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译后记
在吉川忠夫先生《六朝精神史研究》的翻译工作完成之际，在即将把这部译作呈现给读者的时候，作为译者的我在此想做一些简要地说明，既有些许的回忆，又可以算是一种纪念。在不会忘怀的时期，在不会忘怀的地方。留下这散漫的文字，也作为一种记录。
最初，是我的朋友王中江先生提议的，希望能将吉川先生的这部书翻译出版，介绍给中国学界，由我通过日本朋友与吉川先生本人及原著的出版社联系商讨此事。当时，是否我也直接参与翻译工作还说不定。
2006年的初夏，当我第一次拿到这部书的日文原版，并大致地翻阅了一下之后，就深为书中的研究题目和内容所吸引，一心想着能由自己亲手翻译出来学习和参考就好了，也可以供中国读者们共同分享。不仅因为这部书中的研究题目和内容是我近些年研究中的相关思考和研究方法上的先行研究，还因为作为一部集中于六朝精神风貌的研究著作，汇集了著者历经20年的多角度、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在距离原著出版20多年后的今天，此书在研究的对象和主题、考证和论述、思考和方法等多个方面，我觉得都依然很值得中国读者参考和借鉴。
此后，因为版权上的一些原因，与日中两方出版社的联系搁浅，具体翻译上的考虑也暂时放下了。不过，大概是因为我和吉川先生的这部书已经结下了缘分，事情不久就有了新的机会。讲到为这部书联系出版事宜的继续和翻译工作的展开，对我来说又是在一个比较特别的时期进行和完成的。
2006年11月末，承蒙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池田知久先生支持和帮助我申请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共同研究项目获得成功，使我有幸在时隔六年再次来到日本东京，在池田先生身边进行为期两年的学习和研究。如果没有池田先生的关照和支持使我有了这次在日本的机会，也许我与此书的翻译出版就失之交臂了。所以，我首先要特别表示感谢的，就是池田先生。
2007年的春天，在我的好友、同在大东文化大学做研究的刘岳兵先生的联络、介绍和推荐下，翻译和出版此书的计划得到《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主编、我20年前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同校学兄刘东教授，还有江苏人民出版社府建明先生的共同支持，江苏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这部书的中文版，从而使我亲手翻译此书的愿望得以实现。以上三位先生，也是我在这里要深表感谢的。
在本书翻译的进程中，我和著者吉川忠夫先生书信联系，请他为本书写了中文版序，并且多次请教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吉川先生不仅欣然赐序，还详细解答疑难，寄给我相关的参考资料。在此，对吉川先生我要由衷地表示感谢。
吉川先生这部著作的汉文文献的引用，有三种形式，有的是直接汉字原文照录，有的是直接翻译成日文，有的是两者兼备，既有日文翻译又附加了汉文原文。那么对我来说，所要做的就是要全部还原到引用文献的原文形式。这里面包含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断句和标点，一方面是文字上的出入。
我在对引文的断句和标点方面做技术处理时，（1） 基本上根据吉川先生所作的断句和标点，对于那些与通行版本（如大正新修《大藏经》和中华书局版《史记》以下的正史等）的断句不太一样的地方，也以遵照吉川先生的断句和标点为原则，以体现著者的理解。（2） 对于引文中没有做具体标点的地方，则参考通行文本或根据文意，在必要的地方增加或调整为相应的冒号、引号、顿号、问号、书名号等标点符号。（3） 对于一些引文中的标点以简约的形式处理。比如本书第十章所引用的颜师古《汉书注》的文字中常常包含引用其他诸家的文字，如果按照中华书局标点本《汉书》的颜师古注那样地做详细标点的话，加上《汉书》本文的引用，就会有多套的单引号、双引号重叠出现而使人眼花缭乱，所以只是在著者要说明特别意思的地方，才加上引号，以示分别，其他就简约化。
在引文的核对中，我所做的主要工作是：（1） 基本上利用吉川先生标明所引用的文本和一般常见的通行的文本来复原，尽可能地使每一条引文都有着落。（2） 当发现文字上有出入的时候，就以译者注的形式标示出来；有些特别补充的地方，比如一些引文具体的出处等，也以译者注的形式标示出来，供读者参考。原书中很少的一些疏漏之处，也得到吉川先生的确认后而做了修正。（3） 在引文中出现的括号中的文字，比如语义的说明和姓名的补全等等，多数是吉川先生将引文翻译成的日文当中为明确意思而增加的，还有一部分是我依照同样的原则而根据吉川先生翻译成的日文中的词语所增加的，也体现着吉川先生的理解。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文献核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我除了利用大东文化大学图书馆之外，文学部中国学科资料室的藏书，还有中国学科吉田笃志教授、渡边义浩教授的私人藏书，给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帮助。而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有关中国古典文献的书籍，无论是文学部中国学科资料室的藏书，还是吉田笃志教授、渡边义浩教授的私人藏书，均以中国台湾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出版的居多。我要核对的文献，在这些大套书中总能找到具体的文本和出处，深感方便。比如，世界书局印行、杨家骆主编《中国学术名著》（第1辑至第6辑，1962年—196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缩本》（1965年），台湾中华书局本《四部备要》（第1册—第266册，1966年—1970年），世界书局印行的《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1—500册，1988年），艺文印书馆印行《十三经注疏》（1—8册，1982年）等等。
在此书的翻译过程中，大东文化大学中国学科的几位先生，吉田笃志教授除了慷慨地提供私人藏书供我核查之用以外，对于我所遇到的翻译疑难问题，也时常予以细致的解答。平时与吉田先生的学术交流，更是令我受益匪浅。萩庭勇教授也是我经常请教日文的先生，萩庭先生总是细致地答疑解惑，使我得到很多帮助。渡边义浩教授不仅在最初和吉川忠夫先生联系翻译出版事宜上提供了很多帮助，并且在我此次来日本的各方面都予以了关照和帮助。在这里，我一并由衷地感谢这些先生。
此次我来日本学习和研究，得到了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祖武所长、刘荣军书记，以及科研处长齐克琛，还有我的老师卢钟锋先生的大力支持，历史所及我思想史研究室的其他同仁也很关照。特别是卢先生和陈先生，多年以来一直关心和支持我的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工作，给我以激励和指导。借此，我向他们表示由衷地感谢。
在这里，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罗莉女士，还有正在上中学的我的女儿王静雪，是她们在这段时间里尽力克服各种困难，精心地安排好工作、学习和生活，才使我能够在这里安心地学习和工作。在这部译著当中，自然也包含着她们的贡献。
在这里，我还要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各方面的支持和关照，以及相关编辑、校对人员所付出的劳动，我们愉快的合作使这部译著得以顺利出版。
沉浸在吉川先生这部书的思绪当中的一个个日日夜夜，由冬到夏，此时即将结束；跟随着吉川先生的笔触所进行的六朝士人的精神之旅，从汉到唐，到此也将告一个段落。
最后，谨以此译著献给日本学术振兴会和日本大东文化大学，还有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献给所有帮助和支持我的学习、工作和研究的人们，还有我的家人。
王启发 2008年6月22日
于日本东京·大东文化大学文学部中国学科
2号楼研究栋0414研究室
补记：
2008年11月27日我结束了两年在日本的研究生活回到北京，随即我就按照出版社府建明先生和本书责任编辑张晓薇女士的意见对译稿做进一步的校正和修改，至今历经近一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在此，我想对府建明先生和张晓薇女士致以诚挚的感谢。
王启发 2009年12月20日
于北京住所
又补记：
这里需要再补充说明的是，在看校样的时候所出现的技术问题，现做如下处理：（1） 本书原著的注释体例为章后注，而此次出版社方面采用的是页下注，这样在正文或注释当中出现称引某章注释的序号时，我就以“译者注”的方式标出其在此译本中的页码位置。（2） 此译本注释部分页边码所标出的数字即为原著注释内容所在原著页码的位置。
王启发 2010年7月1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