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如同若有异物侵入体内立刻就会形成抗体一样，佛教传到中国时间不长，就促使在中国人之间形成排佛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限于现存的文献来看，要找到这样的形迹还是很难的。最初记录了佛教被中国人以多少有些疑惑的眼光来看待的记载，大概就是有关在江南开始进行布教的那个康僧会的记载。也就是吴赤乌十年（247年），从交趾来到建业的康僧会，营建茅茨，设立佛像而行道，其异样的衣着打扮受到有司的盘查和询问，就这样的一个记录。不过，到了规定时间期限的三七日，亦即在第二十一天的时候，对于让人看到在瓶中获得舍利之神异的康僧会，孙权表示了叹服，由此在江南最早的佛教寺院建初寺就被建立起来了，这件事十分著名（《出三藏记集》卷一三，T55，96b，以及《高僧传》卷一，T50，325b~c）。

在这之后，同样是在吴国，通过实行孙亮、孙休的废立而想要得到权势的孙说过：“坏浮屠肆，斩道人。”于是，和浮屠寺一起，连大桥头的伍子胥庙也同时被焚烧了，这大概应该说不过是“侮慢民神”的一时情绪（《三国志》卷六四《吴志》）。还有最末的吴帝孙皓，其情形也是，在想起来要焚塔庙时，遭到群臣的谏止；又把从地里涌出来的一个立式金像在厕所里弄得污秽了，结果遭到阴囊肿痛的作祟，后来依照绥女的忠告而在殿上迎接金像，烧香忏悔（《出三藏记集》卷一三，T55，96c~97a，以及《高僧传》卷一，T50，325c~326b）。这些所谓极其排佛者也是非常荒唐过分的。如果把佛教传到中国按照东汉明帝的感梦传说而确定在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的话，就使人感到，中国的这种情况，与日本在6世纪后半期从百济带来佛像和经论之后不久很快就有了苏我氏的佛教信仰被屡屡地弹压的情况相比，好像还是有相当长的时间间隔的。那么，在中国，排佛论较晚地形成又是什么原因呢？

在佛教传来之前，中国由于没有经历过与达到与自己对决程度的巨大文化体系相遭遇的历史，那么即使对于佛教也没什么值得加以警戒的，这种情形大概也是存在的。但是更大的理由则在于，因为在中国初期佛教伪装作与中国固有的信仰没有不同之处的情况，还有因此而难以产生摩擦的情况，这不也是可以注意到的吗？就是那些所谓“黄老佛教”的胡沙门们，即作为掌握道术的方士的一个类型而为中国人所注目，并且他们自身也是尽力于从事这样的活动的。中国人所具有的关于佛教在其信仰内容上、思想上，还有在习俗上是异质性的东西的这种实际感受是很少的，而且原本佛教传来的最初，当然还不可能是引人注目的势力。

在五代十国之一的后赵，作为其著作郎的王度讲到：“往汉明（东汉明帝）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修前轨。”（《高僧传》卷九《竺佛图澄传》，T50，385c）尽管因为有以楚王英和笮融为后援的东汉时代的佛教教团的存在，还有协助安世高和安玄译经的严佛调乃汉人沙门等事实，所以要纠正其说法错误是很容易的，但是其所了解的初期中国佛教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这大概也是无妨的。当时所具有的黄老佛教的面貌，也是不能不具有的面貌，换言之，理应是普遍宗教的佛教不能不伪装作巫术宗教的样子，亦即想把至多被看成是以胡沙门为中心的西域出身者的胡神信仰之佛教，无论多少也要浸润到中国社会。这是佛教方面的苦肉之计。

然而，在六朝，特别是晋朝以后情况为之一变。想要强制沙门对王者行敬礼的东晋的桓玄，在写给表示出为难之色的王谧的书简中说道：“曩者晋人（中国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且王者与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为之检耳。今主上奉佛亲接法事。事异于昔。何可不使其礼有准。”（《弘明集》卷一二，T52，81b）现实的事态与过去完全不同了。在过去，沙门也就是与徒众——信者——等同的胡人，而中国的王者与佛教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方俗——胡俗——任其存在也是可以的。可是现在王者也信奉佛法了，不能不与佛教有关系了。所以才必须使之在礼上有所准则，必须让沙门敬礼，这就是桓玄所主张的。无疑，当时佛教已经成长到甚至王者也不能不与之有关系程度的很大的势力了。

习凿齿也在日期为兴宁三年（365年）四月五日写给道安的书简中这样记述到：“自大教（佛教）东流四百余年矣。虽藩王居士，时有奉者，而真丹（中国）宿训先行上世，道运时迁俗未佥悟，藻悦涛波下士而已。”过去的奉佛者，除了藩王居士的少数例外，下士是很多的。也就是讲“闻下士道大笑之”的《老子》中所说的下士。而且，“唯肃祖明皇帝，实天降德，始钦斯道，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戒行峻于岩隐，玄祖畅乎无生。大块既唱万窍怒呺，贤哲君子靡不归宗。日月虽远光景弥晖，道业之隆莫盛于今。”（《弘明集》卷一二，T52，76c~77a）东晋第二代的肃祖明帝在乐贤堂画佛像的事情另外还有明证 (1) ，这是否妥当先搁置一边，习凿齿讲的是，贤哲君子皈依佛教就是被这个明帝所引导的。这样，佛教兴隆起来的时候，片面排佛的议论也喧嚣起来了。鲜明地显示出排佛论的形成与佛教的兴隆之对应关系的，大概就是可以看到的同样一个老子化胡说在汉代和六朝发挥了其作用的这一事实。

毋庸说明，所谓老子化胡说，就是主张佛即老子，能够教化胡人的老子赴西方之后而开创的不外乎就是佛教 (2) 。然而，此说之先声已经可以确认是在汉代。也就是在东汉桓帝的延熹九年（166年），襄楷上奏中的一节有云“或言老子入夷而为浮屠”即此。不过，在核对其前后文的时候，谁都会感到其是在讲，一说起老子化胡说，立刻就被认为是排佛论这样的稍有意思的情形。襄楷是这样讲的：“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后汉书》传二〇下）

如同在“黄老浮屠之祠”的表述中所看到的，黄老和浮屠作为难以分开而一体的东西被联称的情况，还有浮屠之道的内容为“清虚”、“无为”、“精之至”、“守一”等专门根据道家之语来说明的情况，都是应该注意的。也就是说，佛被理解为与黄老是把根扎在同一个地方的一个变种，在两者之间是不被设定明确区别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其中看不到要诽谤或严厉拒绝佛教的姿态。如果反过来说，讲到佛教就是黄老的一个变种的这种理解，才开创出了使中国人接受佛教的条件。因而，无论其是多么歪曲的理解，即便佛教方面也反倒是欢迎的。

在《三国志》卷三〇注所引的《魏略·西戎传》中，也可见到 “《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的记载。但是在三、四世纪之交，在西晋惠帝时代《老子化胡经》被制作出来的时候，老子化胡说却变成了地道的排佛论。在被提到的地方讲到，经过死后数日而复活的李通这个人物在冥界所目睹的故事当中，祭酒王浮身戴枷锁，对着沙门帛远字法祖的人不停地忏悔着。要说原因的话，就是法祖生前一直与王浮争论佛道两教的邪正，形势不妙的王浮为了诽谤佛教而捏造了《老子化胡经》，如今就是在忏悔其罪过呢（《高僧传》卷一《帛远传》，T50，327b）。王浮《化胡经》的主旨，大概是讲“胡人凶犷，故化之为佛，令髡赭绝嗣”（《北山录》卷五，T52，602a），也就是在以《维摩经·香积佛品》中所说的“此土众生刚强难化故，佛为说刚强之语以调伏之”（T14，552c）为样板的同时，又有意地对其加以曲解的。

在与之对抗的佛家方面，也是捏造了如来为了教化中国而派遣了三位圣贤亦即不外乎就是孔子、颜回、老子的这一虚构之说，而且各种各样的伪经也被制造出来 (3) 。这样，曾经发挥使中国人接受佛教这一作用的老子化胡说，不久就在只是想要互相揭短的佛道论争中变成了排佛论，这个情况很显然地说明了排佛论的形成是与佛教的兴隆相对应的。当然，老子化胡说始终只不过是种种排佛论之一。在六朝时期实际上形成了很多的排佛论，而且在排佛论有着几乎全都登场之趋势的六朝末到隋唐时期，历经许多人而试图将排佛论区分为多种类型。有关排佛论的逐一考察在这里暂且搁置一下。我想本章在介绍僧祐、颜之推、道宣的分类的同时，再加以若干的解说。大概这些就可以告诉我们，有关佛教的主要论争点在什么地方。还有，僧祐等佛家的辩疏，未必就是由他们自己发明的，其继承先人的地方还是不少的。也就是，往往当时被援用着的俗套的论法，不仅有让如今的我们感到是多么的荒唐无稽和诡辩的情况，而且我们大概也能够看到在不能不被非日常性的东西、超现实性的东西深深迷惑的六朝人所特有的思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