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的随葬
与本章所讲的《孝经》是作为宗教经典而被接受的这一主题相关而不能无视的问题，就是在《孝经》被随葬于墓葬中的事例方面所能发现的事实。表示要以《孝经》随葬的就有西晋皇甫谧（215—282年）的《笃终》（《晋书》卷五一），也就是讲到厚葬无益，并指示家人在自己死后要实行薄葬的一份遗嘱。其中说道：“气绝之后，便即时服，幅巾故衣，以籧篨裹尸，麻约二头，置尸床上。择不毛之地，穿阬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广六尺，阬讫，举床就阬，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无自随，唯赍《孝经》一卷，示不忘孝道。”
有关这个《笃终》意味着什么的穿凿附我们会暂且搁置。如果说起被随葬于墓中的典籍，当然应该参考近年来显著的考古学发掘成果。在甘肃省武威磨咀子东汉墓出土了以《仪礼》为主的竹木简490枚（1959年） (15) ，还有同样在武威的旱滩坡东汉墓出土了有关医药的简牍92枚（1972年） (16) 。以此为开始，山东省临沂银雀山的西汉前期一号墓有4942枚，同期二号墓有32枚，合计将近5000枚的大量竹简被发现（1972年） (17) 。接着，在马王堆三号墓有超过12万字的帛书和医书简200枚被发现（1973年） (18) ，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秦墓有达1155枚竹简被发现（1975年） (19) ，等等。这些确实惊人的发现，到现在也仍然给学术界提
供着话题。除此之外，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的唐墓中发现景龙四年（710年）书写的《论语郑氏注》残卷（1967年） (20) ，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不过，与从银雀山墓和马王堆三号墓中大量古代典籍的发现也相匹敌的大发现——尽管原本是盗掘的结果，就是在皇甫谧死时，即西晋武帝的太康三年（282年）前后发生的事情，在历史上非常著名。这就是从坐落在汲郡，据说是战国的魏襄王墓和安僖王墓的冢墓中出土的所谓汲冢书。在官方没收之后，经过卫恒和束皙等人整理分类的竹简有数十车、十余万言、75篇的内容，亦即如下所述的情况： (21) 自夏以来直到周幽王被犬戎所灭为止而作为年代记的《竹书纪年》13篇，与《周易》上下经相同的《易经》二篇，与《周易》几乎相同但爻辞不同的《易繇阴阳卦》二篇，与《说卦》类似又不同的《卦下易经》一篇，由公孙段与邵陟有关《易》的问答而来的《公孙段》二篇，讲述楚晋之事的《国语》三篇，类似于《礼记》或是《尔雅》、《论语》的《名》三篇，有关《左传》的种种卜筮而记录的《师春》一篇，作为诸国之卜梦妖怪相书的《琐语》11篇，叙述魏的世代数并讲到要把金玉藏于山丘的《梁丘藏》一篇，论述弋射之法的《缴书》二篇，与帝王之封的祭祀有关的《生封》一篇，邹衍谈天一类的《大历》二篇，作为周穆王四海游记的《穆天子传》五篇，书赞一类的《图诗》一篇，以及杂书19篇；此外，简书折坏而名题不明的七篇。
在这批汲冢书发现之前约两个世纪的东汉明帝时，曾经让公卿大夫诸儒八十余人对《五经》的错误疏漏多加议论。当时，符节令宋元的提案中说到，应该寻求焚书以前的直接的明证，发掘据传因好书而以典籍随葬的秦昭王和吕不韦的墓看看如何（《太平御览》卷五六〇“礼仪部·冢墓”《皇览·冢墓记》）。这一提案如果被采纳的话，必定会成为大发现的。降至南齐时代，尽管不能与所谓汲冢书的规模相比，然而襄阳的一个传说是楚王冢的冢墓遭到盗掘，除了玉屐、玉屏风之外，还得到用青丝编起来的竹简。据说经过博识的王僧虔的鉴定，其中的十余简是撰写《周礼》时候的科斗书《考工记》 (22) （《南齐书》卷二一《文惠太子传》）。
无论是汲冢书，还是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和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都说明了被葬者权力的巨大，并且是多么的豪奢。从东汉时代开始，随着薄葬之风逐渐普遍化 (23) ，如此大量的典籍被随葬的情况应该已经没有了。可是，如果变成只以一种典籍为伴而赴黄泉的话，人们究竟会选择什么呢？虽然也有这样的故事流传：据说，由黄石公传授给张良的《黄石公素书》，就正像“不许传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的密戒那样，因为没有发现可以传授的人，所以就原封不动地与其遗体一同埋葬了。不久在晋的乱离之际，张良的子房冢被掘开而此书重见天日（张商英《黄石公素书序》，《道藏》第849册）。但是，典籍被随葬的记录却意外地缺乏，不过是仅有如下事例散见着。东汉的周磐，在建光元年（121年）迎来73岁寿辰的时候，对其两个儿子留下遗嘱说：“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圣道。”（《后汉书》传二九）他特意选择《尚书·尧典篇》，大概是因为，在年轻时游学于京师的周磐，曾与《洪范五行传》、《左氏传》一并而学习过《古文尚书》。再有，在这个周磐的事例之后出现的，就是要求以《孝经》随葬的皇甫谧的《笃终》了。如前面已经指出过的，很晚才开始学习的皇甫谧，在22岁时被教授的，正是《论语》和《孝经》。然而，他的情况与周磐不同，大概既不是为了纪念青春时的记忆而特别要求以《孝经》随葬，也不是基于多么美好的感伤。因为就像我们反复讲到的那样，《孝经》是那种只要是知识人无论谁都应该最初就学习的典籍。在这里，需要考虑到的就是这一事实，即可以看到在六朝时代，《孝经》在被屡屡地比拟于《观音经》的同时，又在对其特别灵验的一种期待之下而被诵读，从而可以称作“《孝经》信仰”的宗教性感情普遍地存在。以至被赋予了宗教的、巫术性质的《孝经》，不是因此就变成与丧葬的礼仪有着很深关系的了吗？而且这种情况不是反而更给《孝经》增添了宗教性的香气了吗？
皇甫谧的《笃终》似乎相当著名。据记载，被慧远的人格所吸引而进入庐山的刘遗民（354？—410年？），住在建造于西林涧北的禅房里达15年。他在临终之际，面向西方而端坐，以合掌的姿势而气绝。在临终之前，他也写下了同名的《笃终》。“皇甫谧遗论佩《孝经》，示不忘孝道。盖似有意小儿之行事。今即土为墓，勿用棺槨。”（《广弘明集》卷二七释慧远《与隐士刘遗民等书》附录，T52，304b）对于隐士刘遗民来说，甚至连打算仅以一篇《孝经》陪其踏上最后人生旅途的事情都变成只是“小儿之行事”了。可是，随着所谓“《孝经》信仰”的加深，皇甫谧的《笃终》超过了临终的人们的记忆，想要学他的做法的人似乎也有不少。例如，梁朝天监二年（503年）到85岁而卒的沈麟士，不仅评价了留下裸葬遗言的西汉的杨王孙，以及这个皇甫谧，称此二人是深达生死之理；而且在自己的遗嘱中，也明确地这样讲到：“棺中唯此，依士安用《孝经》。”（《南史》卷七六《隐逸传下》）其所讲的士安，就是皇甫谧的字。
如果以上的推论无误的话，南齐的张融（444—497年）留下遗嘱说：“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般若经》）、《法华经》”（《南齐书》卷四一），如此之后而终的意义大概也就自然而然清楚了。正如一再被讲到的那样，这就是显示六朝人儒、佛、道兼习的象征性的事例。 (24) 就是选择作为佛教经典的《小品般若经》和《法华经》，及作为道教经典的《老子》，还有出自儒家经典中的《孝经》。为什么特别地选出《孝经》呢？其原因通过我前面的叙述，大概已经不需要再说明了。进而可以推测，这些儒、佛、道的经典是与张融的遗体一起被埋葬在墓里了。北魏笃信佛的逸士冯亮，在延昌二年（513年）留下了遗诫而死于崧高山的道场寺，大概会使这一推测更为确实：“敛以衣幍，左手持板，右手执《孝经》一卷，置尸磐 (25) 石上，去人数里外。积十余日，乃焚于山。以灰烬处，起佛塔经藏。”（《魏书》卷九〇《逸士传》）再有，梁朝的元帝萧绎（508—554年），则不仅引用了皇甫谧的《笃终》，还讲到想以《曲礼》一篇、《孝经》一帙、《孝子传》以及陶华阳（陶弘景）的剑一口随葬在墓中，这也是很引人注意的（《金楼子·终制篇》）。
这样，尽管是很少的事例，但是使人感觉到，适合用于随葬的儒家典籍，在六朝时代似乎专门固定在了《孝经》上。而且，如果想在道教经典中特别选出一种的话，那么以张融为例，还不是首先落定在《老子》上吗？东晋的郭翻，就被记载为“遗令俭葬，唯以两卷《老子》，示存道德”（《太平御览》卷五五五《礼仪部·葬送·郭翻 (26) 别传》）。据说，作为五斗米道教团司祭的祭酒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让作为信者的鬼卒都习《老子》五千言（《三国志》卷八《魏志·张鲁传》注引《典略》），那么《老子》也类似于《孝经》，只要诵读它就会有灵验，大概就是作为这样性质的东西才使人相信的。在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中，也包含有《老子》二种。还有，据说唐代的傅奕在调查《老子》诸本的字数时，有北魏太和中道士寇谦之所得的望安丘之本，齐处士仇岳所传的河上丈人本，再加上北齐武平五年（574年）彭城有人打开项羽妾冢时所得的项羽妾本，全都是5722字云云。如果宋谢守灏《混元圣纪》卷三（《道藏》第551册）的这一记述可信的话 (27) ，那么，尽管以《老子》随葬在六朝时代之前的汉代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在黄老思想盛行之下的情形与在六朝时代的情形，其来龙去脉大概还是各自有别的。总之，可以认为，作为对儒、佛、道三教想公平地承认其各自价值的典型的六朝人，张融看到了《老子》原来与《孝经》、《小品般若经》和《法华经》等佛典同样的宗教性，所以才做出那样的遗嘱的。
这样，以佛典再加上《孝经》和《老子》作为一套东西，于其中期待着宗教性、巫术性的灵验力——功德——的情况，这不正成为三教融合论者的一般心态吗？能为我们证实这一推测的，就是唐初的排佛家傅奕的议论。傅奕在武德四年（621年）进行的《减省寺塔僧尼益国利民事十一条》上疏的第八条中，好像就包含着如下的内容 (28) ：“欲得布绢丰饶，谷米成熟，但栽蒔桑麻，积聚烂粪。不须写《涅槃》千部，诵《法华》百遍，以祈福力者。……若言欲得粮贮充牣，耕获弗愆，但开渠引水，灌畦注埠，不须转（读）《海龙王经》十部，以求雨润者。……若言欲求忠臣孝子，佐世治民，唯读《孝经》一卷、《老子》二篇。不须广读佛经。”由于傅奕是排佛论者，所以排斥《涅磐经》、《法华经》和《海龙王经》等佛经也是当然的。但是作为替代这些佛经之功德的东西而被列举出来的，则是努力种田加上《孝经》和《老子》，这大概是应该引起更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