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可以认为，达到如上那样地形成的天竺中土说，从六朝后期到隋唐时代，似乎已经成为佛家之间的常识了。也就是说，如同有关道宣、法琳和李师政能看到的其一端那样，其变成了即便是稍微争论性的佛家论文中也反复被说到。还有，在他们之前，僧祐在《弘明集》的末尾所添加的《弘明集后序》中，完全同样的论调也已经被认识到了。 (40) 接着，对天竺的理想化越来越发展。例如隋朝的王劭就解释说，黄帝轩辕氏在梦中所游的那个华胥氏之国就是天竺。 (41) 华胥氏之国是道家的理想国（乌托邦），《列子·黄帝篇》所描述的地方，其印象就是这样：“其国无师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都无所爱惜，都无所畏忌。”而且，尽管是超乎当然程度的当然的情况，但是对道宣来说，天竺的风土、人心、文化、政体，无论举出任何一个方面来看，都是完全无可非议的。他说：“贤豆 (42) 天竺仁风所行。四时和于玉烛，土绝流霜。七众照于金镜，神机猛利。人传天语，字出天文，终古至今无相篡夺。斯是地心，号中国也。”（《广弘明集》卷七，T52，129b）
即如我们反复说到的那样，天竺中土说是作为为了主张佛家对儒道两家的自我优越的武器而被发明的。可是这也无疑是使中国中土说颠倒了的说法，而且在从六朝到隋唐之交，变得不得不稍嫌腻烦地被复述着。大概可以说，只限于中国作为中国，不知何时而处在了被废弃的命运。虽然要详细追迹这个经过的材料很缺乏，但是唐朝吴筠（？—778年）在其《思还淳赋》中，对佛家“褒蛮陬为中土，贬诸夏为偏方”（《宗玄先生文集》卷中，《道藏》第726册）的情况表示愤慨。还有杜佑（735—812年），在其著《通典》的《边防典序》开头讲到：“覆载（天地）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正气。”而且，杜佑在其中所加的夹注中指出，在约去中国三万里，位于倭国更东的扶桑国，是“近于日出处”；位于京师西北二万余里的骨利幹国，是“近于日入处”；从崖州直南水行，如果得顺风的话，十余日到达的赤土国，是“去日较近”处。尽管只有“去日稍远”之地的确定是欠缺的，但是总之，在这样讲了之后，他又确认“则洛阳洛城 (43) 县之土圭，居覆载之中明矣”，进而附言指出：“唯释氏一家论天地日月，怪诞不可知也。”
杜佑称天竺中土说为怪诞而予以排斥，并采用了中国中土说。但是一概地将天竺中土说称作顽迷固陋，大概也不妥当。要说为什么，就是因为，被持天竺中土说的人们所描述的天竺的印象往往是照抄《周礼·地官·大司徒》的，这一情况如确实所看到的那样，使中国中土说颠倒了的天竺中土说，如果把中国中土说当做顽迷固陋的话，那么其也必将被以完全同样的理由加以排斥。接着我们知道，作为六朝隋唐式思想状况的清算，在以比杜佑晚一辈的同时代人韩愈（768—824年）为旗手的古文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与先王之道的复兴被高声地呼喊相呼应，佛教遭到了激烈的排击。尤其是讲佛教是夷狄之教就是其理由。 (44)
(1) 还有在《高僧传》卷五《释道安传》（T50，352b~c）中也有节略引用。
(2) 参见本书序章《六朝士大夫的精神生活》。
(3) 《高僧传》卷九《竺佛图澄传》（T50，385c）。还有《晋书》卷九五《艺术·佛图澄传》。
(4) 译者注：Bactria，位于今阿富汗西北部的古代国家。
(5) 《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中作为邹衍之言而说道：“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
(6) 根据《孟子·滕文公上篇》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7) 被认为以须弥山为中心而在四方有四洲存在中的南方之洲是阎浮提洲。南瞻部洲，也叫南阎浮提。是指印度或是现在我们所居住的世界。
(8) 根据《论语·子罕篇》的“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9) 即如在后文中也能看到的，讲从夷狄之地也是圣人辈出，这是当时并不怎么少见的议论。圣人与其出身地是可以任意地变换的，这根据的就是《孟子·离娄下篇》的“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
(10) 译者注：即天竺中土说。
(11) 老子是牧母之子的这一说法，根据什么未详。
(12) 译者注：《大正新修大藏经》此处作“讣”，并加注作“讣=赴”。
(13) 隋的彦琮也区别胡和梵而在《辩正论》中讲到：“胡本杂戎之胤，梵惟真圣之苗。”（《续高僧传》卷二，T50，438b）
(14) 《智度论》卷七：“千日、千月……千梵世天、千大梵天，是名小千世界，名周利，以周利千世界为一，一数至千，名二千中世界。以二千中世界为一，一数至千，名三千大千世界。初千小，二千中，第三名大千。千千重数，故名大千。二过复千，故言三千。”（T25，113c）
(15) 译者注：《大正新修大藏经》此处作“邪”，并加注作“邪=斜”。
(16) 尽管也有怀疑所谓琳法师就是慧琳的，但是其只在《一切经音义》卷二二《华严经音义》部分所见震旦国一条中讲到：“或曰支那，亦云真丹，此翻为思惟，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计诈，故以为名，即今此汉国是也。”（T54，447c）然而这是将慧苑的音义原样收录的部分，并不是慧琳着手自撰的部分。
(17) 智严的入寂，是元嘉二十年（443年），又何承天的卒年是元嘉二十四年（447年）。
(18) 除了法琳之外，在针对傅奕而写了驳论的李师政的《内德论·辩惑篇》（《广弘明集》卷一四）中，可以看到A、B两说成为一套的如下议论：“傅（奕）谓佛法本出于西胡，不应奉之于中国。余昔同此惑焉，今则悟其不然矣。夫由余出自西戎，辅秦穆以开霸业。日
生于北狄，侍汉武而除危害。臣既有之，师亦宜尔，何必取其同俗而舍于异方乎。……何得拘夷夏而计亲疏乎，况百亿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内，则中在于彼域，不在于此方矣”（T52，188c~189a）。
(19) 《出三藏记集》卷六《阴持入经序》（T55，45a）。
(20) 同上书《十二门经序》（46a）。
(21) 例如在《晋襄阳丈六金像赞序》中有云：“昔众祐降灵，出自天竺，托化生宫，兴于上国。”（《广弘明集》卷一五，T52，198b）
(22) 在《抱朴子》《内篇》的《金丹》、《登涉》，《外篇》的《审举》、《疾谬》、《讥惑》、《自叙》诸篇中可以看到“上国”一语。
(23) 《均善论》被收于《宋书》卷九七《天竺迦毗黎国传》，有关它的论争则被收于《弘明集》卷三。
(24) 《达性论》以及有关它的论争被收于《弘明集》卷四。
(25) 《论语·阳货篇》有云：“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所谓“性习之教”，大概就是说使其发挥作为性之本来的清和、仁义这样的教化吧。
(26) 在《山海经·海内经》中有云：“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天毒，其人水居，偎人爱人。”在其郭璞注中说：“朝鲜，今乐浪郡也。天毒，即天竺国，贵道德，有文书金银钱货，浮屠出此国中也。晋大兴四年，天竺胡王献珍宝。偎亦爱*，音隐隈。”（译者注：*此处据多个版本都有一“也”字。）
(27) 宗炳在一边和何承天论争而一边发表的《明佛论》中，也还是根据《山海经》及其郭璞注而说道：“偎爱之义，亦如来大慈之训矣。”（《弘明集》卷二，T52，12b~c）
(28) 尤其是，若是并非主张佛本身的正统性，而是称赞西域出身的沙门之秀才的内容，那么可以找到更早东晋的王珉关于帛尸梨密多罗而讲到的例子：“……然而卓世之秀，时生于彼（四夷），逸群之才，或侔乎兹（中国），故知天授英伟，岂俟于华戎。”（《高僧传》卷一，T50，328a）而且还有在收于《弘明集》卷一的牟融的《理惑论》当中，的确有如以下的一段文章：“昔孔子欲居于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于鲁卫，孟轲不用于齐梁，岂复仕于夷狄乎。禹出西羌而圣哲，瞽叟生舜而顽嚚，由余产狄国而霸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传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观之，汉地未必为天中也。”（T52，3c）列举出了此段的藤间生大氏在《东亚世界的形成》（春秋社，1966年）的第99页所讲的“像这样地，采用以中国人自身的对事物的看法和传承，顺势地击破中华论的做法，在其他佛家的手法中也屡屡看到”，这是正确的。但是，因为《理惑论》的成书年代是学界的悬案问题，所以就从目前考察的对象中排除了。
(29) 《三国志》卷五七《吴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
(30) 《世说新语·言语篇》。但是在《晋书》中是当做华谭的话的。
(31) 《魏书》卷六五《李平传》附《李谐传》。
(32) 在《明佛论》中也是，宗炳以先前所示的《太子瑞应本起经》为样板讲到：“……是以居赤县于八极，曾不疑焉，今布三千日月，罗万二千天下，恒沙阅国界，飞尘纪积劫，普冥化之所容，俱眇末其未央，何独安我而疑彼哉。”（T52，9c）
(33) 参见薮内清《中国的天文历法》（平凡社，1969年）第83—84页。
(34) 《宋书》卷二三《天文志》。
(35) 参见本书第四章《关于踞食论争》。
(36) “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且好仁恶杀，蠲敝崇善，所以贤达君子多爱其法焉。然好大不经，奇谲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辩，庄周蜗角之论，尚未足以概其万一。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
(37) 《夷夏论》的详细情况，参见本书下一章《夷夏论争》。《夷夏论》收在《南齐书》卷五四《高逸·顾欢传》中，针对《夷夏论》的诸人的反驳收在《弘明集》卷六、卷七中。
(38) 第一节所引的《太子瑞应本起经》。
(39) 参见E. Zürcher，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Leiden，1959，pp. 307—320.
(40) 在把先前介绍的排佛论分为六类中的第五类，在针对“疑教在戎方，化非华俗”的辩明中，关于道宣而考察了的A、B两说已经明确地讲到：“……夫禹出西羌，舜生东夷，孰云地贱而弃其圣，……故知天竺居中，今以区区中土称华，以距正法，虽欲距塞，而神化常通。”（T52，95c）参见第十四章《中国的排佛论的形成》。
(41) 在《广弘明集》卷一《子书中佛为老师》一项中的“轩辕游华胥之国，王劭云，即天竺也”（T52，98c）。还有参见同上书卷二所引的王劭《齐书述佛志》（106b）。
(42) “贤豆”也还是印度的异称。
(43) 译者注：王文锦等校点本《通典》，据北宋本将“洛城”改为“告城”（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979页）。
(44) 在韩愈的十分著名的《原道》中讲到：“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在《论佛骨表》从开头就写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专门从讲佛教是夷狄之教这一观点来加以排斥。韩愈的同志李翱也在《去佛斋》一文中讲到：“佛法之流染于中国也，六百余年矣。始于汉，浸淫于魏、晋、宋之间，而澜漫于梁，萧氏遵奉之，以及于兹，盖后汉氏无辨而排之者，遂使夷狄之术行于中华，故吉凶之礼谬乱，其不尽为戎礼也无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