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朝政治下的晚年生活
在萧衍的包围持续期间，我想，大概沈约也是作为京邑的百官之一而正在台城内的。 (21) 可是东昏侯一失败，他就被任用为萧衍的骠骑府司马。因为沈约和萧衍，各作为所谓“八友”之一，与范云一样，都是从西邸时代开始的知旧关系。而且，对萧衍最为热心地谈论代替齐王朝的新王朝建设的，当然也就是沈约。“今与古异，不可以淳风期万物。士大夫攀龙附凤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禄”云云。尽管因为他持续不断地进言，萧衍的决心几乎已经坚定了，但是为慎重起见，他又向范云征求了意见，由于其与沈约一致，因而萧衍感慨地说：“智者乃尔暗同。”并约定与二人第二天早晨再会。可是第二天早晨，沈约抢在范云之先一个人访见了萧衍，并将预先准备好的禅让革命时所必需的一切诏诰的草案，以及新体制下的人事名单，都展示了给萧衍。不久，范云受到召请，则有如下的对话为凭。萧衍说：“生平与沈休文群居，不觉有异人处，今日才智纵横，可谓明识。”范云说：“公今知约，不异约今知公。”萧衍说：“我起兵于今三年矣，功臣诸将实有其劳，然成帝业者乃卿二人也。”
502年4月，梁王朝终于创建了。这期间，必要的公文书的草稿执笔，原来委任给任昉一人的事情，沈约也参加进来了（《南史》卷五九《任昉传》）。再有在朝廷建立之后，就如何对待只是形骸了的处于南齐最后天子地位的齐和帝的问题，使得萧衍改变想让其活着的想法主张将其杀掉的，实际也就是沈约（《南史》卷五《齐纪下》）。接着，沈约被新王朝任为尚书仆射，在官位上排列比他位置更高的，就只有名门出身的尚书令王亮一人了。协助“成就了帝业”的沈约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就像当他想安慰从侍中被遣为豫章内史之后正意气消沉的“功臣诸将”之一萧颖达，在劝酒的时候萧颖达当面骂道“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为，何忽复劝我酒”那样，沈约已经是十分显贵的人物了。（《南史》卷四一）。然而，使人感到，梁武帝——萧衍的信任似乎未必就在沈约那里。他的信任不如说是在范云那里的。在范云死后（503年），他的信任似乎又转移到了徐勉和周舍那里。因为有记载说：“初，范云卒，佥以沈约允当枢管，帝以约轻易不如徐勉，于是勉、舍同参国政。”（《南史》卷三四《周舍传》）这样，后世在举出梁朝宰相的时候，就经常是“范徐”连称（《南史》卷六〇《徐勉传》）。也就是说，沈约直到天监十二年（513年）的闰月乙丑73岁卒为止，尽其官职经历所限，尽管不断地走在阳光照耀的地方，但是并没有处在政治枢机的位置。他没有得到梁武帝的信任，恐怕不只是因为其所谓“轻易”的人格。可以认为，其被评论为“用事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政之得失，唯唯而已”，不就是因为被追问到了其作为士大夫官僚的姿态吗？
这样，即使认为在梁朝的沈约作为官僚只是在虚名上大模大样，但是其作为文学上的巨匠的事实又是不能否定的。在其本传中所说的“谢玄晖（朓）善为诗，任彦升（昉）工于笔，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也”，毋宁说是属于后世的评价，时人则习惯于称“任笔沈诗——任昉的散文和沈约的诗”（《南史》卷五九《任昉传》）。据说任昉对这个评价不满 (22) ，不外乎因为当时诗才是文学的主流。沈约的诗在作品上也有称其“诗多而能”——作品多且佳作品类全，这也就是梁元帝给予沈约的评价（《梁书》卷四九《文学·何逊传》）。他的文学名声在齐朝就已经确立了。尽管做出一针见血的看法者说：“永明相王（竟陵王）爱文，王元长（融）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诗品》卷中）；然而被称为早在永明时期就“独步”文坛了的情况，作为事实是应该承认的。作为当时的情况，甚至有着这样的话题，当张率把自己的诗出示给虞讷的时候，因为得到的完全是严厉的批评，所以再有新作后就谎称是沈约的作品，虞讷则变得感叹不已了（《南史》卷三一）。
在梁朝，沈约的文学名声，大概是伴随着其官位的上升而不能不更加提高的。不仅有这样的故事，刘勰为了得到沈约的墨迹，打听到其外出的机会，就好像正巧也去购物那样地在沈约的车前拿出新作《文心雕龙》（《梁书》卷五〇）。还有的故事是，钟嵘因为请沈约批评而被拒绝，所以在沈约死后，他就在《诗品》中对沈约加以贬低（《南史》卷七二）等等。这些都正是由于沈约处在君临梁朝文学界的缘故。如果检索一下《梁书》或是《南史》来看，被沈约给予诗文评价的人达到了极多的数量。正如称赏当时“家世寒贱”的吴均的文章（《梁书》卷四九）那样，沈约不问其出身如何，对于有才能之士即以极为谦虚的态度来对待，这样的情况是应该多加强调的，不过这先暂且不论。在史书中将出自沈约的文人评论甚至很烦琐地抄录下来的情况，大概就是因为其有着社会性的绝对巨大的影响力吧。可以认为，沈约的被承认，不只是决定了其在文学界的地位，而且也决定了其在士大夫社会的地位。的确，当时是文学全盛的时代，也就是“至于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诗品序》）的时代。这种风潮，大概与“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梁书》卷一四《论》）的情形，或者还有“招文学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进，擢以不次”（同上卷五〇《文学·刘峻传》）的情形，不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这个缘故，被文学巨匠沈约所认可的事情，就成为朝着官界的登龙门，也就是“轩盖盈门”了（同上卷三六《孔休源传》）。
当时完全占据了沈约的心思的，都是文学诸艺之事。如果借他的话来说，就是“天下唯有文义棋书”（同上卷三八《朱异 (23) 传》）。他是一代人足以作为标准依据的博识洽闻之士，其多达两万卷的藏书，在当时只有任昉和王僧孺敢与之竞争（同上卷三三《王僧孺传》）。我想，朝廷所期待他的，也还是他在这些方面的活跃，他所写的《梁武帝集序》就最能成为其象征。然而他除了担当以蔡法度为主持的《梁律》撰定事业的协助者（参考《九朝律考》卷四）和吉凶军嘉宾的五礼编集事业的责任者（《梁书》卷二五《徐勉传》），以及郊庙乐辞的撰定者（同上卷三五《萧字云传》）等等之外，作为更小的事业，就是在任昉死后，他和学士贺纵一起共同担当着达万余卷以上的藏书的书目整理工作（同上卷一四）。还有，作为梁武帝诗作的对手，在公宴席上担当首座的，也主要就是沈约。 (24) 在那里，或是针对天子的诗来作和诗 (25) ，或是让沈约向在座的人分别赋韵而作诗 (26) 。在作诗之外，还有据说是从齐的文人宰相王俭开始的隶事——亦即列举东西——的活动。在这个时候，大家要尽量地给天子面子而加以褒美才是上策，若一不留神遇到天子不高兴，就会如同刘孝标那样被禁止出入宫廷。沈约也曾在有从豫州进献上来的直径达一寸半的上好栗子时，而就有关栗事的多少上和梁武帝一争胜负，直到结果沈约以三事之差而败北梁武帝才高兴，但是因为沈约退出之后说了“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的话，从而招来麻烦，被问以不敬罪。 (27)
之后，晚年的沈约在建康城的东郊即钟山山麓的东田修盖了邸宅。东田，就是齐朝文惠太子曾经修建过别墅的地方。还有，如果确信《文选》卷二二《游东田诗》的李善注的话，谢朓也曾在这里拥有庄园。对沈约来说，这里是一片寄托了很深思念的土地。根据其吟咏东田邸宅的《郊居赋》（本传），因为其祖父从宋武帝刘裕那里受赐的运巷之邸宅（参考其自序）荒芜了，所以是“傍穷野，抵荒郊，编霜菼，葺寒茅。构栖噪之所集，筑町疃之所交”的样子。在那里，东郊的自然景观依旧，树林繁茂，有小沼，小河流淌，还有着不知多少的耕地。而且，在其阁斋的墙壁上，有王筠的《草木十咏诗》、刘显的《上朝诗》、何思澄的《游庐山诗》、刘杳的赞二首等，还有年轻友人的作品，并由当时的书法家之笔写成（《梁书》各本传）。他在给刘杳的答书中这样写道：“君爱素情多，惠以二赞。辞采妍富，事义毕举，句韵之间，光影相照，便觉此地，自然十倍。故知丽辞之益，其事弘多，辄当置之阁上，坐卧嗟览。”这说的是，通过刘杳的赞文，郊居的自然景观增色了十倍。沈约的文学观不是很有趣味吗？在郊居宅里，大概也是和文人们一起作诗，在文学谈论上很热闹的。再有，在天监八年（509年）二月十八日，在这里，沈约邀请来僧俗百人，进行了关斋等活动（《广弘明集》卷二八《舍身愿疏》）。对这个事情的考察，我们留在下一章。在这里，我想以被时人看作最高杰作的《郊居赋》 (28) 为主要素材，来弄清楚沈约晚年的内心世界。
如果根据赋中所吟咏的地方，便坦露了“独往”之情很早以前就是他的愿望。所谓“独往”，就是“任自然不复顾世”之意。 (29) 然而持续下来的是并非其本意的官僚生活，所以越到晚年，这样的心情就越强烈。“迹平生之耿介，实有心于独往。思幽人而轸念，望东皋而长想。本忘情于徇物，徒羁绁于天壤。应（应璩）屡叹于牵丝，陆（陆机）兴言于世网。事滔滔而未合，志悁悁而无爽。路将殚而弥峭，情薄暮而逾广。抱寸心其如兰，何斯愿之浩荡。”到这里为止，其逃避现实的志向与官僚生活的交错，已经很清楚了。不过，如今的郊居宅邸里的生活，差不多已经达到了他的夙愿。尽管我们将《郊居赋》的内容压缩成这样，然而如果相信其所说的“仰休老之盛则，请微躯于夕阳，劳蒙司而获谢，犹奉职于春坊。时言归于陋宇，聊暇日以翱翔”的话，天监九年（510年），沈约迎来70岁，他遵照七十致仕之古训，卸下了尚书令的要职，转而为侍中左光禄大夫领太子少傅，其夙愿的实现则是在这以后的事情。 (30) 而且，其所谓在郊居宅邸而得以实现的生活，就是“栖余志于净国，归余心于道场”的归依佛门者的生活。如果稍微详细地置换一下其所吟咏的内容，就是“每诛空而索有，皆指难以为易，不自已而求足，并尤物以兴累”，像这样的存在方式，也就是其认为“亦昔士之所迷，而今余之所避也”而在受到排挤的时候所过的知止知足的生活，又是在万物全都各得其性的地方所过的自得的生活。“惟至人之非己，固物我而兼忘，自中智以下愚，咸得性以为场。”原来，他的赋就是这样吟咏起来的。在沈约周围的虫鱼鸟兽草木，全都作为自得的存在而被描绘出来。比如对鱼的描述，就是像“小则戏渚成文，大则喷流扬白。不兴羡于江海，聊相忘于余宅”这样歌颂的。并不是“鱼相忘于江湖”（《庄子·大宗师篇》），而是在郊居宅间“相忘”的。被这种自得的自然所包围了的沈约，当然也是自得着的。“时复托情鱼鸟，归闲蓬蓽。旁阙吴娃，前无赵瑟。以斯终老，于焉消日。”不过，他已经停止了自己主张，完全变成了作为自然中的一物而相对化的存在。这样一来，在各自获得各自之物性的同时，就能形成有所调和的世界。在《郊居赋》中表现出的所谓独往者的世界，大致就是这样的内容。
然而，如果认为独往是沈约的夙愿，那么这一事实与其“自负高才，昧于荣利，乘时藉势，颇累清谈”（本传）的情况又是怎样的相互关系呢？还有，如果认为其独往之情最初实现的年份是在天监九年（510年），那么同年他也有以左光禄大夫一职为不满，并通过徐勉的介绍而想得到开府仪同三司一职这样的运作。在这个时候，大概就不要问他的道德品性了吧。可是，作为“劳蒙司而获谢，犹奉职于春坊”的朝廷官僚的情形和可能成为独往者的情形，在他那里是怎样做到无矛盾地整合的呢？这个问题大概还是很值得提出来的。因此，成为问题的，就是沈约的隐者观。
在《宋书·隐逸传序》中，“贤人之隐”与荷蓧老人、巢父、披裘公等所谓的“隐者之隐”被严格地区别开，所强调的就是，前者才是真隐——迹不见于外，道不可知的“隐”。就是说，隐者之隐，只是故意地“与人不同”的“身隐”，也就是盘算私利时候的隐。与之不同，贤人之隐——真隐——必须是“晦道”或者“道隐”。“若夫千载寂寥，圣人不出，则大贤自晦，降夷凡品。止于全身远害，非必穴处岩栖。虽藏往得二，邻亚宗极，而举世莫窥，万物不睹。”也就是说，真隐与否，是由把心放在何处来决定的，第三者是不能识别的。在沈约那里的隐，就是这种特别心境的问题。这种隐者观，不只限于《宋书·隐逸传序》，对沈约而言是一贯的。例如，在《谢齐竟陵王教撰高士传启》（《艺文类聚》卷三七《人部·隐逸下》）中，他将竟陵王叙述为“迹屈岩廊之下，神游江海之上”；在《和谢宣城诗》（《文选》卷三〇）中，他还将王乔和东方朔歌颂为“从宦非宦侣，避世不避喧”。沈约曾经推荐隐栖在吴兴的余不夫差山的沈麟士做官。沈麟士拒绝了，并在当时给沈约的书简中说道：“名者实之宾，本所不庶。”（《南史》卷七六）尽管这就可能成为针对名实不相符的沈约之“隐”的激烈批判，但是其在享受着朝廷之禄的同时又能做独往者的逻辑，在如上所述的隐者观上被证实，并保证像他那样无破绽地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