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对《后汉书》的批判——之二

在历代史书的序当中，刘知几推崇的是《史记》和《汉书》的序。他说，《史记》和《汉书》的序，继续保持着《书序》、《诗序》的精神，亦即讲述作者之意这样的精神。接着刘知几又说到，尽管这一精神成为华峤的《后汉书》以及范晔的《后汉书》的有力范本，但是也就传承到华峤的《后汉书》为止了。例如在华峤《后汉书》的刘平、江革等传的序中，先是讲述有关孝道的存在形式，接着讲述有关毛义孝养其亲的实际情况，这就是效仿《汉书》的王吉、贡禹等传的序中讲述“商山四皓”事迹的情形的。而且在“言辞简质，叙致温雅”这一点上也是相似的。然而，造成了失掉这种史序精神之契机的，恰恰就是范晔。“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衒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于是（司马）迁、（班）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序例篇》）不仅如此，“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书独无，世之作者，以为耻愧。故上自《晋》、《宋》，下及《陈》、《隋》，每书必序，课成其数。”也就是说，在杂传中加序的情况，在范晔以后，作为史书的体例而固定化，而且这些序都变成了即便措辞不同，但是在内容上没有太大差别的呆板的东西了。而这样地把史序作得没有意思了的先行者，就是范晔。范晔创造了后世史序的典型这件事，如果换个立场而论的话，也许是应该给予肯定性评价的好事情。可是，当刘知几说到“遗弃史才，矜衒文彩”的时候，其批判是极其辛辣的。因为是不认同其作为史家的资格，所以也就没有比这更厉害的批评了。不过，华峤的刘平、江革等传序的文章，正是被范晔原封不动地采用在传二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传》的序当中才传于后世的。还有在传四三《周黄徐姜申屠传》中，其首先想到有关出处进退的处世方式，接着以记录闵仲叔、荀恁、魏桓的事迹作为序文，则是效颦于刘知几所讲的《汉书》王吉、贡禹等传的，至少是与“事迹虽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为其标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阳之首；庐江毛义，名在刘平之上是也”（《列传篇》）这一刘知几所讲的形式相吻合的。我想，进而还有如《党锢传序》中所体现的范晔的某种见识，在这里就不详细论及了。

有关论也是一样，刘知几最为推崇的是“辞惟温雅，理多惬当”的班固的论，而且说荀悦《汉纪》以后的史论，则变成了“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的倾向十分显著那样的情况。如果要举出其中比较出色的史论，则有干宝《晋纪》的论，裴子野《宋略》的论，还有范晔《后汉书》的论，亦即给予了谨慎而又肯定的评价（《论赞篇》）。虽然如此，但是刘知几的意见是说，既然仅在每一卷设论已经很烦琐了，就不要在其之后再加赞了，那样也就失去了务必简明扼要的史书精神。

再有，不仅是体例，甚至深入到《后汉书》的论赞的内容而加以批判的地方则只有一例。这就是传三《隗嚣公孙述传》的论赞，尤其是有关对抗王莽而在陇西天水两郡独立割据了的隗嚣的部分，也成为刘知几批判的对象。范晔的论赞如下：

论曰：隗嚣援旗族，假制明神，迹夫创图首事，有以识其风矣。终于孤立一隅，介于大国，陇坻虽隘，非有百二之势，区区两郡，以御堂堂之锋。至使穷庙策，竭征徭，身殁众解，然后定之，则知其道有足怀者。所以栖有四方之桀，士至投死绝亢而不悔者矣。夫功全则誉显，业谢则衅生。回成丧而为其议者，或未闻焉。若嚣命会符运，敌非天力，虽坐论西伯，岂多嗤乎？

赞曰：公孙习吏，隗王得士。汉命已还，二隅方跱。天数有违，江山难恃。

有关这个论赞，刘知几不仅讥评其不用隗嚣之讳而称作“隗王”的情形是不对的（《称谓篇》），而且申斥其全面地“虚美”隗嚣（《论赞篇》）。不过，通过这个论赞，范晔所要说的大概就在于，光武帝和隗嚣都是同样对抗王莽政权而从想要打倒其政权出发的，结果光武帝取得了胜利，而隗嚣失败了，一方得到天的支持，而另一方则不是这样。但是不应该只根据功业成败与否的结果来裁断历史上的事件或者人物。而且，范晔是对隗嚣在广泛人士那里获得了声望，面对光武帝的攻击仍然努力坚持的大丈夫气概表示同情的。正如在后面还要涉及的，范晔这种对于大丈夫气概所表示的同情，就是在《后汉书》中全篇流露着的基调。这体现出与班固的《汉书》鲜明的对比，而且与刘知几的史观是不相合的。还有，范晔采用“隗王”这一称呼，进而将隗嚣比作西伯亦即周文王是否妥当姑且不论，至于刘知几所说的“虚美隗嚣”的评语，如果不能不从功业成败与否的观点，也就是从正统史观出发的话，大概这又是与其所认为的应该将刘玄与光武帝同样对待的《曲笔篇》意见相矛盾的。

总之，如以上所看到的那样，对于范晔自己有着不寻常的自信和喜爱而撰写问世的序、论、赞，刘知几的评价未必都是很好的，毋宁说是否定性的。那么两者的不一致，究竟原因何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