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刑政之书的《汉书》
永元四年（公元92年）的时候，东汉和帝，想要除掉其父章帝的皇后亦即当时作为皇太后临朝的窦太后，及其弟大将军窦宪；于是在让清河王刘庆秘密地从千乘王刘伉那里得到《汉书·外戚传》的同时，进而由刘庆向中常侍郑众传话，让其寻查有关故事。根据李贤的注，据说就是让其寻查汉文帝诛其母薄姬之弟薄昭的故事，还有汉武帝诛文帝窦皇后之弟窦婴的故事（《后汉书》卷四五《清河孝王庆传》）。《汉书》的《外戚传》，如其赞中所说的“序自汉兴，终于孝平，外戚后庭色宠著闻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HP.97B，24a），其中充满着围绕后宫的阴暗惨烈的政治斗争的记录，然而现在就可以用来查找除掉外戚窦宪的故事了。不久，汉和帝胜利，窦宪被迫自杀，这时候作为窦宪派人物之一的班固也归于狱死。 (15) 应该说这也就像陷入自己设立的苛酷法网的商鞅那样的历史讽刺。
这就是在成书后不久的时期《汉书》便提供了现实之用的一个极其生动的事例。 (16) 然而同样是在东汉时代，由应奉著《汉书后序》，根据李贤注所引的袁山松《后汉书》，据说他还删削《史记》、《汉书》、《东观汉纪》，把从汉的创业到应奉时为止360余年的事情汇集为17卷，取名为《汉事》（《后汉书》传三八《应奉传》）。应奉之子就是应劭，有关他的《汉书注》则留在下节论述。现在这里可以举出的大概就是应劭的《驳议》。也就是，根据建安元年（196年）献上其删定律令而成的《汉仪》时应劭的上奏文，则说他除了编集《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春秋断狱》之外，还汇集《驳议》三十篇，以类相从，凡八十二事，其明细就是“其见《汉书》二十五，《汉记》（《东观汉记》）四，……其二十六，博采古今瑰玮之士，文章焕炳，德义可观。其二十七，臣所创造”（同上《应劭传》）。 (17) 内容大概好像是驳论判决例之不当的，在《后汉书》中引用了其中的一事。遗憾的是，并不是见于《汉书》的，好像是对见于《汉记》的内容的驳议。不过其中引用了班固的话的地方还是值得注意的。事件是安帝时期的，河间的尹次和颍川的史玉被官府问以杀人罪而决定当于死罪。然而，尹次之兄尹初和史玉之母军请求官府让他们分别当替身，结果都被缢死了。尚书陈忠，从“疑罪从轻”的立场出发免除了尹次和史玉的罪。关于这个判决，将无罪的初和军杀死了，却让当死的尹次和史玉活着，驳论此事为不当的应劭在其中一节说道：“初、军愚狷，妄自投毙。昔（齐之）召忽亲死子纠之难，而孔子曰：‘经于沟渎，人莫之知。’朝氏（晁错）之父非错刻峻，遂能自陨其命，班固亦云：‘不知赵母（赵括之母）指括以全其宗。’传曰：‘仆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义勇，顾无虑耳。’”其中孔子的话见于《论语·宪问篇》，班固的话见于《汉书·鼌错传赞》，传曰中的话见于《史记·栾布列传赞》。这样，到了距其成书的时候大约一个世纪，和《论语》、《史记》一起，《汉书》的话也被当做一种规范而引用的情况，作为对于它的评价是很早就确立了的事实而值得注意。
作为应劭同时代人的荀悦的《汉纪》，尽管采用的是编年体的体裁，但是其原本始终是以《汉书》为蓝本的，由于《汉书》部头过大翻读不便，所以受成帝之命改编而成。在其卷一的开头有曰：“谨约撰旧书，通而叙之，总为帝纪。列其年月，比其时事，撮要举凡，存其大体。旨少所缺，务从省约，以副本书，以为要纪。”其所说的“旧书”、“本书”就是指《汉书》，这是不言自明的。可以认为，这样荀悦在作《汉书》之要纪的同时，在就事情的评论上倾注精力，就因为还是着眼于把《汉书》当做供实际之用而改编。除此之外，桓范的《世要论》，据说是摘录《汉书》的各种杂事，然后以己意相斟酌的书。大概由其书名就已经很好地说明了《汉书》有时候是被当做在刑政上实际起作用的书籍来阅读的情况。 (18)
那么，前面所讲到的《汉书》成为为政者和权力者喜欢阅读的书，或者又成为帝王学之书的情况，也是根据以下的事实。例如，据说司马懿之父司马防爱好《汉书》的《名臣列传》，能够默记数十万言。 (19) 孙权向太子孙登推荐读《汉书》的情况则如前面所述，同样地，孙权还有时候对将军吕蒙和蒋钦极力主张学问的必要。当吕蒙回答没有那个时间时，孙权则告诫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三国志》卷五四《吴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据说于是吕蒙非常发奋，成了旧儒不胜的学者。然而在这里我想提起注意的是“三史”被与兵书并提的情况。其所说的兵书，具体的大概就是《孙子》、《太公六韬》。这样，“三史”，进而是《汉书》，有时候又是被当做能够教给人们军事智略的书籍来阅读的。蜀国之先主刘备在其遗诏中向后主推荐要读的书单中，也举出了《汉书》和《六韬》。“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三国志》卷三二《蜀志·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那么，《汉书》有时候被与兵书并列作为能够教给人们军事智略的书籍来阅读的这一推测，我认为在本章注14 (20) 所列举的马国翰关于桓范《世要论》的解题中所讲的“书中多论行兵，盖三国割据，日寻干戈，故论世者详究之”，似乎可以作为一个参考。而且，更加支持这一推测的记录，在《三国志》中也是不少的。也就是，关于夏侯渊的第三子夏侯称，其从孙夏侯湛所作的传序中说：“称，字叔权。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儿，为之渠帅。戏必为军旅战陈之事，有违者辄严以鞭捶，众莫敢逆。（父）渊阴奇之，使读《项羽传》及兵书，不肯，曰：‘能则自为耳，安能学人？’”（卷九《魏志·夏侯渊传》注）因为不说《项羽本纪》而说《项羽传》，夏侯渊肯定是想用《汉书》作为课本的。还有蜀国的王平，所谓“平生长戎旅，手不能书。其所识不过十字，而口授作书，皆有意理。使人读《史》《汉》诸纪传，听之，备知其大义，往往论说不失其指。”（卷四三《蜀志·王平传》）再有，在吴国的留赞的情况尤其显著。“然性烈，好读兵书及三史。每览古良将战攻之势，辄对书独叹，因呼诸近亲谓曰：‘今天下扰乱，英豪并起，历观前世，富贵非有常人。……’”（卷六四《吴志·孙峻传》注引《吴书》）
随着时代下移而在五胡诸政权的君主们当中，《汉书》的爱好者也是不少的。刘元海是这样 (21) ，石勒也是这样。特别是石勒的情况被记载于《世说新语·识鉴篇》而著名。“石勒不知书，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 (22) 在这里他也是想从《汉书》中引出政治智慧的态度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与北魏太祖道武帝对于《汉书》的接受方式又有相似之处。也就是说，道武帝招崔渊（字玄伯）让其讲《汉书》，一到了娄敬劝鲁元公主下嫁于匈奴的部分 (23) ，就嗟叹良久；这样一来，他就让公主们全都下嫁给宾附之国，即使朝臣的子弟们是什么名族美彦，也都一律不能尚于公主（《魏书》卷二四《崔玄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