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顾欢的立场

一边大体上承认道、佛之道的一致，一边又毋宁说因为承认道、佛之道的一致，所以作为结论而说在中华佛教的无用。有着如此大胆精神的顾欢，则是个怎样的人物呢？还有，《夷夏论》是出于怎样的立场而发言的呢？虽然这里不能充分地详述有关问题，不过仅就以下几点来说，则是笔者务必想要先摘记下来的。

顾欢，字景怡，又字玄平，是隐栖于剡之天台山的道士。据传，他能够熟练地掌握各种道术，而且在最后是成为尸解仙而升天了。可是，在描述顾欢之形象的时候，不能忽视如下所述的一个方面。出生于吴郡盐官（浙江省海宁县）一个农夫之家的顾欢，其聪颖从幼小时就很超群。他克服了在贵族制社会寒贱出身的人所不能不命运般地承受的各种恶劣条件，游学于京师并师从雷次宗学习玄儒诸义等 (9) ，从而修得了广泛而丰富的知识和学养。他赴天台山，则是如先前那样地走遍各地的生活之后的事情。在天台山，他曾经与同为道士的杜京产共同经营学馆，在那里，儒家的经典也很兴盛地被讲授着。 (10) 顾欢的知识涉及很广泛，这一情况，除了陶弘景的《真诰》的原型是开始于他所编纂的东西之外 (11) ，大概从《隋书·经籍志》中所著录的《尚书百问》一卷、《毛诗集解叙义》一卷、《老子义纲》一卷、《老子义疏》一卷 (12) 、《顾欢集》三十卷，或者还有在皇侃的《论语义疏》中所引用他的说八条的情况 (13) 等等就可以看到。也就是说，在顾欢一个人身上，土俗性的道术和高雅的玄儒知识是共存的。他的玄儒知识，真正是贵族士大夫式的东西。然而无奈的是，他是寒贱出身，也就是纯粹的农夫，而且又是南人。 (14) 他所以选择了不仕官职的道士生活，大概就是因为这些缘故。的确，他也曾受到南齐高帝和武帝的出仕招请。然而不能不意识到的是，隐栖者的出仕对于帝王来说，有时候只是为了夸示我朝盛世的装饰而被选择的一种手段而已。而顾欢只限于作为道士而存在，一方面通过道术得以接近民众的生活，另一方面通过玄儒的知识得以不用体验官场上的悲哀，而将与贵族士大夫对等地为伍下去的自由保留在自己的手中。

可是在宋、齐的时候，作为在东晋时的发展期的继续，佛教在压倒了巫祝信仰和道教信仰的同时，着实地渗透于中国社会。比如宋文帝的元嘉初，与会稽太守孟同行的昙摩密多，在县的山中建立塔寺的时候，以至此前一直专门信仰巫祝的东境的人们都皈依了佛教（《高僧传》卷三，T50，343a）。同样是宋文帝时代，僧亮从湘州界铜溪的伍子胥庙里搬出铜器而铸造了佛像（同上卷一三，411a）。还有，慧约的出生地东阳乌伤是偏僻之地，世代尊崇黄老，没有听到佛法的机会，慧约年十二的时候，说来即宋大明七年（463年），他听从神人之言而游历于剡，得以礼拜塔庙。之后在齐永明中归乡之际，便开始在乌伤传授佛法。继而在隆昌元年（494年），据说他在与东阳太守沈约同行时，在当地曾经发生如下的情况：金华山的道士丁德静暴卒于馆舍，因为听说是山精所干的事情，所以尽管大治的祭酒后来也想住此馆舍，但是妖怪总是相继出没，于是慧约被特别邀请来住了一旬不到，神魅就踪影消失了。后来从涧水中出现青衣女子二人，站在慧约昼卧的梦枕边说道：“夙障深重，堕此水精，昼夜烦恼。”遂礼悔而求受戒。在此以后，灾怪便骤然绝迹了（《续高僧传》卷六，T50，469a）。与此类似的故事另外也还有就是：据说隐栖于摄山的明僧绍死后，其故宅被定名为栖霞精舍，法度被邀请来做住持。起初是道士在那里立馆舍的，不知为何道士却接连地死去，改建为佛寺之后也还是怪异的事件相继发生。可是据说在法度成为住持之后，这一地方的群妖就踪迹消失，不久就有名为靳尚的山神出现并受戒（《高僧传》卷八，380b~c）。像这样的或是沙门使山神屈服，或是得到山神守护的故事，在《高僧传》中不胜枚举。然而这些故事大概被解释成是以新建的山寺为根据地而反映佛教在对周边群众的教化上取得成功的事实。相对于佛教的攻势，道教的劣势则是如此地一目了然。与其说是道、佛两教处于竞争的关系，应该说是在道教牺牲的基础上而有了佛教的发展。甚至在道教方面的资料中，也保留着从道教而改宗佛教者的记录，这大概就是因为事态已经发展到自己也不想再隐瞒的程度了。跟从许黄民而得以传授《上清真经》的马罕之子马智，为众僧所折服而改宗佛教的事情，还有同样是从许黄民那里得以传授一瓠之杂道书的道士吴昙拔，后来出家而成了佛僧的事情，这些是在《真诰》卷一九、二〇《真诰叙录》中记录着的。

可以认为，如果考虑到事态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那么道士顾欢摆开道教护教的辩论阵势也就是极为当然的了。但是，《夷夏论》的发表，大概并不是仅以顾欢是道士这一情况为理由的。况且还有，生长的环境也好，作为道士的日常生活也好，对于在土俗的、土著性的氛围当中深深扎下根的顾欢来说，佛教的攻势，不就是反映了对中国固有的文明本身的破坏吗？他只是想强辩地赞美中华之俗，还有他所用“道教”一语也不只是其狭义的方面，而是一再地使其意思包含老、庄、周、孔等一切圣人，就使人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再有，他所处的社会地位，大概更加驱使他对于压抑和破坏的事情而表现出悲痛的憎恶和复仇感。《夷夏论》不只限于道教护教论、佛教排击论上，而且也是中华民众面对外来文明之攻势的宣言书。《夷夏论》的这种性质，通过考察原本赋予其这种性质的人物和这个人物的思想性立场，大概也就能更加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