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察注与师古注——颜师古与南学
颜师古把由祖父颜之推及叔父颜游秦等培育起来的作为家学的《汉书》学的传统，丰富地添加到了《汉书》注当中。尽管有关《颜氏家训》中所能看到的颜之推之说如果从师古注的整体来看还是很零碎的，但是颜游秦的《汉书决疑》不仅是《汉书》专门的注，而且是在卷数上达到十二卷的大部头著作，连师古注也被评论为“多取其义耳”。然而这一表述本身，大概正说明了在师古注中保留了颜师古发明和独创部分的情况。举一个最容易见到的例子：《武帝纪》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南越献驯象、能言鸟〈师古曰：即鹦鹉也。今陇西及南海并有之。万震《南州异物志》云：有三种，一种白，一种青，一种五色。交州以南诸国尽有之。白及五色者，其性尤慧解，盖谓此也。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林邑国献白鹦鹉。时以为异，是岁贡士咸试赋之。 (89) 圣皇驭历，屡有兹献，上以幽遐劳费，抚慰弗受。〉”（HP.6，14a~b）。在这里称“圣皇”、称“上”，大概就是指唐太宗。 (90) 当时颜之推自不用说，颜游秦也已经不在世了。 (91) 而且最重要的，大概可以认为，正是《史记索隐》中相对于大颜之说而称作小颜之说的部分，才是在颜游秦以后由颜师古发展了的地方。例如，以有关资料Ⅴ-（12）来说，“言不尚其侈靡之论，但取终篇归于正道耳”，到此是依据颜游秦之说，而“非谓削除其辞也，而说者便谓此赋已经史家刊剟，失其意矣”的数语，则的确是由颜师古新添加上的。 (92)
再有不能忘记的就是，颜师古还有一部著作，大概就是《匡谬正俗》。在他死后，高宗永徽二年（651年），由其长子符玺郎颜扬庭献给朝廷的上表文中说道：“臣亡父先臣师古，尝撰《匡谬正俗》。稿草才半，部帙未终，以臣舋犯幽灵，奄垂捐弃，攀风罔及，陟岵增哀。臣敬奉遗文，谨遵先范，分为八卷，勒成一部。百氏纰缪，虽未可穷，六典迂讹，于斯矫革。”也就是说，尽管那是作为草稿而被留下的，但是八卷的构成已经作为“先范”而似乎为颜师古所熟悉了。其内容“前四卷，凡五十五条皆论诸经训诂音释；后四卷，凡一百二十七条，皆论诸书字义、字音及俗语相承之异”（《四库提要·经部·小学类》）。尽管与《汉书》注的时间前后当下难以确定，但是乍一读，就可知是偶尔的读书札记这种趣味的书。最初形成的八卷，就是在适当的地方一条一条地加写的。如果这一推测正确，那么以未完的草稿原样地被留下来的情况大概也就是这部书最初的命运。其中积累的内容，被收在卷五《汉书》一项的诸条自不必说，其以外的诸条也有不少与《汉书》注一致的地方。这样即如从《匡谬正俗》确实能够看到的那样，师古注是把平素的读书札记之类的累积作为又一种依据的情况大概不用多说了。
如果这样的话，根据家学的传统，涉猎先人的注释，然后加上自己新的知识和见解而成的师古注，作为整体具有怎样的特色？在《汉书》注释的很长历史当中是被怎样定位的呢？在考虑这些问题之前，还留着一个暂且应该先做考察的问题。这就是说，师古注和南朝陈的姚察的《汉书》注的关系，还有颜师古对姚察注的看待方式等大概也就自然而然地将师古注的性质呈现给我们了。讲到师古注和姚察《汉书》注的关系，无非就是因为有着与姚察的曾孙姚珽（641—714年）有关的记录：“珽尝以其曾祖察所撰《汉书训纂》，多为后之注《汉书》者隐没名氏，将为己说。珽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旧义，行于代。”（《旧唐书》卷八九）尽管并不是指明为颜师古，但是如果说是姚察以后的《汉书》注释家，颜师古首先就是最显著的存在。不仅颜游秦的《汉书决疑》大概几乎全部为师古注所吸收，而且据记载，还有比颜师古稍晚的顾胤的《汉书古今集》二十卷（《旧唐书》卷七三）和李善的《汉书辩惑》三十卷。不过师古注的完成及同时广泛地流行于世的情况则如我前面所讲述的那样。那么，究竟姚察的《汉书训纂》是被颜师古怎样利用的，或者是没有利用？姚察之说依然原样地散见于《史记索隐》，作为“姚察云”、“姚氏云”被司马贞引用的部分大约可以找出50条。 (93) 由于将这些全部在这里显示出来太过繁杂了，我就摘录使人想到与师古注相契合的11条，而且还加上出自《后汉书》李贤注的一条。
资料Ⅵ 姚察说与师古注
（1） 《天官书》“参为白虎，……小三星隅置曰觜觿，为虎首，主葆旅事〈姚氏案宋均云：葆，守也。旅犹军旅也，言佐参伐以斩艾除凶也。〉”（SH.27，24~25）。
《天文志》“……〈如淳曰：关中俗谓桑榆蘖生为葆。晋灼曰：禾野生曰旅，今之饥民采旅也。宋均曰：葆，守也。旅，军旅也。言佐参伐斩艾除凶也。 (94) 〉”（HP.26，15a~b）。
（2） 《楚元王世家》“王戊立二十年冬，坐为薄太后服私奸，削东海郡〈《汉书》云：私奸服舍中。姚察云：奸于服舍，非必宫中。又按《集注》：服虔云：私奸中人。盖以罪重故至削郡也。〉”（SH.50，3~4）。
《吴王濞传》“三年冬，楚王来朝，（朝）错因言，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服虔曰：服在丧次，而私奸宫中也。师古曰：言于服舍为奸，非宫中也。服舍，居丧之次，垩室之属也。〉，请诛之，诏赦削东海郡”（HP.35，6b）。
（3） 《齐悼惠王世家》“及魏勃少时，欲求见齐相曹参，家贫无以自通，乃常独早夜扫齐相舍人门外。相舍人怪之，以为物而伺之，得勃〈姚氏云：物，怪物。〉”（SH.52，11）。
《高五王传》“……以为物而司之，得勃〈师古曰：物谓鬼神，司者察视之。〉”（HP.38，6b）。
（4） 《张丞相列传》“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有罪亡归〈周秦皆有柱下史，谓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子为周柱下史。今苍在秦代，亦居斯职。方书者，如淳以为方板，谓小事书之于方也。或曰：主四方文书也。姚氏以为下云明习天下图书计籍，主郡上计，则方为四方文书是也。〉”（SH.96，2）。
《张苍传》“……〈如淳曰：方，板也。谓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苍为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书也。师古曰：下云苍自秦时为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则主四方文书是也。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HP.42，1a）。
（5） 《叔孙通列传》“至礼毕，复置法酒〈按文颖云：作酒法令也。姚氏云：进酒有礼也。古人饮酒不过三爵，君臣百拜，终日宴，不为之乱也。〉”（SH.99，17）。
《叔孙通传》“至礼毕，尽伏，置法酒〈师古曰：法酒者犹言礼酌，谓不饮之至醉。〉”（HP.43，16a）。
（6） 《李将军列传》“太史公曰：……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华实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径也。以喻（李）广虽不能出辞，能有所感，而忠心信物故也”（SH.109，21）。
《李广苏建传》“赞曰，……〈师古曰：蹊谓径道也。言桃李以其华实之故，非有所召呼，而人争归趣，来往不绝，其下自然成径。以喻人怀诚信之心，故能潜有所感也。蹊音奚。〉”（HP.54，23b）。
（7） 资料Ⅲ-（17）（SH.111，32）
《卫青霍去病传》“去病自四年军后三岁，元狩六年薨。上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师古曰：在茂陵旁，冢上有竖石，冢前有石人马者是也。〉，……上乃诏青尚平阳主，与主合葬，起冢象卢山云〈师古曰：在茂陵东，次去病冢之西相并者是也。〉”（HP.55，16a~17b）。
（8） 《司马相如列传》（《上林赋》）“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霸浐，出入泾渭，酆鄗潦潏，纡余委蛇，经营乎其内〈张揖云：丰水出鄠县南山丰谷北入渭，镐在昆明池北。郭璞云：镐水，丰水下流也。应劭云：潦，流也；潏，涌出声也。张揖云：又有潏水出南山。姚氏云：潦或作涝也，涝水出鄠县北注渭。潏水出杜陵，今名沇水，自南山皇子陂西北流，注昆明池入渭。案此下文八川分流，则从泾渭灞浐丰镐潦潏为八。晋灼曰：从丹水下则有九，从灞以下则七。案今潏既是水名，除丹紫二川，自泾渭以下，适足八川，是经营乎其内也。又潘岳《关中记》曰：泾渭灞浐丰镐涝潏，《上林赋》所谓八川分流〉，荡荡兮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SH.117，26~27）。
《司马相如传》“……〈应劭曰：潦，流也。潏，涌出声也。张揖曰：丰水出鄠南山沣谷北入渭，镐在昆明池北。潦，行潦也。又有潏水出南山。晋灼曰：下言八川，计从丹水以下至潏，除潦为行潦，凡九川。从霸产以下为数，凡七川。潏音决。潏，水涌出声也。除潦潏下为水，余适八，下言经营其内，于数则计其外者矣。师古曰：应、晋二说皆非也。张言潦为行潦，又失之。潦音牢，亦水名也，出鄠县西南山潦谷，而北流入于渭。上言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泉径其北，皆谓（上林）苑外耳。丹水紫泉，非八川数也。霸产泾渭丰镐潦潏，是为八川。言经营其内，信则然矣。潏，晋音是也。《地理志》鄠县有潏水，北过上林苑入渭。而今之鄠县则无此水。许慎云：潏水在京兆杜陵。此即今所谓沈水，从皇子陂西北流经昆明池入渭者也。盖为字或作水旁穴，与沈字相似。俗人因名沈水乎。将鄠县潏水，今则改名，人不识也。但八川之义，实在于斯耳。〉”（HP.57A，19b~20b）。
（9） 同上“茈姜蘘荷，葴橙若荪〈张揖云：葴持阙。郭璞云：橙，柚也。姚氏以为此前后皆草，非橙也。小颜云：葴，寒浆也。持当为符，符，鬼目也。案今读者亦呼为登，谓金登草也。张揖云：荪，香草。姚氏云：荪草，似菖蒲而无脊也，生溪涧中。荪音孙。〉”（SH.117，34）。
同前“茈姜蘘荷，葴持若荪〈如淳曰：葴音针。张揖曰：葴持阙。若，杜若也。荪，香草也。师古曰：葴，寒浆也。持当为符，字之误耳。符，鬼目也。杜若苖颇类姜而为
叶之状。今流俗书本，持字或作橙，非也。后人妄改耳。其下乃言黄甘橙榛，此无橙也。葴音之林反。荪音孙。〉”（HP.57A，28）。
（10） 同上（《喻巴蜀檄》）“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文颖曰：番禺，南海郡理也。吊，至也。东伐闽越，后至番禺，故言右至也。案姚氏吊读如字。小颜云：两国相伐，汉发兵救之，令吊番禺，故遣太子入朝，吊非至也。〉”（SH.117，60~61）。
同前“……〈文颖曰，吊，至也。番禺，南海郡治也。东伐越，后至番禺，故言右也。师古曰：南越为东越所伐，汉发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吊耳，非训至也。〉”（HP.57B，1b）。
（11） 《匈奴列传》“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案姚氏云：古字例以直为值。值者当也。〉”（SH.110，21）。
《匈奴传》“……〈师古曰：直，当也。其下亦同也。〉”（HP.94A，7a）。
（12） 《后汉书》纪三《章帝纪》元和二年（公元85年）“五月戊申，诏曰：……加赐河南女子百户牛酒〈《前书音义》：苏林曰：男赐爵，女子赐牛酒。姚察云：女子谓赐爵者之妻。《史记·封禅书》：百户牛一头，酒十石。臣贤案：此女子百户，若是户头之妻，不得更称为户。此谓女户头，即今之女户也。天下称庆，恩当普洽，所以男户赐爵，女子赐牛酒。〉”。
《文帝纪》“下诏曰：……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苏林曰：男赐爵，女子赐牛酒。师古曰：赐爵者谓一家之长得之也。女子谓赐爵者之妻也。率百户共得牛若干头、酒若干石，无定数也。〉”（HP.4，4b）。
如果读起来比较两者的话，师古注用姚察说以资参考的痕迹也是不能掩盖的。可是，这与师古注想要尽其所能地努力吸收颜之推说、颜游秦说的情况相比又是如何呢？现在所能判明的姚察说，如果从《汉书训纂》整体来看，不过是取而不足的50条，即使仅限于这些而被颜师古舍弃的也还不少。例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孝景三年，吴楚反，上察宗室诸窦，毋如窦婴贤，乃召婴”的《索隐》，作为“宗室诸窦”的一解而引姚察说称：“姚氏案《酷吏传》：周阳由其父赵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阳，故国 (95) 改氏，由以宗室任为郎。则似是与国有亲戚属籍者，亦得呼为宗室也。”（SH.107，3）也就是说因姚察读作“宗室的诸窦”的缘故，可是在与这里对应的《汉书·窦婴传》的师古注中，则有云“宗室，帝之同姓亲也。诸窦，总谓帝外家也。以吴楚之难，故欲用内外之亲为将也”（HP.52，1b），亦即读作“宗室和诸窦”。这不就是在的确意识到了姚察说之后而改变了姚察说的笔迹吗？或者还有，在其说被认为难以完全赞成但是舍弃又觉可惜的时候，就采取作为一说而保留这种周到的方法。在颜游秦说和师古注的对比举例中所显示的资料Ⅴ-（6）的“一云”就是这样。
针对颜师古把姚察说“隐没名氏，将为己说”的情况，姚珽的愤慨确实有合理的地方。可是，颜师古在取舍姚察说的时候是有慎重考察的，这一情况也是事实。而且，原本在师古注中，有着应该恢复汉、魏、晋的旧注这一大原则。在这个大原则之下，连其祖父和叔父之名都被他大胆地“隐没”了。所以，即使是“隐没名氏”，一些姚察说被采用的情况，作为颜师古的意识，毋宁说或许是应该考虑到名誉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恢复旧注才合适？为什么新注不适宜呢？在《叙例》的第九条有曰：“近代注史，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至有诋诃言辞，掎摭利病，显前修之纰僻，骋己识之优长，……”而且，如在本章开头我们所接触过的，在《东方朔传赞》的注中也慨叹到，当时的《汉书》学者们取“他书”亦即《汉书》以外书籍的“杂说”而在东方朔的事迹上牵强附会，“以博异闻”。这也就是讲当时无视《汉书》本文本身的注释而强行解释的理由。那么，所谓多引杂说、竞为该博、以博异闻的史注，具体又是指什么而言的？颜师古认为不应该用于史注的所谓杂说又是什么呢？其中之一就有皇甫谧的《帝王世纪》。颜师古对皇甫谧的攻击是非常显著的。
（1） 《高帝纪》“姓刘氏，母媪〈文颖曰：幽州及汉中，皆谓老妪为媪。孟康曰：媪，母别名，音乌老反。师古曰：媪，女老称也。孟音是矣。史家不详著高祖母之姓氏，无得记之，故取当时相呼称号而言也。其下王媪之属，意义皆同。至如皇甫谧等，妄引谶记，好奇骋博，强为高祖父母名字 (96) ，皆非正史所说，盖无取焉。宁有刘媪本姓实存，史迁肯不详载。即理而言，断可知矣。〉”（HP.1A，2a）。
（2） 《惠帝纪》“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张氏〈师古曰：张敖之女也。《史记》及《汉书》无名字。皇甫谧《帝王世纪》，皆为惠帝张后及孝文薄后以 (97) 下，别制名焉。至于薄父（薄皇后之父）之徒，亦立名字，何从而得之乎。虽欲示博闻，不知陷于穿凿。〉”（HP.2，5a）。
（3） 《地理志》“河南郡……偃师 尸乡，殷汤所都，莽曰师成〈臣瓒曰：汤居亳，今济阴县是也。今亳有汤冢，己氏有伊尹冢，皆相近也。师古曰：瓒说非也。又如皇甫谧所云汤都在榖孰，事并不经。刘向云：汤无葬处。安得汤冢乎？〉”（HP.28A1，68b）。
（4） 《王贡两龚鲍传序》“汉兴，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师古曰：四皓称号，本起于此，更无姓名可称。知此盖隐居之人，匿迹远害，不自标显，秘其氏族，故史传无得而详。至于后代皇甫谧、圈称 (98) 之徒及诸地理书说，竞为四人施安姓字。自相错互，语又不经。班氏不载于书，诸家皆臆说。今并弃略，一无取焉。〉”（HP.72，1b）。
颜师古对皇甫谧的攻击大概就如以上。然而说到杂说，《高帝纪》高祖七年，汉高祖在平城被匈奴包围七日，因陈平的秘计而终于能够脱离包围。这一节的师古注也是值得注意的。其中先是介绍应劭之说，又引用郑玄的话，之后则附加上颜师古的评论。
（5） “……遂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用陈平秘计得出〈应劭曰：陈平使画工图美女，间遣人遗阏氏云：汉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献之。阏氏畏其夺己宠，因谓单于曰：汉天子亦有神灵，得其土地，非能有也。于是匈奴开其一角，得突出。郑氏曰：以计鄙陋，故秘不传。师古曰：应氏之说出桓谭《新论》。 (99) 盖谭以意测之，事当然耳，非纪传所说也。〉”（HP.1B，12a）。应劭无疑是旧注家之一，而且对桓谭的《新论》师古注有时候也不是不利用的 (100) ，但是在这里大概是警惕其作为“非纪传所说”而太过于接近小说家之说。史注家颜师古对小说家的嫌恶是相当彻底的。例如：
（6） 《匡衡传》“诸儒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服虔曰：鼎犹言当也。若言匡且来也。应劭曰：鼎，方也。张晏曰：匡衡少时字鼎，长乃易字稚圭。世所传衡与贡禹书，上言衡敬报，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师古曰：服、应二说是也。贾谊曰：天子春秋鼎盛，其义亦同。而张氏之说，盖穿凿矣。假有其书，乃是后人见此传云匡鼎来，不晓其意，妄作衡书，云鼎白耳。字以表德，岂人所自称乎。今有《西京杂记》者，其书浅俗，出于里巷，多有妄说，乃云匡衡小名鼎。 (101) 盖绝知者之听 (102) 。〉，匡说诗，解人颐”（HP.81，1a~b）。《西京杂记》是写作于六朝时期，取材于汉代的小说。 (103) 在尽管装作是葛洪所撰其实只不过是想假托的其跋文当中所讲之处，说在葛洪家传有刘歆未完成的《汉书》百卷。那么将其与班固的《汉书》作对校一看就清楚了，班固是几乎全都袭用了刘歆的，而没采用的部分不过只有二万言。将那些不被采用的部分抄录出来做成二卷，想要“以裨《汉书》之阙”的就是《西京杂记》。这样一来，在史注家中，试图以《西京杂记》补《汉书》之阙的人大概也不是没有。可是，如果让颜师古来说，那不过就是杂说。
通过以上来看，大概可以窥见颜师古是把什么称作杂说的了。那么，姚察的《汉书》注使人感到，依然难免有所谓多引杂说以竞该博的“近代注史”之弊的地方。这里我想作为线索，首先把见于保留在《史记索隐》中的约50条姚察说的书名乃至人名抄录出来看一下（《史记》和《汉书》的内容就省略了）。
虞喜《志林》（SH.8，72；12，15）、桓谭《新论》（12，15）、何承天（12，22）、扬雄（12，42）、《楚汉春秋》（18，8；57，14）、《孔子家语》（18，31）、《益部耆旧传》（26，10）、《春秋元命包》（27，3）、《文耀钩》（27，3）、《春秋合诚图》（27，3）、杨泉《物理论》（27，3；27，32）、宋均（27，8；27，25）、《天官占》（27，32）、兵书（27，74）、《隐士遗章邯书》（48，4）、《释名》（59，13）、《汉律》（59，13）、《说文》（59，13；117，44）、《北疆记》（93，6）、《三辅故事》（95，24）、《博物志》（95，24）、《后汉纪》（95，26）、《广州记》（113，5；113，16）、《永嘉记》（114，3）、潘岳《关中记》（117，27）、《上林赋》（117，27）、《林邑记》（117，41）、《山海经》（117，44）
尽管把这些称作是姚察《汉书训纂》的引用书目和人名表也太过于单薄了，但是作为特别由此引出的一个倾向，即其对地理书的利用度不是很高吗？可是颜师古与姚察相反，他并没有对地理书那种程度的信任。尽管作为通过臆说来设定商山四皓的姓字，与皇甫谧和圈称并列而地理书说被提了出来，但是在《地理志序》末尾的注中，颜师古说道：“师古曰：中古以来，说地理者多矣。或解释经典，或撰述方志，竞为新异，妄有穿凿，安处附 (104) 会 (105) ，颇失其真。后之学者，因而祖述，曾不考其谬论，莫能寻其根本。今并不录，盖无尤焉。”（HP.28A1，18b）再有，虽然由于颜师古称其“竞为新异，妄有穿凿”的立场，地理书是被排斥的，但是姚察对于使用这种地理书，尤其是地方志，似乎并不是那么神经质的。举出一两个例子来看吧。
（1） 《韩信列传》“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姚氏案《北疆记》，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顿围汉高之所，今犹有垒壁。〉，匈奴骑围上”（SH.93，6）。
（2） 《南越列传》“元鼎六年冬，楼船将军将精卒，先陷寻陕，破石门〈姚氏云：寻陕在始兴西三百里，近连口也。按《广州记》：石门 (106) 在番禺县北三十里。昔吕嘉拒汉，积石镇江，名曰石门。又俗云，石门水名曰贪泉，饮之则令人变。故吴隐之至石门，酌水饮，乃为之歌云也 (107) 。〉”（SH.113，16）。
除了以上这些地理书之外，进而如以下所显示的内容，也是以近于委巷之小说家言的杂说作为注释的。
（1） 《陈涉世家》“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姚氏按《隐士遗章邯书》云：李斯为二世废十七兄而立今王，则二世是始皇第十八子也 (108) 。〉，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SH.48，4）。
（2） 《夏侯婴列传》“复为太仆。八岁卒，谥为文侯〈案姚氏云：《三辅故事》曰：滕文公墓在饮马桥东，大道南，俗谓之马冢。《博物志》曰：公卿送婴葬至东都门外，马不行，踣地悲鸣，得石椁，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SH.95，24）。
这样，姚察的《汉书》注，让颜师古来说，大概就是拘泥于为了竞该博而多引杂说的“近代注史”之通弊的东西。因此可以想象，颜师古是在用《汉书训纂》以资参考的同时又以不断地批判的态度来对待姚察的《汉书》注的。而可以补充这一想象的一个材料，就是在《萧望之传》写出的“萧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人也”的注中发现的。其所讲的是：“师古曰：近代谱谍，妄相托附，乃云望之萧何之后，追次昭穆。流俗学者，共祖述焉。但酂侯汉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孙胤续，具详表传。长倩钜儒达学，名节并隆，博览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变，年载非遥，长老所传，耳目相接。若其实承何后，史传宁得弗详。《汉书》既不叙论，后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断可识矣。”（HP.78，1a）那么，现在如果翻开《南齐书·高帝纪》乃至《梁书·武帝纪》来看一下，在其开头就提出了有关南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各自似乎合理的系谱，而把兰陵萧氏的远祖追溯到了萧何以下，至于萧延、彪、章、皓、仰、望之……。自不待言，《南齐书》是萧子显的著作，《梁书》是姚察、姚思廉父子的著作。也就是说，姚察至少在这一限度内应该是被计数为“流俗学者”之一的。 (109) 谱学，亦即系谱之学，尽管在南朝成为盛行的学问之一 (110) ，然而颜师古对谱学似乎也是非常怀疑的。其理由依然是说，在系谱上记述到某一时代而超过真实范围的假托都是附加的，就是证据上贫乏的杂说。在《眭弘传》“眭弘，字孟，鲁国蕃人也”的注中有云：“师古曰：眭音息随反。今河朔尚有此姓，音字皆然。而韦昭、应劭并云音桂，非也。今有炅姓，乃音桂耳。汉之炔钦，又不作眭字。宁可混糅将为一族。又近代学者，旁引炅氏谱，以相附著。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无所取信，宁足据乎 (111) 。”（HP.75，1a）
那么，以上我们就叙述了姚察的《汉书》注难免于颜师古的批评，亦即他所批评的“近代注史，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的情况。颜师古在称“近代注史”的时候，上升到他的念头当中的大概就专门是江南之史注的情况。在江南的《汉书》注当中，与其说是针对《汉书》本身的注释，不如说有不少热心于收集异闻的东西存在，以及其与包围着江南的知识人的精神风貌相照应的情况等等，即如我在前一节4“江南的《汉书》研究”中所讲到的那样。不只是有关姚察说，颜师古对江南学者们的批判在师古注中到处都可以看到，有时候具名，有时候不具名地指出他们的疏漏。例如：
（1） 《郊祀志》“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华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吴山、鸿冢、渎山。渎山，蜀之岷山也〈师古曰：《周礼·职方氏》：雍州，其山曰岳。《尔雅》亦云：河西（之名山）曰岳。说者咸云，岳即吴岳也。今《（郊祀）志》有岳，又有吴山，则吴岳非一山之名。但未详岳之所在耳。徐广云：岳山在武功。据《地理志》，武功但有垂山，无岳山也。〉”（HP.25A，14a~b）。徐广，东晋末、宋初人，《史记音义》的著者；裴骃的《史记集解》则全面地蹈袭了这一著述。
（2） 《司马迁传》“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张晏曰：《春秋》万八千字，当言减而云成，字误也。师古曰：张说非也。一万之外，即以万言之，故云数万。何乃忽言减乎？学者又为曲解云，《公羊》经传，凡四万四千余字，尤疏谬矣。史迁岂谓《公羊》之传为《春秋》乎？〉”（HP.62，10a~b）。被颜师古指责为曲解之说的，其实就是裴骃之说，这个情况通过《史记·太史公自序》的集解就可以清楚了。也就是，裴骃在首先介绍了张晏说之后说道：“骃谓太史公此辞，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春秋》。《公羊》经传凡有四万四千余字。故云文成数万也。不得如张议，但论经万八千字，便谓之误。”（SH.130，23）
颜师古对南学的批评，进而大概在《匡谬正俗》当中可以更集中地看到。其中除了指出沈约、萧子显、顾野王（卷五），陶弘景（卷八）等人的谬误之外，在“今文学之士”，或者是有时稍含轻侮之意的“末代之士”和“江南近俗”的用语之下，江南的学者或学问是被他所拒绝的。不过，颜师古这样对南学的嫌恶，如果转念来想，应该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因为颜氏也不外乎是出自江南，其学问理应是扎根于南学之传统上的。而且，原来隋、唐初的华北《汉书》学的兴盛，如我先前所述的那样，完全是由于江南的《汉书》学刺激的产物。因此，颜师古过于批评江南的学问，大概就很容易变成用自己的手掐自己脖子的结果。怎样理解这中间的事情为好呢？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应该在这方面来寻找，即颜氏的学问的本质是训诂之学，而且因此，也就与与其说是沉潜于《汉书》本文当中不如说是引用他书之杂说而容易显示博识的南学风气合不来。那么在这里，首先为了得到使颜师古在心理上对南学的拒绝增强的某种线索，为了探寻可以说是外在的要因，我想对在唐初社会颜氏占据着怎样的位置的问题进行一些粗线条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