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也可以说是六朝儒学史之简要概论的《北史》卷八一《儒林传序》当中，有一段讲到：“《论语》、《孝经》，诸学徒莫不通讲。诸儒如权会、李铉、刁柔、熊安生、刘轨思、马敬德之徒，多自出义疏。虽曰专门，亦皆相祖习也。”也就是说，《论语》及并列的《孝经》，与其他的诸经情况不同，不必拘于专门，是作为儒家经典中最基本的文献而存在的。

在六朝时代，除了关于是否为郑玄所注而意见有分歧的《孝经郑玄注》之外，直到梁朝，《古文孝经孔安国传》是被立于国学的。后者在梁末的战乱中一度丢失了，尽管后来到隋朝又重新在世间出现，但是其真伪程度早在《隋书·经籍志》以来就被视为是有疑问的。 (1) 而且，在六朝时代产生出很多《孝经》注释的情况，在《隋书·经籍志》“经部·孝经类”当中也很清楚。其中，甚至著录了作成于北朝的鲜卑语翻译的《孝经》，亦即《国语孝经》一卷。所谓“国语”就是指北朝的鲜卑语，即如《隋志》“经部·小学类”的小序中记载所说的：“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有关《国语孝经》本身，则有如下所做的说明：“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这也就是作为汉（华）化政策推进者的北魏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后不久，以教育尚未达到通晓汉语程度的鲜卑部人——国人——为目的而让人翻译制作出的文本。这就令人想起在后来的金、元等征服者王朝的统治下，以翻译成少数民族（夷）的语言为前提，从而出现很多口语翻译的《孝经》，即所谓《孝经直解》。由于鲜卑族没有自己固有的文字，所以大概还是使用汉字来翻译的。据记载，在可以想象到就是鲜卑人的翻译者侯伏侯可悉陵那里，还有《国语物名》四卷、《国语杂物名》三卷等著作（《隋志》“经部·小学类”）。

不过，我在这里并不是要论述有关《孝经》的注释学或翻译的问题。而是要论述在六朝时代《孝经》是怎样被阅读的，也就是关于《孝经》接受者的立场的两三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