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幼童课本的《孝经》

从接受者的立场来看《孝经》的时候，可以指出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六朝时代，《孝经》和《论语》等书同为知识分子家庭幼童教育的课本。在《孝经》作为基本经典而被广泛阅读的背景上，则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也就是在正史的列传所记录的有关幼儿时期教养的形成过程的部分中，可以很容易地挑出如下诸例。比如：“八岁诵《孝经》、《诗》、《论》（《论语》）”（《南齐书》卷五四《高逸·顾欢传》）。“幼敏寤，七岁通《孝经》、《论语》”（《梁书》卷五〇《文学下·伏挺传》）。“六岁能诵《孝经》、《论语》、《老子》”（《陈书》卷一九《马枢传》）。“母王氏授贞《论语》、《孝经》，读讫便诵”（同上书卷三二《孝行·谢贞传》）。“幼颖悟，三岁能读《孝经》”（《周书》卷四〇《颜之仪传》）。“初就学，始读《孝经》，舍书而叹曰：‘名教之极，其在兹乎！”（《隋书》卷四六《韦师传》）。这些内容大部分当然无非是为了确认被立传者各自的早熟和夙惠的印象而作为点缀的纪事。不过，似乎可以认为，无论是谁，最初被给予的课本之一就有《孝经》。正因为是作为幼童的课本，对内容的理解暂且不说，大概是被要求记在脑子里而能背诵的。在上面所显示的诸例当中，使人感到“诵”这一表述很显然就是这样的情况。再有，对于如下的记录也应该加以注意。如三国魏时的钟会，是从其矜严的母亲张氏那里接受教育的，就是被要求诵读经典，以4岁时读《孝经》、7岁时读《论语》为开始，8岁时读《诗经》，10岁时读《尚书》，11岁时读《周易》，12岁时读《左氏传》和《国语》，13岁时读《周礼》和《礼记》，14岁时读《成侯易记》， (2) 到15岁入太学，才开始寻访四方奇文异训，就这样可以使人看到当时知识分子家庭子弟的教育过程（《三国志》卷二八《魏志·钟会传》注引《母夫人张氏传》）。或者还有这样的记录，作为目不识丁的武弁，南朝齐的张敬儿，在荣达之后而发奋学习的就是《孝经》和《论语》（《南齐书》卷二五）。如此等等。在属于晚学一类的人们那里，《孝经》也被选择为最先要掌握的课本之一。16岁的葛洪开始读的就是《孝经》、《论语》、《诗经》、《周易》（《抱朴子·自叙篇》），20岁的皇甫谧所得授教的也是《孝经》和《论语》（《颜氏家训·勉学篇》）。

总之，以至于似乎被认为，有关《孝经》和《论语》方面的知识，假如是作为知识人乃至识字阶层的人，这是最低限度的条件。这一情况大概在颜之推的抒怀当中是可以看到的：“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颜氏家训·勉学篇》）尽管颜之推还说到“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同上），但大概还是以在“《礼》、《传》——《礼经》和《春秋》三传”、“《诗》、《论》——《诗经》和《论语》”当中一并也加上《孝经》为好的。所谓“多者”、“少者”是讲有关字数的问题，这是洪煨莲氏的意见 (3) 。至多不足二千字的《孝经》，说来说去大概应该是计数在“少者”当中的。大概正因为是这样的短篇，所以才采用为幼童教育课本的。而且，从《诗经》当中频繁引用的诗句 (4) ，由丰富的对仗式文句所构成的简洁而且带律动性的文体，确实是适合记诵的条件。与被记载为“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后汉书》传五二《荀爽传》）的汉代不同，在六朝时代，尽管《孝经》的诵读是完全没有了来自官方强制的一个尝试，但是以上面所看到的这种情形为背景，《孝经》的诵读者则广泛存在于社会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