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的社会史考察

在距离隋的统一天下尚且不远的唐初的士大夫社会，明确地存在着可以追溯到六朝的分裂国家时代而出身的地域乃至出身的王朝所不同的集团，这样的集团自然很容易分别形成社会集团或政治集团，作为唐中期人的柳芳就以所谓山东人质，所以重婚娅；江左人文，所以重人物；关中人雄，所以重冠冕；代北人武，所以重贵戚云云，简约地指出了这四个地域人物的性格及其志向性（《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柳冲传》）。现在如果依据于此的话，代北人暂且不论，在唐初，如果说山东人，就是指北齐系的人物；如果说江左（南）人，就是指南朝系的人物；如果说关中人，就是指北周系的人物。我想这样认为大概是不会错的。

那么，颜师古属于这三个集团中的哪一个呢？大概是江南集团吧。由于梁元帝政权的崩溃而颜之推一家离开江南的事情要上溯到554年。因为所谓江南集团，是由一部分因587年后梁灭亡，另外大部分因589年陈灭亡而归于隋朝的人们形成的，所以颜氏的人们大概没有能以紧密的一体感而与他们结合起来。在江南集团之间，有着唯我才是中国文化正统继承者的那种不寻常的自负。在这一点上，即使到了唐王朝颜氏的人也不能不是逊人一等的存在。在隋和唐初，这一江南集团的领袖似乎被认为就是虞世南（《旧唐书》卷七二、《新唐书》卷一〇二。558—638年）。他的博识受到唐太宗的赞赏，而且被称赞为拥有“五绝”。所谓五绝就是，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学、四文辞、五书翰。作为越州余姚人的虞世南，年少时就和其兄虞世基一同随顾野王学习学问，而且以文章祖述徐陵，令其称叹说“世南得吾意”。进而他又师事于传王羲之书法的沙门智永而妙得其体。虞世南的德性和忠直姑且不论，或许也可以说，他的博学继承了顾野王，文辞继承了徐陵，书翰继承了智永。首先他是有着把江南文化的精髓兼具于一身的感觉，所以是非常符合被称作文人的人物。据说在围绕着他的那些江南出身的“辞人”们之间，即使在归于隋朝以后，也还能结成登临山水的“文会”（《旧唐书》卷七二《褚亮传》附《刘孝孙传》）。与此相反，我们所谈的颜师古给人的印象，则是如同其名和其字那样的古板而一本正经的学者的印象。即使在这一点上，也有着不适应于江南集团的方面。 (112) 进而，还有一个暗示着颜师古与江南集团之关系的话题。据说在唐高祖武德时期，凡诏诰以及关于军国大事的公文书，全都是由中书侍郎颜师古所起草的。然而在太宗贞观时期，颜师古则变成了以谴免职，中书舍人岑文本成为其替代者。岑文本在众务辐辏中命书童六七人口述笔记，文章须臾而成的同时极尽其妙。尽管温彦博进言请再起用颜师古，但是太宗没有听进去，不仅改任命岑文本为中书侍郎，而且让其掌管机密（《旧唐书》卷七〇《岑文本传》）。岑文本是后梁系的士人，大概可以算作江南集团的一员。那么以虞世南为领袖的江南集团的人们，对于迎接早已归于北朝的颜之推的孙子进入自己的集团不是很冷淡吗？颜师古对南学的不予接受，在此不是使人又找到了一个原因吗？有关他对姚察的反驳我们已经详述过了，而《匡谬正俗》卷五《锡趺》，就是针对作为虞世南的老师，同时又是姚察信友的顾野王的《符瑞图》做严厉的批评。 (113)

颜师古的这种对江南集团和南学予以拒绝的感情，又有着相反地让他倾向于尊重北学的地方。他不仅尊重只在华北传播的晋灼注，而且敢于彰显不是《汉书》而是《汉纪》注者的崔浩，这一情况就像我们已经再三叙述过的那样。但是，以这些情况而认为他能够安于北朝的传统当中大概还为时尚早。尽管其祖父颜之推在北齐王朝的政治上还有文化上显示出了某种程度的活跃，但是还不能把他定位于所谓的山东人当中。所谓山东人，就像被称作“山东之崔卢李郑”那样，是指原本具有山东本籍的人。北齐灭亡之后，在北周，进而在隋的官界担任山东集团领袖角色的是李德林。而当时颜之推已经变成了不显眼的存在的情况 (114) ，原因之一不就是受到作为被征服之民而不能不一心一意保护自己利益的山东集团的排挤吗？如果让山东集团的人们来说，大概颜之推和颜氏依然还是江南人。生于隋王朝创业的开皇元年（581年）的颜师古，能够在仁寿中（601—604年）起家于安养县尉，也就是由于非山东人而乃关中人的尚书左丞李纲的推荐。 (115) 当然，颜师古也并非关中人。

这样说来，颜师古就是在现实的社会到处都没有其所属地的存在。他是在官界发生轧轹的情况下从而仕途蹉跌，且再三而不止。对于颜师古在作为秘书少监而参与校雠工作的时候也是“抑素流，先贵势，虽富商大贾亦引进之”的做法，引起了他人嚣张地认为其收受了贿赂的非难，他就一下子被左迁为地方的刺史。尽管由于太宗惜其学识渊博而定夺撤销了对其左迁的命令，但是颜师古比起由来很正的“素流”来，反倒不得不倾向于也包含“富商大贾”的“贵势”的势力，而且变得置身于恐怕就是出自“素流”的非难当中，这种情况大概也是由于他在士大夫社会中没有可以依靠的坚固地盘的缘故。这样，他既不属于江南集团，又不能进入山东集团，即使认为对于南学的拒绝使其倾斜于北学，可是如果问题仅限于《汉书》而言的话，即使是晋灼注还有特别再加上崔浩之说，也等于没有能够称作北学传统的东西。颜师古所能依据的，大概无非就在于扬弃了南学和北学的中国的斯文传统本身。他一心沉潜在了古典——《汉书》——当中，而且就是通过这样做，试图确认自己到底是什么人，并且努力想找到能够安处的地方。《汉书》颜师古注就是这样的精神活动所产生的东西。据说经历了秘书少监时期痛苦失败的颜师古情绪非常沮丧，而且在这以后他就专心于“阖门守静，杜绝宾客，放志园亭，葛巾野服。然搜求古迹及古器，耽好不已”，从而过着每一天。他对于古迹和古器的兴趣在《汉书》注中也不断地活跃着。可以认为，这不只是给师古注以生动印象，而且特别而言，这对于颜师古的生存本身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