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颜之推与学问

颜之推是历经数次重叠似的亡国，甚至几度置身于生命危险之中的乱世之人。由于他生活在绝对价值常常被颠倒的乱世，因而其思想也就被赋予了确定的方向性。在乱世里，无论财产也好，家庭生活也好，甚至还有国家也好，都不能成为依靠。成为依靠的最终不外乎自己。他是达到了抱有这种很强的自觉的。而且作为承担着支撑这个自己的最高价值的东西而被高扬的，就是勉学——读书。在《勉学篇》中，他就有如下的话语：“夫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 (14) 伎（技艺）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34b）他说读书就是“伎”，就是“一艺”。尽管他把与农业紧密结合的庄园生活形态作为理想来描述，但是那始终只限于羡望。处在华北社会的他，只是一个“家无积财”（45b），又没有强有力的血缘关系的流亡贵族。首先作为迫切的现实问题，当然是必须寻求生活的手段，这样一来，大概读书也就被他当做“伎”“艺”来认识了。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梁朝全盛时期的快士在离乱之后也变为了驽材，他的这一述怀，大概也是因为目击了不少江南贵族子弟由于江陵的陷落而被挟持到北土，并且由于没有教养而沉沦于悲惨命运的人们的现实。接着以上的述怀，他又这样讲到：“有学艺（学问）者，触地而安。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贵族），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34a）即使是“千载冠冕”，如果没有教养也会零落于“耕田养马”的身份；即使是“百世小人”，只要有学问也能成为“人师”。这一尖锐的观察，就是以亡国流离这种颜之推的异常体验为媒介而得到的。而且大概是与甚至说“至于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宋书》卷四二《王弘传》）所体现的贵族社会通有的理念正相对立的。区分开士和庶的并不是天——自然，而是学问。即使认为把学问看作是“伎”，是“艺”，但是与颜之推在《杂艺篇》中所列举的以书画为首的诸艺之间则明确地画着一条线。尽管后者是“消愁释愦，时可为之”（132a），然而是“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130b）的。甚至他说到，对于凡根据读书以外的诸艺而被评价的情况都应该警惕。比如一边举出王羲之、萧子云、王褒等就是由于能写书法的缘故反而其本来的才学往往容易被忘记的事实，一边则告诫说“慎勿以书自命”（127a），即是如此。颜之推就是这样把依靠学问武装起来的人当做有无限的价值的人物来论定的，那么其学问的内容又是什么东西呢？

他首先最重视学问的严密性。其《书证》、《音辞》两篇就是这种精神的产物。他还告诫“耳学之过”，主张依据面对书籍的“眼学”的实证主义（《勉学篇》，47b~48b）。清代赵翼就指出在梁代“口耳之学”的流行（《廿二史札记》卷八《六朝清谈之习》）。颜之推所主张的地方大概也就是对这种风潮的反省。不过仅此还不能说是达到了学问的本质，颜之推的学问观可以在其对玄学的态度中如实地看到。

在梁代，《庄子》、《老子》、《周易》一并称作“三玄”，梁武帝还有简文帝都是自己进行讲义，在建康其学徒满千余人。接着，也爱好玄学的元帝又招收学生自己来教授，还曾经自设讲筵。但是颜之推称自己既性顽鲁又不觉其有兴趣。这就是《勉学篇》中所讲到的（43a~b）。就像有学者所说到的那样，如果江南贵族是把综合地修得了玄儒文史四科的人当做理想的 (15) ，那么应该认为颜之推是已经失去了这一资格的。但是，他排斥玄学，并不只是以不合于其性格为理由的，而是植根于更根本的地方。他在对以何晏、王弼为首的玄学之徒加以驳诘的基础上，规定了玄学的本质：“直取其清谈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非济世成俗之要也。”（《勉学篇》，43a）也就是他认为玄学只不过是观念性的游戏而加以指责和排斥，并认为学问最重要的就应该是“济世成俗之要”。颜之推对于玄学的理解正确与否姑且不论，而他这样思考是很重要的，就是在梁朝的太平时期也已经留下了一部分针对玄学盛行的批判，这一批判，又是从由于玄学以逃避现实为目的因而使得社会的功能麻痹这一认识出发的。例如，作为皇太子时期的简文帝萧纲讲《老》、《庄》二书时候的事情，恪勤庶务的那个何敬容慨叹说：“昔晋代丧乱，颇由祖尚玄虚，胡贼殄覆中夏。今东宫复袭此，殆非人事。其将为戎乎？”（《梁书》卷三七）还有，得到“山中宰相”别名的陶弘景，从很早就预见了梁的灭亡，他曾作出这样的诗说：“夷甫（王衍）任散诞，平叔（何晏）坐空谈，不意昭阳殿，化作单于宫。”而且，史书接着记载说：“大同（535—546年）末，人士竞谈玄理，不习武事。至是，（侯）景果居昭阳殿。”（《梁书》卷五六《侯景传》，《南史》卷七六《隐逸传》）颜之推大概也是持这样的认识的。或许在他的脑海中，当西魏军袭来时尚在江陵龙光殿讲《老子义》的梁元帝的印象与非常不痛快的亡国印象形成了双重的映现。

总之，他认为学问必须是志向在于“济世成俗”的。虽然他也讲到“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勉学篇》，36b），但是这个“行”应该是具有社会性效用的。他还这样讲到：“世人读书者，但能言之（其知识），不能行之。忠孝无闻，仁义不足。加以断一条讼，不必得其理；宰千户县，不必理其民。问其造屋，不必知楣横而棁竖也；问其为田，不必知稷早而黍迟也。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既优闲，材增迂诞。军国经纶，略无施用。故为武人俗吏所共嗤诋，良由是乎！”（《勉学篇》，37b~38a）颜之推尖锐地批判江南贵族在社会性还有政治性方面无所关心的态度，我们前面已经论述了。那无非是因为，作为在当时占有学问的唯一阶层的贵族们已经变成这样的存在，即距离颜之推所认为的学问之应有的样子还差得很远。

对于这样把玄学当做观念游戏而加以排斥，志向在于“济世成俗之要”的学问的颜之推，就其基本立场是担负着很多儒家思想的情况来说，大概是谁都会确信的。颜氏一家以《周礼》和《左传》的学问作为家业而相承传，他也从很早就接受了这些教育（见其本传）。还有，在《家训》中随处可以看到对儒家古典的引用，而且还告诫家人将记有五经文句或贤达姓名的旧纸作不净之用是没有道理的等等（《治家篇》，14a）。虽然这么说，但是他并不是要盲目地、无批判地固守古之圣贤的教诲 (16) ，而是强调对于广泛的史学、文学之关心的必要性。不仅如此，面对世间一般的儒者们，他又呈上苦口之言说：“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勉学篇》，39a）其所质疑的，对于《孝经》开始卷头的“仲尼曰”仅三个字也做了达两页纸的长篇疏义到底想要起什么作用的情况（同上，40b），就是因为这与他所非难的玄学的爱好没什么两样。他所讲的“光阴可惜，譬诸逝水。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同上，40b），就是在其想到“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弘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的基础上，而主张作为经世之学、“济世成俗之要”之学的儒学的复兴。尽管始终重视对现实世界的关心的立场，与他在日常生活中是热心的佛教信者的情况，似乎令人一看是相矛盾的，但其实并非如此。他对自己的孩子们就讲到：“汝曹若观俗计，树立门户，不得悉弃妻子，一皆出家。但当兼修戒行，留心诵读，以为来世津梁（架桥）。人身难得，无虚过也。” (17) （《归心篇》，89b）

对中国士大夫来说的所谓现实世界，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政治的世界。那么，强调对现实世界的关心和学问的社会化的颜之推，在实际政治的情况下又是怎样行动的呢？我想，就专门以他作为官僚的生涯即或许可以认为是他最为高扬的在北齐滞留20年间的行动为焦点来加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