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在贵贱的概念中导入智愚的概念，这是沈约思想的一个新的功绩。但是，在他的情形下，依然容易认为贵本来地属于智——文化，贱属于愚——非文化。六朝式思考之破产的到来，大概就是在这个关系上的逆转，即在智而所以贵、愚而所以贱的关系被确定的时候。应该认为，尽管沈约自身是寒门出身，然而他只是尽最大努力寻求赶上贵族的文化，而想要超越贵族文化的意欲则是很淡薄的。他所追求的贵族文化，尤其支持贵族文化的思想之轮廓，即如上述所体现的那样，在其敢于放弃社会性的连带，急切地追求拯救自己而已的方面，是能够看出其最重要的特质的。只是独善其身而已，而并不是兼济天下。
那么，晚于沈约而过了数十年之后，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中，极力主张学问应该成为“济世成俗之要”，并且主张“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涉物篇》），还有“入帷幄之中，参庙堂之上，不能为主画规以谋社稷，君子所耻也”（《诫兵篇》）等等。这些话语中特征性地体现出的放眼于广大社会的同时，又想要在其中追求自己的完成方面的士大夫像，在沈约的著作当中似乎是很难发现的。 (25) 进而随时代的下移，借着向古代复归的同时，以超越六朝式的思考为标志的韩愈和他的同志们，开口必说“仁义”之道，比如主张文章必须是载录仁义的东西，李翱就这样说道：“勿信人号文章为一艺。夫所谓一艺者，乃时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于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则仁义之辞也。恶得以一艺而名之哉？”（《李文定公集》卷八《寄从弟正辞书》）应该说，忘记了作为人类乃至社会之道理的仁义而写出的文章，大概就是六朝式思考的余习，以沈约为有力者之一的六朝人的思考，必须由后世来否定的最大方面也就是在这一点上。因为沈约被看成是尽管有对生物的慈悲，但是缺乏对人类的仁义。而且，如果认为由于作为进士考试而被考以经义、诗赋、策论等，所以为中国近世的士大夫所追求的是哲学、文学、政治的三位一体的人格，那么在六朝的士大夫那里，大概正是由于应该救济社会的政治这一项的缺失，因而分配给另外两项最重要的指标，也就是他们所追求的了。
(1) 译者注：此处本书原文作“隐公”，据《史通》原文改。
(2) 译者注：此句见于《宋书》卷九一《孝义》的“史臣曰”。
(3) 当时，作为特例而并列设置了两名吏部尚书。
(4) 有关“七条征发”，参见增村宏《黄白籍的新研究》（《东洋史研究》2卷4号）。
(5) 在原文中有“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竞行奸货，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官荣爵，随意高下，以新换故，不过用一万许钱。”一万钱在当时有着怎样程度的价值呢？如果知道谷价的话则最好了，但是由于记录在史书上的谷价，往往是饥馑丧乱等非常时期的价格，以至于我想参考永明六年（488年）左右进行的有关山阴县的资产评价报告来列举如下：“山阴一县，课户二万，其民赀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刻又刻之，犹且三分余一。凡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南齐书》卷四六《顾宪之传》）由此来推算的话，大概就容易判明，对一般的庶民来说，一万钱不是轻而易举的金额。
(6) 令史是庶民就任的代表性官职。参见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56年）第261页以下。
(7) 杜牧的《樊川文集》卷八《唐故处州刺史李君墓志铭并序》中有的“……出为池州刺史，始至，创造籍簿，民被徭役者，科品高下，鳞次比比，一在我手，至当役役之，其未及者，吏不得弄，景业（李方玄）尝叹曰：‘沈约身年八十，手写簿书，盖为此也’”，其大概就是从这个上奏而导出的后世对沈约的印象。可是，实际的沈约，即如我们前一章所考察的那样，未必是那种能吏型的人物。或者也许在李方玄那里是与宋的傅隆有所混同，因为在南齐虞玩之的上表中就有如下的说法：“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条取人，孝建元年书籍，众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禄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犹手自书籍，躬加隐校。”（《南齐书》卷三四）
(8) 《南齐书》卷四四《沈文季传》中记载唐寓之的活动说道：“分遣其党高道度，徐寇东阳，东阳太守萧崇之、长山令刘国重拒战见害。……贼遂据郡。”
(9) 在《梁书》卷三三《王筠传》中，记有“尚书令沈约，当世辞宗，每见筠文，咨嗟吟咏，以为不逮也。尝谓筠：‘昔蔡伯喈（蔡邕）见王仲宣（王粲）称曰：“王公之孙也，吾家书籍，悉当相与。”仆虽不敏，请附斯言。自谢朓诸贤零落已后，平生意好，殆将都绝，不谓疲暮，复逢于君。’”即使对梁武帝，也是称赞说：“晚来名家，唯见王筠独步。”在沈约的郊居宅的阁斋壁上写有王筠的《草木十咏》诗，还有《郊居赋》的草稿也是首先出示给王筠看的。
(10) 所谓四代的历史，是指《晋书》、《宋书》、《齐纪》、《梁高祖纪》。
(11) 参见安田二郎《关于晋安王子勋的叛乱——南朝门阀贵族体制与豪族土豪》（《东洋史研究》25卷4号），同氏《王僧虔〈诫子书〉考》（《东北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研究报告》17辑）。
(12) 在《南齐书》卷五六《幸臣传》中，不是作为武帝而是作为明帝的话语。
(13) 在《隋志》著录的冠以沈约之名的著作即如下：《谥法十卷》（经部《论语》类）、《四声一卷》（同上小学类）、《晋书一百一十一卷》（史部正史类）、《宋书一百卷》（同上）、《齐纪二十卷》（同上）、《新定官品二十卷》（同上职官类）、《宋世文章志二卷》（同上簿录类）、《俗说三卷》（子部杂家类）、《杂说二卷》（同上）、《袖中记二卷》（同上）、《袖中略集二卷》（同上）、《珠丛一卷》（同上）、《子钞十五卷》（同上）、《文集一百一卷》（集部别集类）、《集钞十卷》（同上总集类）、《梁武连珠一卷注》（同上）。
(14) “仰惟深入法门，厉兹苦节，内矜外恕，寔本人情，伏愿圣心，重加推广。”（T52，356a~b）
(15) 《茅山志》卷一〇（《道藏》第154册）中说道：“八代宗师紫薇仙卿兴世明德先生，姓孙，讳游岳，字颖达，东阳人，……未几简寂（陆修静）化，诏先生主兴世馆为嗣宗师，一时名士沈约、陆景真、陈宝识等咸学焉。”
(16) 参见宫川尚志《六朝史研究——宗教篇》（平乐寺书店，1964年），第144页；以及麦谷邦夫《陶弘景年谱考略（上）（下）》（《东方宗教》47、48号）。
(17) 中岛隆藏《周颙的思想——特别对其佛教的理解》（《加贺博士退官纪念中国文史哲学论集》，讲谈社，1979年），在其第187页注释②中，把周颙之死推定为永明八年（490年）正月二十三日以后的事情。
(18) 参见沈约《光宅寺刹下铭并序》（《广弘明集》卷一六，T52，212c）。
(19) 参见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年）附录二《道藏札记》的《梁武帝奉道》。
(20) 译者注：以上三首诗均见于四库全书本《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八《沈约集》。
(21) 但是仅根据现存的文献，除去采药，要指出沈约的具体的道术是很困难的。
(22) 在从禁止杀生这一立场说到儒佛一致的先行思想当中，有孙绰的《喻道论》（《弘明集》卷三）、慧远的《答何镇南》（同上卷五）、针对何承天的《达性论》颜延之的一系列驳文（同上卷四）等。
(23) 译者注：《大正新修大藏经》此处作“大”，并加注作“大=火”。
(24) 译者注：《大正新修大藏经》此处作“已”。
(25) 参见下一章《颜之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