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之推的江南社会批判
梁朝五十年的治世，相当于北方中国开始于六镇之乱的动荡和因此而发生的东西两魏分裂的时代。也由这个原因江南的社会不仅讴歌太平，而且在太平之下的文化也迎来了纯熟的时代。大概当时的人们意识到了，这一文化时代最高的领导者就是梁武帝本人。梁武帝是少见的文化人和对自己或他人都很宽容的皇帝。不过，在因梁武帝统治时代的太平而兴盛了的社会，其内部也正在逐渐地孕育着矛盾。梁末的江南社会，如同由于太平的缘故而倦怠、颓废的空气积累并流行着那样。所谓“于时江左承平，政宽人慢”（《北齐书》卷三三《萧祗传》），大概就是指这样的空气而言的。在《梁书》卷三《武帝纪论》中，武帝治世末期的政治情况被说明如下：“及乎耄年，委事群幸。然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服冕乘轩，由其掌握。是以朝经混乱，赏罚无章。‘小人道长’（《周易·否卦·彖传》），抑此之谓也。”
在这里被指责的“群幸”或“小人”，具体大概是指哪种人呢？在江南社会的所谓贵族们，在把高位显职独占在自己手中的同时，又把对职务忠实地恪守当做鄙俗而加以拒绝，并以尽可能不玷污自己的手的生活为理想。梁朝的何敬容则是在这样的情形当中极为少见的例外，在他的传记中就讲到：“敬容久处台阁，详悉旧事。且聪明识治，勤于簿领，诘朝理事，日旰不休。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梁书》卷三七）在其论赞中则更加详细地说道：“陈吏部尚书姚察曰：魏正始及晋之中朝（西晋时代），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尚书丞郎以上，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弥扇。惟（东晋）卞壸以台阁之务，颇欲综理，阮孚谓之曰：‘卿常无闲暇，不乃劳乎？’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是使朝经废于上，职事隳于下。小人道长，抑此之由。呜呼！伤风败俗，曾莫之悟。永嘉不竞，戎马生郊，宜其然矣。何国礼（敬容）之识治，见讥薄俗，惜哉。”正因为姚察是生活在梁、陈二代的人物，所以这就成为很好地触及江南贵族社会的阿基里斯之踵的评语。江南贵族尽管位于社会的最上层，并且的确是文化的担负者，但是他们只热心于文义——文学、哲学——和风流的追求，从而变成了大体上与实务的角色关系不大的存在。这样一来，就有了产生替代贵族而以实务官僚性的手腕受到天子重视的寒士乃至庶人出身的寒官——比如在上面文章中所看到的尚书省的令史——的机缘。不过，他们是被贵族以其家格低的程度和作为天子的私人宠臣的情况为理由，而以“恩幸”，“幸臣”，有时还有“小人”等蔑视性称呼来称呼的。
那么，在《家训·涉务篇》中也有言及关于贵族与寒官的地方，如果依照颜之推的认识，两者的关系可以做如下的定位。首先是关于在江南贵族社会的士族偏重的情况，“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贵族）有才干者，擢为（尚书）令、仆（射）已下，尚书郎、中书舍人已上，典掌机要”。在这样地记述之后，他又言及在一般贵族那里对作为统治政治不予关心的风潮而说道：“其余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纤微过失，又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高。盖护其短也。”接着，颜之推所看到的也就是，与这些贵族处在两极位置的是以下所讲到的寒官。“至于台阁令史，主书、监帅，诸王签省，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必要案件）。纵有小人之态，皆可鞭杖肃督，故多见委使。盖用其长也。”这里颜之推也还是使用着“小人”一词。而且，在他们是被加以鞭杖的对象的问题上也没有什么可置疑的。不过，在其确实把握了寒官进出的必然性，并且很高地评价他们作为实务官僚的能力这一点上，大概是不应该忽略的。最终上面一连串的话是以如下一句来结束的：“人每不自量，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见其睫耳。”（70b~71a）
这样，颜之推对江南贵族的态度应该说是极为辛辣的。他从他们对政治的不关心乃至无知、实务能力的缺乏、迂诞浮华的生活态度等等这些情形当中看到了江南社会的危机，同时，另一方面，他又想积极地承认寒官存在的意义。大概正因为在当时有对寒官进行批判的人，所以采取像他这样的立场则是另外的一种存在。例如也收于《文选》的《宋书·恩幸传论》，就是生活在宋、齐、梁三代的沈约，基于他的时代认识而写出来的，其中人被分成君子和小人两大类，小人亦即“恩幸”，是一直被非难为恶人的。还有刚刚我们引用过的姚察所做的议论，尽管在贵族和寒人的分析上与颜之推同一步调，但是其在结论上则是把寒人的扩张称为“小人道长”，即确实是看成令人厌恶的现象。而这与在贵族的政治担当能力缺失当中看到了江南社会的危机的颜之推之间，不能不说有着很大的差距。
接着上面所引文章的一段文字，也是以梁朝贵族浮薄而文弱的风气为主题的，似乎颜之推认识到，在这一点上有着招致侯景蹂躏江南这一不幸事态的原因。“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即在果树下也能骑的小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喷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71a~b）从富于幽默的笔调之间，颜之推批判性的语气尖锐地迸发出来。王复之名不见于史书。但是面临“侯景之乱”时的江南的情况，则被概括为“是时，梁兴四十七年，境内无事，公卿在位，及闾里士大夫莫见兵甲。贼至卒迫，公私骇震。”（《南史》卷六三《羊侃传》）而且因为更具体的情况是，据说守备建康城南朱雀航的建康令庾信，亦或是著名诗人的庾信，他一看到侯景的军队都戴着铁面具自己就弃军而逃了（《南史》卷八〇《侯景传》），所以王复的故事好像不一定是虚构的。
再有，在《勉学篇》中有大致如下的记述。梁朝全盛的时候，贵族子弟们只顾忙于仪表风采方面的事情，如果说到关键性的教养方面，确实是根底很浅的。所以当时的谣谚说道：“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如果能不从车上落下来的话那么就是著作佐郎，如果能写下贵体如何的话那么就是秘书郎。 (7) 这也就是在明经考试上雇用他人来给自己做答案，在三公九卿列席的宴席上委托他人来给自己念诗的状况。可是，面临丧乱的时代，一旦成为无依无靠的人，他们的没有教养的情况就一下子暴露出来，曾经的快士也就变为驽材了（33a~34a）。著作佐郎、秘书郎是作为贵族子弟的起家之官而最受欢迎的，这一情况在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56）中有所详述。《勉学篇》的这一记述，应该是针对与其说是根据个人的能力不如说是家格而决定官位的贵族社会矛盾本身所提出的疑问。
不过，尽管颜之推自己作为江南贵族社会的一员而生存着，可是如以上所看到的那样严厉的口吻又是出自什么缘故呢？在考察这个问题时，大概有必要先来研究一下有关颜之推的家系。也就是要知道在江南贵族社会颜氏占据着怎样的位置。
颜氏的本籍是琅玡郡临沂县，颜之推总是当做自己的颜氏祖先而提起的人物，就是从他数起九代之先的颜含（《晋书》卷八八《孝友传》）。颜含陪同成为东晋初代天子的元帝司马睿来到江南，而后晋升至光禄勋。颜含有颜髦、颜谦、颜约三个儿子，从其中颜约的系统到南朝宋的颜延之，及其子颜竣，颜竣的族兄颜师伯等，在史书上留名的人物辈出。不过，如果依据相当于颜之推五世孙的颜真卿留下的《颜氏家庙碑》（《金石萃编》卷一〇一），颜之推的直系祖先是颜髦，从颜髦到颜之推的祖父颜见远的数代人，在史书上完全隐去了踪影。然而颜见远（《梁书》卷五〇《文学·颜协传》附），在南齐末年仕任于齐和帝，齐和帝是由萧衍亦即后来的梁武帝只是在形式上拥立于天子之位的，不久萧衍篡夺王朝成功，颜见远绝食数日，气愤而亡。南北朝时代，在王朝更替之际而殉节者，据说是极其少有的。然而其少有的例子，据说反倒被认为是在寒人当中。 (8) 那样的话，颜见远的行为确实让人感到很奇特。梁武帝萧衍一听到传报其死，就感叹道：“我自应天从人，何预天下士大夫事，而颜见远乃至于此。”颜之推的父亲颜协，起家于湘东王萧绎亦即后来的梁元帝的王国常侍，兼府记室。普通七年（526年）萧绎从丹阳尹迁荆州刺史，颜协则又转为其正记室。大同五年（539年），颜协以42岁而死于江陵。他如同被记载的那样，“感家门事义，不求显达，恒辞征辟，游于蕃府而已”，接连拒绝了在中央政府的仕官。而所谓“家门事义”，不用说就是指颜见远的处事行为，这件事作为永远也除不去的思想羁绊而郁结在颜协的心中。
从这样的与颜之推直接相关联的颜氏系统中，并没有在江南的政界产生出引人注目的显赫人物。再有，使人知道的是，颜之推的祖先们，从其在《观我生赋》的自注中所记“长干，旧颜家巷”之处来判断，是在建康的长干营建了他们的住居。又如在《建康实录》卷二的注所引《丹阳记》中有的“……其长干是里巷名，江东谓山陇之间曰干，建康南五里，有山陇，其间平地，民庶杂居”那样，也就是在秦淮河南岸的丘陵台地上开辟的“民庶杂居”的町镇当中。那里以秦淮河北岸的台城为中心被叫做潮沟，或清溪，或鸡笼山，或东田的一带，与被一流贵族的邸宅或别墅占满着的地方风格不同。而且，颜氏一家承传着颜含的教诲，亦即所谓：“汝家书生门户，世无富贵。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止足篇》，77a）这些话，确实是作为颜氏的家训被接续不断地继承下来的。 (9) 像这样敢于与权门势家断绝婚姻的情况，在婚姻关系原本预设了其家格之上下的时代，对颜氏一家的历史大概也是不能不给予某些影响的。
那么，说起与颜之推直接相关联的颜氏的人们，就是江南贵族社会的局外人。这样的颜氏的历史，大概不会不带给颜之推以委屈的心理。然而，即使认为这成为他批判江南贵族社会的一个理由，也不能认为这就是其全部了。为什么呢，正如他自己说的：“虽读礼传，微爱属文，颇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轻言，不修边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砺，习若自然，卒难洗荡。”（《序致篇》，2a）其如此恰当地反省，就是因为在梁代处于青春时代的颜之推的生活可以说是出入于湘东王萧绎的沙龙、过于幼稚浮薄的白面贵公子那样 (10) ，是一个与一般贵族子弟们一样没什么出息的人。如果说到其年龄十八九岁的时候，正赶上侯景之乱的时期，可以认为在那时颜之推好像有所回心转意了。而且在之后持续动荡的时代里，贵族社会的弱点则如其没想到那样地暴露出来，于是他直面现实，以至进而又接触到了华北的生活，我想，他对贵族的批判似乎也就变得更加尖锐了。可以说，尽管最初他是打算回到江南而计划从西魏向北齐逃脱的，然而终究是在华北的生活给了他以觉醒，也带给了他对过去的世界亦即对江南贵族社会的批判和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