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约的社会思想——之二
首先，作为值得注意的文章，就有沈约写于永明八年（490年）的《奏弹王源》（《文选》卷四〇）。这篇文章是针对东海的王源将女儿嫁给吴郡满璋之的儿子、吴郡正阁主簿满鸾，并以其聘礼五万钱的大部分来纳妾的事情，并从御史中丞的职掌上来加以弹劾的。如果说为什么要弹劾，因为这就是所谓的卖婚。也就是说，依照弹劾文，与王源是自曾祖父以来官历就很清楚的名门不同，满璋之方面在媒人刘嗣之的陈述中所说的“高平旧族”，完全是假的，实际是“士庶难辨”的族姓。这样，“穷尽”的贵族王家，将女儿卖给“家计温足”的满家的这一情况，就是由御史中丞沈约弄清了的事情真相，因而他主张不仅要将王源免官，还应该处以禁锢（剥夺任官权）终身。然而，士庶之间的卖婚好像不只是这一例。沈约即说道：“自宋氏失御，礼教凋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娅沦杂，罔计厮庶，贩鬻祖曾，以为贾道，明目腆颜，曾无愧畏。”在这里值得注意，他也还是极力主张辨别士庶，而且专门从衣冠之族的立场发言的。
最为鲜明地体现出像沈约这样辨别士庶的意识的，大概就是他在梁王朝之下要求户籍再检查的上奏文（《通典》卷三《食货典》三《乡党》、《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因为其职名为尚书令，所以应该是他在天监六年（507年）到九年（510年）之间写成的。按照沈约所言，自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出于针对北魏的军事防卫而实施的所谓“七条征发” (4) 以来，为了逃避征发的户籍伪滥之事持续发生，其余波一直延及到了南齐。在南齐朝廷，尽管将尚书郎和尚书令史安排在东堂“校籍”，也就是使其担任户籍的核对，可是富裕的庶民通过行使至多一万余钱的贿赂，似乎就能将记录在户籍上的父祖的官位适当地作假，以获得士的身份。 (5) 于是在上级官厅那里就将发现有伪滥的户籍退回到下级官厅（却籍），但是由于调查的不彻底和不公平而遭到民众的激烈抵抗，所以连可能是伪滥的记录也容许恢复其原样（复籍）了。这样就别说是达到原本所期望的目的了，反而是“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于此”。沈约说，现在，在尚书上省的籍库当中，虽然只是备有宋元嘉时期以后的户籍，但是由于上述的理由，那是不太可信的。然而在尚书下省左民曹那里，晋咸和三年（328年）以后的晋籍和宋武帝、少帝时期的永初、景平籍就被原样地放置着。随着其中的永初、景平籍很快地移管到上省，晋籍也就必须认真保管。把先祖作假成为衣冠之族的人，如果对照晋籍乃至永初、景平籍而加以调查的话，其虚假大概也就会立刻暴露。再有，在籍库当中令史是自由地检籍的，但是不应该如同令史而委“群细”以这样的重任。 (6) 今后必须强化由当职的尚书郎和都令史的监视。还有任用在流品上清楚的史传学士为左民郎，在与左民尚书协作的基础上，使之将“卑姓之杂谱”校对成晋籍以及永初、景平籍，发现谱牒的虚假之后就进行处罚。沈约的上奏文之梗概，就是这样的。 (7)
以徭役负担者减少为结果的户籍伪滥，是南朝各王朝为政者们很头痛的问题。尽管反复实行严厉的揭发，但是户籍伪滥并没有绝迹。甚至在永明四年（486年）发生了唐寓之组织对“却籍”不满的民众三万人在浙江地方举兵的事件。虽然此叛乱经过数月被镇压了，但是意志昂扬的民众高呼着要获得士的身份的要求并没有就此停止。在永明八年（490年），官府突然决定让户籍伪滥者到淮水地带谪戍，可是遍地都是民众的怨嗟之声，官方因此不得不将态度软化为在把谪戍者传呼回来的同时，有关宋升明以前的户籍记录一概附之不问（《南齐书》卷三四《虞玩之传》）。沈约游于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沙龙，正好就是这一时期。而且在之后他作为太守而赴任的东阳（浙江省金华县），唐寓之叛乱军过后的痕迹，还依然乱糟糟地残留着。 (8)
伴随着庶民阶级抬头的士庶混乱，也照样地被从南齐带到了梁王朝。在502年2月的梁公——即位之前的梁武帝——的上表中，也曾指出“谱牒之讹误”（《梁书》卷一《武帝纪上》）。沈约的上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流变中，在庶始终封闭于庶的阶级这一基础上，而以士身份的再确认为意图，这是很明确的。沈约寄希望于萧衍——梁王朝的，或者还有寄希望于先前的齐竟陵王萧子良的，就是前一章所论述的恢复依靠士大夫的政治、社会秩序，可以说，这在上面所见的上表中，是以更尖锐的形式表示出来的。就是必须通过辨别士庶而由被认定为士的人来担当政治，因此也就必须主张把庶民出身的恩幸从政治的世界排斥出去。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沈约的头脑中所描绘的士的印象，大概就是在以出身为存在原则的门阀贵族那里，其性质立即被原封不动地置换了。的确，他说道：“不识胄胤，非谓衣冠。”（《通典》中前引的上表）而且他主张，在对沉积了百年之垢的晋籍乃至宋初籍做校对工作的基础上，还应该进行身份调查。同时，也还应该想到要严厉地纠弹贩卖血统的衣冠之族。由此可知，他认为衣冠之族不能再只是夸耀其门第了。那么，作为衣冠之族而为衣冠之族的要件，除了门第之外，还必须具有的东西又是什么呢？如果说那就是衣冠之族所具有的传统性的文化上的威望，大概也是可以的。在后辈者当中沈约最为赏识其才能的王筠 (9) ，就属于名门中的名门琅玡王氏。其在《与诸儿书》（《梁书》卷三三）中这样写到：“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范晔）《后汉书》云崔氏‘世擅雕龙’——世代为文学之王者。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沈少傅约语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 (10) ，自开辟已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观堂构，思各努力。”为沈约所承认的贵族的要件，就是在“爵位蝉联”的同时，或者还要加上“文才相继”，亦即存在于作为文化传统的保持者这一点上。这并不是仅为沈约一个人所承认的贵族的要件。在并非别人，而正是相当于王筠之祖父的王僧虔的《诫子书》（《南齐书》卷三三）当中，就曾详详细细说到：应该从专门以“荫”为依靠而活着的门阀贵族的存在方式中脱离出来，各自努力读书，靠自己的双脚来走路。在从门阀贵族的口中明确地提出一个自我变革的方向这一点上，应该说这是一篇划时代性的文章。 (11)
总之，可以认为，沈约所抱有的所谓贵族像，就是在基于门第的同时并拥有出色的文化传统的阶层。在卑庶当中，如今也存在着拥有了凌驾于衣冠之族以上程度之财力的人，这一情况，沈约也是认识到了的。比如有用一万钱行使贿赂的人，还有赚五万钱于聘财的人。可是，财力和文化是无关系的。而且在沈约看来，卑庶的财力为了不正不义而使用的事情是屡见不鲜。如恩幸“挟朋树党，政以贿成，……南金北毳，来悉方艚，素缣丹魄，至皆兼两”（《宋书·恩幸传序》）而且还有，恩幸正是“恩以幸生”，所以才被叫做恩幸的（同上），不过就是天子的“近习”而已。也就是说，不走正途的他们，却获得了在原初意义上的士——官僚——的资格。再有，无论是否已经上升到了沈约的意识当中，作为事实而必须指出来的大概就是，理应是庶民之代表者的恩幸，一旦掌握了权力，就已经不是作为庶民之同伙而行动的了。例如，原本作为梁武帝政权之打倒对象的南齐东昏侯时期的“亲幸小人”，不仅他们对庶民的横暴被活生生地记录在《南史·东昏侯纪》当中，而且还有在评论唐寓之叛乱时所说的“其源始于虞玩之，而成于（吕）文度”（《南史》卷七七《恩幸·茹法亮传》），即因为恩幸吕文度进言主张把却籍者谪戍边远地方，而唐寓之就纠集起了对此不满的庶民。重视吏事的齐武帝，曾经评论作为《恩幸传》中的人物刘系宗说：“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南史》卷七七） (12) “学士辈唯大读书耳”，即使认为这一评语是沈约特别甘愿接受的，但是他们在南齐的政局当中，是由于恩幸的侵入而被排挤了，这大概应该是确凿的事实。而且，这种政治性排挤的情况在东昏侯时代是以更大的规模、更加粗暴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大概正因为是以这种受排挤的体验为动力，从而把从排挤中解放出来和恢复依靠士大夫的政治都寄希望于梁王朝，才会有那样尖锐的辨别士庶的意识表露出来。然而在这里，我想再次强调的一点就是，对沈约来说，所谓的士，已经不是仅以门第为夸耀的贵族了，而必须是在拥有门第的同时又是文化的保持者。他这样考虑，大概是与这样一种意识微妙地交错着的，也就是想为如同我们在前一章所确认的，原来作为吴姓而且是将门，亦即属于寒门的吴兴沈氏出身的自己的立场进行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