》文字中加注说：“诸本‘’皆误‘’，音作分。段云：‘《汉书·黄霸传》鹖雀，师古以为雀。今本《汉书》注亦误鳻，宋祁据徐锴本曾辩之。’案段说是也，今从改正。”（51b）现列于此以备参考。

(74) 译者注：中华书局本“麂”作“”，下同。

(75) 因为原本“犹豫yu⁃yü”是双声词语，所以王念孙反对这一解释是当然的：“夫双声之字，本因声以见义，不求诸声而求诸字，固宜其说之多凿也”（《广雅疏证》卷六上）。

(76) 译者注：此处及以下多处出现的“姉”，在王先谦补注本、中华书局本中均作“姊”。

(77) 译者注：中华书局本“熭”作“”。下同。

(78) 例如《十七史商榷》卷七《汉书叙例》中王鸣盛的议论就是其代表性的说法，他甚至怀疑颜师古的品性而说道：“……但本传又言，师古叔父游秦撰《汉书决疑》十二卷，为学者所称，师古注《汉书》，多取其义。今《叙例》竟不及游秦，全书中亦从未一见，本传载师古典刊正，引后进，为雠校，抑素流，先贵势，富商大贾，亦引进之，物论称其纳贿，太宗谓曰：卿学识可观，但事亲居官，未为清论所许。师古之为人如此，攘叔父之善而没其名，殆亦其一蔽乎。”

(79) 此是指在这段文章之前的“请置赏官，命曰武功爵”的集解中引臣瓒说而讲到的内容：“瓒曰：‘茂陵中书有武功爵：一级曰造士，二级曰闲舆卫，三级曰良士，四级曰元戎士，五级曰官首，六级曰秉铎，七级曰千夫，八级曰乐卿，九级曰执戎，十级曰左庶长，十一级曰军卫。此武帝所制以宠军功。’”（SH.30，12）

(80) 译者注：中华书局本无此“乐卿”二字。

(81) 但是，颜游秦、颜师古的“莫府”之解就是根据崔浩之说的。请见资料Ⅲ（8）。

(82) 《颜氏家庙碑》中说：“昭甫字周卿，君（惟贞）之父也。幼而颖悟，尤明训诂，工篆籀草隶书，与内弟殷仲容齐名，而劲利过之，特为伯父师古所赏重，每有注述，必令参定。”还有《颜鲁公集》卷三《谢赠官表》中说：“窃以臣亡祖（昭甫）伏膺文儒，克笃前烈，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特为伯父故秘书监先臣师古之所赏爱。师古每有注释，未尝不参预焉。”

(83) 《旧唐书》本传：“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师古多所厘正，既成奏之。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详议，于时诸儒传习已久，皆共非之。师古辄引晋、宋已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贞观七年，拜秘书少监，专典刊正。所有奇书难字，众所共惑者，随疑剖析，曲尽其源。”《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序》：“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

(84) 例如，《惠帝纪》“令郡诸侯王立高庙〈师古曰：诸郡及诸侯王国皆立庙也。今书本郡下或有国字者，流俗不晓妄加之。〉”（HP.2，3b）。《宣帝纪》地节二年“夏四月，凤皇集鲁郡，群鸟从之〈师古曰：今流俗书本，此下云戊申立皇太子，而后年又有立皇太子事，此盖以元纪云元帝二岁宣帝即位，八岁为皇太子，故后人妄于此书加之，旧本无也。据《疏广》及《丙吉传》，并云地节三年立皇太子。此即明验，而或者妄为臆说，乖于实矣。〉”（HP.8，7b）。

(85) 可是《史记索隐》与颜师古说不同而说道：“列仙之传居山泽。案传者谓相传以列仙居山泽间，音持全反。小颜及刘氏并作儒。儒，柔也，术士之称，非。”这里的刘氏是颜师古的同时代人，大概就是撰写了《史记音义》和《汉书音义》的刘伯庄（《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传》、《新唐书》卷一九八上《儒学传》）。参见《史记索隐序》。

(86) 译者注：中华书局本无“此”字。

(87) 尽管这样说，在做本文批判的时候，颜师古并不是无批判地利用晋灼注。举一个例子来看，《成帝纪》“其后幸酒，乐燕乐〈晋灼曰：幸酒，好酒也。乐燕，沉也。师古曰：幸酒，晋说是也。乐燕乐者，《论语》称孔子云：损者三乐，乐骄乐，乐逸游，乐燕乐，损矣。燕乐，燕私之乐也。上乐读如本字，又音五孝反。下乐音来各反。今流俗本无下乐字，后人不晓，辄去之。〉”（HP.10，1b）。从晋灼注的笔调来判断，大概晋灼依据的文本也已经脱漏了后一个“乐”字。

(88) 《解嘲》中有曰：“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莫，守德之宅。”（HP.87B，12b）

(89) 见于《隋书》卷七六《文学·杜正玄传》的如下内容，大概就是这个时候的事情。“开皇末，举秀才，尚书试方略，正玄应对如响，下笔成章。仆射杨素负才傲物，正玄抗辞酬对，无所屈挠，素甚不悦。久之会林邑献白鹦鹉，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赋。正玄仓卒之际，援笔立成。素见文不加点，始异之。”

(90) 《唐会要》卷九八《林邑国》条有云：“（贞观）五年，又献白鹦鹉，精识辨慧，善于应答，太宗悯之，并付其使，令放归林薮。”

(91) 颜游秦是在唐高祖的武德年间卒于郓州刺史任上。

(92) 《史记索隐》作为颜师古乃至小颜之说而引述的内容有接近120条。

(93) 仅单作为“姚氏云”而被引述的内容也可以归为姚察之说的情况，是通过结合阅读《叔孙通列传》“至礼毕，复置法酒”（SH.99，17）的《索隐》和《正义》来判明的。也就是，因为把在《索隐》中说的“按文颖云：作酒法令也。姚氏云：进酒有礼也。古人饮酒不过三爵，君臣百拜，终日宴，不为之乱也”的地方，《正义》中换说成了如下的这样*：“姚察云：诸侯群臣，于奏贺礼毕，皆复置法酒，及侍坐殿上者，皆伏而抑首也。谓之法酒者，异于私燕之酒，言进止有礼法也。古人饮不过三爵，君臣百拜，终日宴而不为之乱也。”（*译者注：即如著者在本章开始所说明的那样，此段《正义》引“姚察云”的文字，引自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见于卷九九，第17页。但是不见于中华书局本《史记》。）

(94) 在《天文志》中几乎看不到颜师古自己的注释。请参见本章末尾所引郑樵的议论。在这里大概也是原样地依照姚察注引宋均说的。

(95) 译者注：中华书局本“国”作“因”。

(96) 例如在《史记索隐》中说道：“韦昭云：媪，妇人长老之称。皇甫谧云：媪盖姓王氏。又据《春秋握成图》以为执嘉（太公）妻含始游洛池，生刘季。《诗含神雾》亦云……。”（SH.8，3）详细则参见徐宗元辑《帝王世纪辑存》（中华书局，1964年）。

(97) 译者注：中华书局本“以”作“已”。

(98) 作为圈称的著作，《隋志》著录有“《陈留耆旧传》二卷，汉议郎圈称撰”（史部·杂传类）、“《陈留风俗传》二卷，圈称撰”（史部·地理类）。再有，颜师古在《匡谬正俗》卷八中说道：“《陈留风俗传自序》云：圈公之后，圈公为秦博士，避地南山，汉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圈公为司徒，自圈公至称，传世十一。按班书述四皓，但有园公，非圈公也。公当秦之时，避地而入商洛深山，则不为博士明矣。又汉初不置司徒，安得以圈公为之乎？且呼惠帝为惠太子，无意义。孟举（圈称之字）之说，实为鄙野。近代草莱末学之人，多喜自撰家谱，处置昭穆，妄称爵位，至有云黄帝时为御史大夫，周宣王时为丞相，汉光武时为相州刺史，不知本末，转相诳耀，皆此类也。又云，吕伯，成哀之时，兄弟三人并为丞相。案班书纪传及百官表，成哀之时，无丞相姓吕者，而云兄弟三人为之，何所取哉？斯谬甚多，难以具举。”

(99) 《史记·陈丞相世家》的《集解》在作为《桓谭新论》的内容而引述这些话之后，附加了如下的按语：“按《汉书音义》应劭说此事，大旨与桓论略同，不知是应全取桓论，或别有所闻乎？今观桓论，似本无说。”（SH.56，14）

(100) 特别是在《艺文志》的注当中。

(101) 在《四部丛刊》本中的卷二。

(102) 这些话，在讲火浣布的故事的《搜神记》卷一三（二〇卷本）中可以看到：“（魏）文帝以火性酷烈，无含生之气，著之《典论》，明其不然之事，绝智者之听。”还有在《三国志》卷四《魏志·三少帝纪·齐王芳纪》注中也有引述。

(103) 参见小南一郎《〈西京杂记〉的传承者们》（《日本中国学会会报》24集）。其推测到，从葛玄传到葛洪的道教，也就是葛氏道，即“考虑到与其后裔有关系的同时于六朝期在江南而被编纂的情况，就是现在最有可能性的结论。”

(104) 译者注：此处王先谦补注本、中华书局本“附”均作“互”。参见著者附注。

(105) 尽管诸本作“互会”，但是这里根据庆元本《汉书》（1977年，朋友书店影印）而改为“附会”。

(106) 译者注：中华书局本无“石门”二字。

(107) 《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晋安帝纪》说：“隐之既有至性，加以廉洁，俸禄颁九族，冬月无被。桓玄欲革岭南之敝，以为广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贪水*，世传饮之者其心无厌。隐之乃至水上，酌而饮之，因赋诗曰：‘石门有贪泉，一歃重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译者注：“贪水”或作“贪泉”。见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第29页，中华书局，1984年。）

(108) 但是，这在姚察之前也被《史记集解》引述了。《李斯列传》“始皇有二十余子，长子扶苏以数直谏上，上使监兵上郡，蒙恬为将。少子胡亥爱，请从，上许之。余子莫从〈集解：辩士隐姓名遗秦将军*章邯书曰：李斯为秦王死，废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则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书在《善文》中。〉”（SH.87，15）。所谓《善文》，大概就是被著录于《隋志》“集部·总集类”的“《善文》五十卷，杜预撰”的。（译者注：*此处中华书局本无“军”字。）

(109) 李延寿支持颜师古，在《南史》卷四《齐本纪上》的论中说道：“据齐、梁纪录，并云出自萧何，又编御史大夫望之以为先祖之次。案何及望之于汉，俱为勋德，而望之本传不有此陈，齐典所书，便乖实录。近秘书监颜师古博考经籍，注解《汉书》，已正其非，今随而改削云。”

(110) 参见《南齐书》卷五二《文学·贾渊传》、《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等。

(111) 亦参见本章注75（译者注：即本译文第301页注释①）所引的《匡谬正俗》。

(112) 《全唐诗》所收的颜师古诗只是《奉和正日临朝》（卷二）这仅有的一首而已，大概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113) 《匡谬正俗》卷五曰：“萧子显《齐书》云：太祖在淮修理城，得一锡趺，大数尺，趺下有篆文，莫能识者，纪僧真曰：何须辨此文字，此自久远之物，九锡之征。太祖曰：卿勿妄言。而顾野王撰《符瑞图》据子显《齐书》录此一条。锡趺谓锡玦，亦具写子显书语。但易趺字为玦字，乃书作玦形。案此趺者，谓若簨之趺。今之钟鼓格下并有之耳，故其大数尺而有篆文，安有论玦大小，直云数尺。为道广狭，为举粗细乎。又玦之体状若半环，以何为上，以何为下，而云下有篆字。此之疏谬，不近人情。野王之于子显，年载近接，非为辽夐。且又趺之与玦，形用不同，若别据他书，容有异说，萧氏乖戾，则失不在顾矣。岂书本乎。”

(114) 参见本书前一章《颜之推论》。

(115) 《旧唐书》本传说道：“隋仁寿中，为尚书左丞李纲所荐，授安养尉。尚书左仆射杨素见师古年弱貌羸，因谓曰：‘安养剧县，何以克当？’师古曰：‘割鸡焉用牛刀。’素奇其对。到官果以幹理闻。”李纲的传记在《旧唐书》卷六二、《新唐书》卷九九。观州蓚人。其祖父为北魏的清河太守，其父为北周的车骑大将军。李纲也是起家于北周齐王宪的幕府参军的。

(116) 例如《外戚·孝武钩弋赵婕妤传》“拳夫人进为婕妤，居钩弋宫〈师古曰：《黄图》，钩弋宫在城外。《汉武故事》曰：在直门南也。〉”（HP.97A，16b）。《汉武故事》被当做班固撰的大概是假托，晁公武等引唐张柬之《洞冥记书后》而认为是南齐的王俭撰；然而无论如何，如果《西京杂记》被排除的话，这也是应该被排除的小说。在小南氏的前引论文中，推测《西京杂记》和《汉武故事》原本也许就是一本书。还有《地理志》“南海郡……龙川〈师古曰：裴氏《广州记》云：本博罗县之东乡也。有龙穿地而出，即穴流泉，因以为号。〉”（HP.28B2，2b）。这些大概也都与《地理志序》注的颜师古的话相矛盾。

(117) 译者注：中华书局本所附《叙例》中作“祇”。

(118) 姑且举出几个实例。

（1）　《礼乐志》“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师古曰：古书怀藏之字，本皆作臧。《汉书》例为臧耳。理官即法官也。〉”（HP.22，7a）。

（2）　《刑法志》“故曰：善师者不陈〈师古曰：战陈之义，本因陈列为名，而音变耳。字则作陈，更无别体。而末代学者辄改其字旁从车，非经史之本文也。今宜依古，不从流俗也。〉”（HP.23，7b~8a）。

（3）　《韩安国传》：“上曰：首为马邑事者（王）恢，故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为此。且纵单于不可得，恢所部击，犹颇可得以尉士大夫心〈师古曰：或当得其辎重人众也。古尉安之字正如此，其后流俗乃加心耳。〉”（HP.52，20b）。还有《田千秋传》：“初千秋始视事，见上连年治太子狱，诛罚尤多，群下恐惧，思欲宽广上意，尉安众庶〈师古曰：尉安之字，本无心也。是以《汉书》往往存古体字焉。〉”（HP.66，5b）。

(119) 所谓六经残阙，是颜氏共通的认识。颜之推就是这样。《颜氏家训·风操篇》说：“吾观礼经，圣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诺，执烛沃盥，皆有节文，亦为至矣。但既残缺，非复全书。其有所不载及世事变改者，学达君子，自为节度，相承行之，故世号士大夫风操”（14b）。还有颜真卿也是这样。《颜鲁公集》卷一《庙享议》说：“……臣伏以三议，俱未为允。且礼经残缺，既无明据，儒者能比方义类，斟酌其中，则可举而行之，盖叶于正也。”

(120) 译者注：中华书局本“”作“鞉”。

(121) 《论语》孔安国注中的确说道：“鲁哀公时，礼毁乐崩，乐人皆去。”

(122) 根据这一原则我就找出几个实例来看一下。

（1）　《刘向传》“李梅冬实，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师古曰：僖三十三年经书冬陨霜不煞草，李梅实，未知在何月也。而此言李梅冬实，又云七月霜降，草木不死，与今《春秋》不同，未见义所出。〉”（HP.36，12a~b）。

（2）　《贾山传》“《诗》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听言则对，谮言则退。此之谓也〈师古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贤者见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别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颜得罪罚也。又言言而见听则悉意答对，不见信受则屏退也。今《诗》本云：听言则对，诵言如醉。说者又别为义，与此不同。〉”（HP.51，6a）。

（3）　《杜钦传》“昔周公虽老，犹在京师，明不离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异姓之臣，无亲于宣，就封于齐〈邓展曰：《诗》言仲山甫徂齐者，言衔命往治齐城郭也。而《韩诗》以为封于齐，此误耳。晋灼曰：《韩诗》误而钦引之，阿附权贵，求容媚也。师古曰：《韩诗》既有眀文，而钦引以为喻，则是其义非缪，而与今说《诗》者不同。邓、晋诸人虽曰涉学，未得专非杜氏，追咎《韩诗》也。〉，犹叹息永怀，宿夜徘徊，不忍远去”（HP.60，13a）。

(123) 译者注：中华书局本“郦”作“骊”。

(124) 译者注：中华书局本“短”作“长”。

(125) 译者注：中华书局本“”作“斥”。

(126) 《娄敬传》“……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且实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上曰：善。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师古曰：今高陵、栎阳诸田，华阴、好畤诸景，及三辅诸屈、诸怀尚多，皆此时所徙。〉”（HP.43，13b）。还有在《急就篇》卷一《景君明》的注中也说道：“景氏，楚之同族，本芈姓也。汉高祖用娄敬之计，徙齐楚大族入关，景氏亦迁名数，今之好畤郑县华阴诸景是也……。”

(127) 《司马相如传》“相如曰：邛莋冉者近蜀，道易通〈师古曰：今夔州、开州等首领姓冉者，皆旧冉种也……〉”（HP.57B，3b）。还有《西南夷传》“自莋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冉最大〈师古曰：今夔州、开州首领多姓冉者，本皆冉种也……〉”（HP.95，1b）。

(128) 《甘延寿传》“投石拔距，绝于等伦〈师古曰：……拔距者，有人连坐，相把据地，距以为，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之力。超逾亭楼，又言其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犹言拔爪之戏，盖拔距之遗法。〉”（HP.70，4）。

(129) 在《急就篇注》序中颜师古自己讲到：“师古家传《苍》、《雅》，广综流略，尤精训故，待问质疑，事非稽考，不妄谈说，必则古昔，信而有征。先君（思鲁）常欲注释《急就》，以贻后学，雅志未申，昊天不吊，奉遵遗范，永怀罔极。旧得皇象、钟繇、卫夫人、王羲之等所书篇本，备加详核，足以审定，凡三十二章，究其真实，又见崔浩及刘芳所注，人心不同，未云善也，遂因暇日，为之解训……。”

(130) 在南朝的对于古器、古物的兴趣是怎样的呢？我想就以下的数例来看其大概。“承天博见古今，为一时所重。张永尝开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铜斗有柄。文帝以访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赐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内。时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为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启冢内更得一斗，复有一石，铭大司徒甄邯之墓。”（《南史》卷三三《何承天传》）“以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将（容）七八升，以问澄，澄曰：‘北（此）名服匿，单于以与苏武。’子良后详视器底，有字仿佛可识，如澄所言。”（《南齐书》卷三九《陆澄传》）“时魏人献古器，有隐起字，无能识者，显案文读之，无有滞碍，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梁书》卷四〇《刘显传》）“尝于（沈）约坐，语及宗庙牺樽，约云：‘郑玄答张逸，谓为画凤皇尾娑娑然。今无复此器，则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为鸟兽，凿顶及背，以出内酒。顷魏世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樽作牺牛形；晋永嘉贼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冢，又得此二樽，形亦为牛象。二处皆古之遗器，知非虚也。’约大以为然。”（同上卷五〇《文学·刘杳传》）

(131) 请参见本章注51（译者注：即本译文第274页注释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