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宗教经典的《孝经》　

《孝经》作为幼童课本的这一情况，未必只是限于六朝时代的现象，也许可以看成在中国社会贯穿于各个时代的现象。 (5) 然而，关于《孝经》，大概可以指出仅在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令人深感兴趣的一个事实，也就是恰如诵读宗教经典那样地来诵读《孝经》的这一事实。

作为《论语义疏》的作者而知名，并且著述了《孝经义疏》的梁朝的皇侃，就是“性至孝，常日限诵《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梁书》卷四八《儒林传》）。同样是在梁武帝的时候，以年仅16岁就应对《春秋左氏传》、《制旨孝经义》的策试，并被举为高第的岑之敬，有记载称其“年五岁，读《孝经》，每烧香正坐。亲戚咸加叹异”（《陈书》卷三四《文学传》）。

尽管这样的读法是在其他儒家经典那里很难看到的现象，但是这样，《孝经》就不只是被像宗教经典那样地诵读，而且是被当做寄托着一种宗教性巫术力量的东西了。在陈朝的徐陵第二个儿子徐份的传记中说道：“份性孝悌。陵尝遇疾，甚笃。份烧香泣涕，跪诵《孝经》，昼夜不息。如此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亲戚皆谓份孝感所致。”（《陈书》卷二六）大概可以认为，徐份希望陷于笃疾的父亲尽快痊愈而一个劲地诵读《孝经》的情形，就是由以孝德为全篇主题的《孝经》的性质本身所决定的。但是，寄托于《孝经》的宗教性巫术力量，似乎不限于只是从孝德所能够直接导出的属性，比如南齐的道士顾欢所讲的话，就使人感到是在于这样的一个方向的：“又有病邪者问欢，欢曰：‘家有何书？’答曰：‘唯有《孝经》而已。’欢曰：‘可取（《开宗明义章》的）《仲尼居》置病人枕边恭敬之，自差也。’而后病者果愈。后人问其故，答曰：‘善禳恶，正胜邪，此病者所以差也。’”（《南史》卷七五《隐逸传》）还有，尽管时代靠后，在《龙城录》中有“王渐作《孝经义》”一条，讲到： (6) 在国初，亦即唐初，孝子王渐作《孝经义》五十卷，当有乡里发生斗讼时，他就站在相互争斗的人的门前高声诵读《孝经义》一卷，当事者们无论哪一方都不能不引发惭愧之心。在这之后，他又曾应病人的邀请而同样地诵读一番《孝经义》，病人立刻就痊愈了。像这样，王渐的《孝经义》也就已经是具有驱除邪气力量的东西了。

然而，在这里希望读者特别注意的，就是刚才提到的皇侃比拟于《观世音经》（略称《观音经》，亦即《法华经·普门品》）而诵读《孝经》的这一事实。那时候，《观音经》确实是作为具有巫术力量（魔力）和灵验显著的佛典而被诵读的。在《法苑珠林》卷一七《敬法篇》中，就引用了通过诵读《观音经》，或乃至念及“观世音　kuan-shih-yin”这三个字，就能够逃离猛火，摆脱桎梏，躲避兵刃等，这样一类难得的故事达十数条。此外，其中还讲到：“自晋、宋、梁、陈、秦、赵国，国分十六，时经四百，观音、地藏、弥勒，弥陀，称名念诵，获得救者，不可胜纪。”（T53，411c） (7) 讲《孝经》比拟于《观音经》而被诵读的这一情况，大概表示《孝经》也被期待着能有与其类似的灵验。比如，可以把刚才举出的《徐份传》与下面《刘霁传》的这两段文字对比着读一下来看。“母明氏寝疾，霁年已五十，衣不解带者七旬，诵《观世音经》，数至万遍，夜因感梦，见一僧谓曰：‘夫人算尽，君精诚笃至，当相为申延。’后六十余日乃亡。”（《梁书》卷四七《孝行传》）期望着父亲或者母亲的疾病能够康复的徐份和刘霁，他们的形象何其相似！只不过有着这样的不同，他们二人所诵读的，一方是《孝经》，一方则是《观音经》。　

六朝时代的确是宗教性的时代。之所以特意称是宗教性的，不只是因为仅仅看到了道、佛两教的隆盛，而是在于可以认为，在道、佛之间，进而又加上儒教的三教之间，活跃的交流与融合的结果，就形成了超越三教各自范围的宗教性的风土。于是，本来理应作为非宗教性的儒家经典其中之一的《孝经》，被用于幼童课本而那样地适于诵读，而且仅此就广泛地普及于民间。大概以此为有力的理由，在当时社会已形成的宗教性的风土背景当中成为一种奇妙的读法。在被寄托了巫术力量（魔力）的《孝经》的相关事例中有所表现的顾欢，是个也很精通佛教的道士 (8) ；还有徐份，作为陈朝士大夫佛教界之中心存在的徐陵的儿子，则是在宗教性氛围浓厚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人物。这些大概都是应该引起注意的。可以想象，在《孝经》中看到灵验或也可以定名为“《孝经》信仰”的这一现象，不仅只限于士大夫阶层，也是广泛存在于庶民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