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的挫折

不过，范宁受惠于世间谁也意想不到的桓温的突然去世，在宁康元年（373年）以后，他终于作为余杭令而能够出仕官吏了。这也是他到了快35岁而很晚才出仕官吏。他在余杭六年的任职期满之后 (5) ，又迁任临淮太守，被封为阳遂乡侯。接着不久，他便在中央官界获得了中书侍郎的职位。从史所记载的“时更营新庙，博求辟雍、明堂之制，宁据经传奏上皆有典证”的情况，就证明了其非凡的礼学知识，而且当朝廷中出现异议的时候又每每对其有所下问。在范宁因患眼疾而向张湛求处方的时候，曾被他揶揄道：“用损读书一，减思虑二，专内视三，简外观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气簁，蕴于胸中七日，然后纳诸方寸。修之一时，近能数其目睫，远视尺捶之余。长服不已，洞见墙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从这个故事中便浮现出范宁作为精励恪勤的用功家的风貌。

那么，范宁大概正是由于有着如此丰富知识和出色学问的缘故，才赢得了晋孝武帝的信赖。当时，致力于各个势力之间意见的调和而给东晋王朝带来一时安宁的谢安（320—385年）已经去世，当朝皇帝的弟弟会稽王司马道子集中了权力，中央政治达到极尽历史尽头一般的放纵。而向这个司马道子献媚并得到无限宠爱的，不是别人，就是王坦之的第三个儿子，也是与范宁有相当于甥舅关系的王国宝。“儒雅方直”的范宁始终痛恨王国宝的“阿谀谄佞”，于是向孝武帝进言应将其贬黜。为此，王国宝指使此时也受到司马道子深厚宠爱的袁悦之，秘密地进行活动，想让尼支妙音致书信给皇太子的母亲陈淑媛，传话说“国宝忠谨，宜见亲信”。孝武帝知道此事的始末之后大怒，并将袁悦之杀掉了。于是王国宝害怕了，后来又和司马道子一起再三向孝武帝进说其舅范宁的谗言，因此范宁遂处于孤立。这样，范宁对污浊的中央政界感到绝望，从而自己要求出任豫章太守。据记载，尽管孝武帝根据故事而说：“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试死邪？”以促其回心转意，但是范宁不信占卜，态度始终坚决，孝武帝也就不得不同意了。此事被推定为是太元十三年（388年）的事情。 (6) 虽然事情的始末即如以上所述，但是这一事件作为范氏与太原王氏之间纠葛上的起因则很难深究。因为王国宝的弟弟王忱与范氏，在后来继续保持着不变的亲密关系，所以在作为舅舅的范宁与作为外甥的王国宝之间所发生的冲突，我想，始终还是基于范宁“直言无讳”（本传）、“措心正直”（《晋书》卷九一《儒林·徐邈传》）的性格。

与此事相关联，首先应该注意到的就是，在《论语义疏》（以下略称《义疏》）所引用的范宁的《论语》解释当中，憎恶佞者、谄者的词语很多。“哀公舍贤任佞，故仲尼发乎此言（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欲使举贤以服民也”（《为政篇·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章》）。“祝以佞谄被宠于灵公，宋朝以美色见爱于南子，无道之世，并以取容，孔子恶时民浊乱，唯佞色是尚，忠正之人不容其身，故发难乎之谈，将以激乱俗，亦欲发明君子全身远害也。”（《雍也篇·子曰不有祝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章》）尽管这些话语原本难免受到切合《论语》本文而注释的限制，但是同时它们又理应是从注释者的感情而来的表现。那么可以认为，在这些话语当中，就潜藏着范宁像对王国宝而称其性“卑佞”（《晋书》卷六四《司马道子传》）并始终憎恶其阿谀风气那样的辛辣批判。范宁所说明的是“不以正道求人为谄也”（《学而篇·子贡问曰贫而无谄章》），然而在王国宝所讨好的司马道子的身边，只要是范宁所看到的，大概就是脱离正道的人猬集在一起的。例如，暴露了当时政情内幕的许荣上疏说：“今台府局吏、直卫武官及仆隶婢儿取母之姓者，本臧获之徒，无乡邑品第，皆得命议，用为郡守县令，并带职在内，委事于小吏手中；僧尼乳母，竞进亲党，又受货赂，辄临官领众。”（《司马道子传》）在这个时候，非由正路且优倡出身的赵牙，还有作为钱塘捕贼吏的茹千秋，都是靠行使贿赂，从而被任为魏郡太守和骠骑咨议参军的。虽说范宁也与许荣一起再三上奏时政的得失，但是在涵养了基于儒家思想之正统的士人意识的范宁眼里，大概不会看不到这种现实是“无道之世”和“乱俗”的。那么，在自己要求出任豫章太守的范宁那里，就没有把自身比作处于乱世而“全身远害”的君子的情形吗？根据他的解释，“君子与人无有偏颇厚薄，唯仁义是亲也”（《里仁篇·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章》），“弃货利而晓仁义则为君子，晓货利而弃仁义则为小人也”（同上《子曰君子喻于义章》），这就是说，所谓君子，最重要的就是必须不顾货利而亲于仁义。

最终，范宁还是离开了中央政界。而且他一当上豫章太守，就及早地进行了有关时政的上奏。（一）　实施土断。（二）　整顿人口稀少的郡县。（三）　应该擢用清平的人才为地方官。（四）　缩减送故吏之制。（五）　整肃奢侈、放浪轻慢的官纪。（六）　缓和谪兵制。（七）　提高全丁、半丁的年龄。在涉及这七项内容的上奏当中，充满着范宁想要拯救政治已经不复存在的这种混乱局面而给社会带来安定的理想主义者的使命感。而且，说到他的理想主义，即如在上述的第七项主张中可以确实看到的，最重要的不外乎就是梦想着恢复和实现儒家的说教。其所主张的就是，应该把以16岁以上为全丁、13岁以上为半丁的现行规定，按照《仪礼·丧服传》的篇章中所说的“年十九至十六为长殇，十五至十二为中殇”而修改为20岁以上为全丁，16岁到19岁为半丁。

不过，据记载，议论说“当今刺史郡守，幕府事任皆重，与古诸侯不异也”的是其父范汪的想法，而讲到“秦罢（诸）侯置（太）守。虽不继位，皆有吏臣。不得准古诸侯也”的（《通典》卷九〇，《礼典》五〇）则是范宁的想法。也就是说，由于他们父子认为州郡的长官与周代的诸侯正相匹敌 (7) ，所以当了豫章太守的范宁当然可以不等中央的指令，而有在当地实行自己理想的自由。特别是，他在豫章郡设立了郡学，而被看成是远离秩序极其混乱的国都，想要构筑一个能够作为其理想所在的儒家正道的小世界一样的地方。在其郡学，儒家的古典得到研究，目的就是通过这些来端正地方的风习教化。虽然其父范汪曾经在任东阳太守时建起过学校，而且范宁本人也在任余杭县令时期设立过县学，但是豫章的郡学，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意图上，都更加庞大了。那里尽管被称为郡学，但却似乎是很具有经营费用一切由私人俸禄来维持的私塾性质的学校。“宁在郡又大设庠序，遣人往交州采磬石，以供学用。改革旧制，不拘常宪。远近至者千余人，资给众费，一出私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学生，课读《五经》。又起学台，功用弥广。”若根据《晋书》卷九一《儒林·范宣传》记载则可以认为，由于受到住在豫章的处士范宣的感化，同时又作为范宁设立郡学的一个结果，以至江州的人士喜好经学，因此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范宁所期望的目标。

范宁在《义疏》中的一条下讲到：“切磋琢磨所以成器，训诱学徒义同乎兹。”（《学而篇·子贡问曰贫而无谄章》）而豫章郡学也无非是将他的这种理想具体化了。而且，作为他重视人之教化的背景思考，可以指出的大概就是其所采取的人性论的立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礼记·乐记篇》）。斯相近也。习洙泗之教为君子，习申商之术为小人。斯相远也 (8) 。然情性之义，说者不同。且依一家旧释云，性者生也，情者成也。性是生而有之，故曰生也。情是起欲动彰事，故曰成也。然性无善恶而有浓薄，情是有欲之心而有邪正。性既是全生，而有未涉乎用。非唯不可名为恶，亦不可目为善。故性无善恶也。所以知然者，夫善恶之名，恒就事而显。故老子曰：天下以知美之为美，斯恶已；以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第二章）。此皆据事而谈。情有邪正者，情既是事，若逐欲流迁，其事则邪。若欲当于理，其事则正。故情不得不有邪有正也。故《易》曰：利贞者，性情也（《乾·文言传》）。”（《阳货篇·子曰性相近也章》）尽管范宁所讲的一家旧释是指谁人之说已经难以详查，但是他接受此说，将人心分为性和情，根据认为“生曰性”、“性无善无不善”的告子之说，也就是被孟子当做异端邪说的告子之说，同时作出如下的思考：性只有浓薄而无善恶，作为性之用的情则有邪正，这个情与欲望是有关系的。那么，正因为情有邪正，所以才需要为限制情而使其不断地朝向正道的教化。总之，范宁建立起郡学，并且把地方的教化看作是自　　

己的责任义务，这与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过的他重视儒学的用的方面的思想有着很深的关系。范宁不仅设立郡学，而且，主张整肃官纪的他，为了能够在豫章郡内实现其目标，从而想出了分别向15个属县派遣议曹而使其监督，还有让归乡的属吏们利用休暇来采访故乡长官的政绩情况，这样的一种情报政治，被其友人徐邈责备为是做过头了（《晋书》卷九一《儒林传》）。

如此兴办郡学和梦想着依照儒家说教而进行地方教化的范宁的理想主义，却要面临突如其来的破灭的日子了。这大概是因为他的理想主义太过于游离于现实的缘故。其直属长官江州刺史王凝之就弹劾了他：“（豫章）郡城先有六门，宁悉改作重楼，复更开二门，合前为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寻宗庙之设，各有品秩，而宁自置家庙。又下（所辖）十五县，皆使左宗庙，右社稷（依照《礼记·祭义篇》），准之太庙。皆资人力，又夺人居宅，工夫万计。宁若以古制宜崇，自当列上，而敢专辄，惟在任心。”

范宁曾经在到豫章赴任的时候，上奏了当时徭役过重一事。所谓“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尽管如此，如果认为王凝之的弹劾文中没有基于恶意的夸张，难道是范宁为了复行古制而忘却了自己的主张吗？结果是范宁被问罪。当时任天门太守的其长子范泰，为了给父亲辩明情况而上下奔走。孝武帝也考虑到范宁是因为一心想着教化而受到弹劾，因此在事件难以定论的处理过程中，其问罪得以赦免。不过，就此时机，范宁便退出了官界。时为太元十六年（391年）至十七年（392年）。 (9) 在这以后，在直到63岁没世以前的大约十年时间，范宁就在丹阳专心致志于深入研究经学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