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如果根据赵翼所指出的，唐初的显学就是“三礼”、《汉书》、《文选》之学这三者。 (1) “三礼”之学和《文选》之学的情况暂且不论，《汉书》之学则的确是唐初的显学之一，颜师古的《汉书注》产生在唐代的情况应该看作其最重要的佐证。但是，因为唐初的《汉书》之学不言而喻是站在继承前代遗产基础上的，所以《汉书》之学是从六朝直到隋朝和唐初的显学之一，这样说大概是更准确的。师古注也还是渊源于六朝末的《汉书》之学的。

六朝末的情况我打算在后面再列举。在隋朝和唐初《汉书》之学的兴盛，从赵翼的有关文章大概就可以知道其梗概了。而且还有，通过当时存在着“《汉书》学”乃至“《汉书》学者”这样的词语的事实，大概也是可以窥见的。例如包恺，“又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尤称精究。大业中，为国子助教。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隋书》卷七五《儒林·包恺传》）有关王仲通的情况，没有其他可知的线索。还有秦景通，“与弟，尤精《汉书》。当时，习《汉书》者皆宗师之，常称景通为大秦君，为小秦君。若不经其兄弟指授，则谓之‘不经师匠，无足采也’。……为《汉书》学者，又有刘纳言，亦为当时宗匠。纳言，乾封中历都水监主簿，以《汉书》授沛王贤。” (2) （《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秦景通传》）而且，颜师古在解释《汉书·东方朔传赞》的“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故详录焉”当中，也使用了“《汉书》学”一词。“师古曰：言此传所以详录朔之辞语者，为俗人多以奇异妄附于朔故耳。欲明传所不记，皆非其实也。而今之为《汉书》学者，犹更取他书杂说，假合东方朔之事，以博异闻，良可叹矣。”（HP.65，23a）颜师古的这一慨叹希望读者能保留在记忆当中。因为我认为，总之，就像我们还有机会详论的那样，“取他书杂说”“以博异闻”的情况，不止是在《东方朔传》，而是整个师古注所完全排斥的态度。说起师古注的基本态度，也就在这里表明了。

我刚才讲过了，师古注有着在六朝末《汉书》之学上的起源。更详细地来说，是有着在南朝末期江南的《汉书》之学上的起源。不过另一方面，在其中可以显著地看到其对南学拒绝的态度。可以认为，恢复汉、魏、晋的旧注才是师古注的立场，因此就产生了这样的主张，认为以完整的形式将旧注保存下来的华北的学问即所谓北学反倒比南学要好。这样，对于尽管直接起源于南朝末江南的汉书之学，然而又以恢复旧注为主张的师古注，应该在《汉书》成书以后的《汉书》之学传统当中确定其正确的位置。那么本章在涉及师古注本身之前想要考察的问题就是，在颜师古以前《汉书》是怎样地被接续着阅读下来的，又是怎样地被接续着来注释的。在颜师古以前，《汉书》的注释就已经大量存在了。司马贞在其与《史记》比较的基础上说道：“夫太史公纪事，上始轩辕，下讫天汉。虽博采古文及传记、诸子，其间残阙盖多，或旁搜异闻以成其说，然其人好奇而词省，故事核而文微。是以后之学者多所未究。其班氏之书，成于后汉。彪既后迁而述，所以条流更明，且又 (3) 兼采众贤，群理毕备。故其旨富，其词文。是以近代诸儒共所 (4) 钻仰，其训诂盖亦多门。蔡谟集解之时，已有二十四家之说。所以于文无所滞，于理无所遗。而太史公之书，即上序轩黄，中述战国，或得之于名山坏宅 (5) ，或取之以旧俗风谣，故其残文断句难究详矣。然古今为注解者绝省，音义亦希。”（《史记索隐后序》）《史记》与《汉书》被并称，是很普遍的。事实上，或“《史》《汉》”、或“三史”的词语，很早从三国时代就被使用了。 (6) 尽管如此，《史记》之学的贫乏，《汉书》之学的兴盛，就这样地成为当初整个时代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