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可以使人感到，在《公羊解诂》中与清流士人的思潮相呼应的言说还是不少的。这一情况使人想到何休与现实有着很深的相互关联。但是这还是如同在获麟的解释上，或是在衰乱、升平、太平的三世说中所明确地看到的，是以出色而观念性、理念性的思考为其特征的。其中，现实与理念微妙地相互交错。人，无论是谁，都必须以现实为思考的出发点，但是要让他在理念的世界中放开翅膀，以保留使其飞翔的自由。“王室乱莫肯救，君臣上下坏败，亦新有夷狄之行”（昭公二十三年注）；“定公失政，权移陪臣，拘其尊卿（季孙氏），丧其五玉，无以合信天子，交质诸侯”（定公八年注）；“礼，税民公田不过什一，军赋十井不过一乘。哀公外慕彊吴，空尽国储，故复用田赋，过什一”（哀公十二年注）。尽管像这样的情况不外乎就是春秋末的严酷现实，然而何休认为，“《春秋》定、哀之间，文致太平，欲见王者治定”（定公六年注），即，《春秋》在“文”当中，在微妙的措辞当中，显示着（昭）定哀之世就是太平之世。与此如出一辙的就是，尽管与其相关联的东汉的现实正在走向无尽的衰乱，但是何休在理念的世界里构筑起了就像在那个“什一行而颂声作”的注当中集中表现所能看到的那种太平的理想社会。大概与对现实的绝望的深度成反比，对太平的希冀的幅度增加了。不管怎样，就像昭、定、哀三世始终作为“文”而可以是太平之世那样，这种希冀也始终作为不实之“文”，也就是仅仅在理念的世界里才可能存在的社会。其中或许是在第二节我曾考察过的读书和生产劳动一体化的地方学团的理想的某些投影，不过大概何休也熟知其完全实现的条件是不存在的。正如在《陈蕃传》中所记载的“蕃与（窦）后父大将军窦武，同心尽力，征用名贤，共参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颈想望太平”（传五六）那样，可以想象，何休曾经应陈蕃的辟召，也就是被对于太平的热烈期待之情所鼓动。但是那个陈蕃已经不在了，清流运动遭受到了挫折，何休自己也由于禁锢而被迫不得不蛰居起来。他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而执笔撰写了《公羊解诂》的。
何休与现实的相互关联绝对是很深的。不过，即便注释是作为讲述自己思想的一种著述形式，但是注释仍然还是注释。《公羊解诂》通过以经传为媒介，把自己与现实的直接关系抽象化，或者作为理念而得以结晶化了。其中形成了与清流士人们的经世策略性的议论相区别的独自立场。它是出色而知性的作为。为了丰富这种知性的作为，从而以与统治着太学的家法、师法明确地对立的方法，也就是将涉猎于众多的经传并回归于古老传统而作为有效的方法来加以采用的。
(1) 赵岐的情况，在拙文《有如魂气非不离去》（《展望》1976年6月）中简单地有所涉及。
(2) 但是如果依据《水经注》卷一六《穀水注》，在存留于石经东边的顺帝阳嘉元年（132年）所立的一个石碑上刻有“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学……”。而且，博士官是在建武五年（公元29年）之前被设置的，即如在建武四年（公元28年）范升的上奏中有云：“今陛下草创天下，纪纲未定，虽设学官，无有弟子。”（传二六）还有《儒林传序》也讲到：“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传六九）随后又记载说：“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
(3) 这尤其是太学创设的前一年建武四年的事情。在《范升传》和《陈元传》可以看到的事情经过，详见狩野直喜《两汉学术考》（筑摩书房，1964年）第135页以下。
(4) 尽管时代靠后，但是据说广陵的臧洪也是因为其父的战功，在15岁就拜命为童子郎而知名于太学（传四八）。
(5) 可是根据《儒林传序》，他们并不经常在太学中在籍，只是在习乡射礼的春三月和秋九月会于太学。
(6) 传四四《杨秉传》：“秉上言，三署见郎七百余人……。”传五六《陈蕃传》：“蕃上疏驳之曰，……又三署郎吏二千余人……。”若据纪四《和帝纪》元兴元年（105年）注引《汉官仪》，所谓“三署”就是五官署和左署、右署。
(7) 太学生好像是过着寄宿生活的。在顺帝时新营建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大概就是为此而建的设施。
(8) 有关郡国的学校，在《汉书》卷八九《循吏·文翁传》中有如下的纪事：“景帝末，为蜀郡守，……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
。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再有，钟皓是被记载为“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的清流派处士，与荀淑一同受到颍川士大夫的尊敬。他又是发现甘心于小吏的陈寔（颍川许人），并尽力加以推荐的人。
(9) 时代虽然稍微靠后，但是在初平元年（190年）以后，在荆州刺史刘表治下兴盛的荆州的学校即可以看到其典型。详细的情况则参见拙稿《东汉末荆州的学术》（综合研究《有关中国士大夫阶级与地域社会的关系的综合性研究》报告，1983年）。
(10) 比如在本章开头所提到的张奂。
(11) 《三国志》卷三一《蜀志·刘焉传》注以及同书卷三八《秦宓传》注引的《益部耆旧传》。
(12) 郑玄在太学学习之后，进一步在东郡张恭祖、扶风马融等门下继续达十余年的各地游学，结束后回到故乡北海高密，或是在客耕于东莱的同时，有数百以至达千人的学徒跟从，这一情况是其过了40岁以后的事情，即最早也是在第一次党锢发生的延熹九年（166年）以后（郑珍的《郑学录》卷一传注认为是永康元年，即167年）。不久，与孙嵩亦即孙崧等人连坐于党锢。这样一来，郑玄就进入了“隐修经业，杜门不出”的生活。即使在这期间，研究方面自不必说，他还专心于对弟子的教育。邴原拜访孙崧一事，从各种情况来判断，特别是如后面所述在汝南他与范滂结交，从这个范滂的事迹来推断［参见本章注14（译者注：即本译文下页注②）］，我认为应该是在第一次党锢与第二次党锢之间的事情。
(13) 《三国志》卷一一《魏志·管宁传》“管宁，字幼安，北海朱虚人也。……与平原华歆、同县邴原相友，俱游学于异国，并敬善陈仲弓（寔）”。还有同书卷一三《华歆传》注引《魏略》“（华）歆与北海邴原、管宁俱游学，三人相善，时人号三人为一龙，歆为龙头，原为龙腹，宁为龙尾”。
(14) 韩卓是曾经作为陈留太守的冯岱一到任就被同郡的符融推荐为主簿的人物（传五八《符融传》）。作为他另外的事迹，只知在《符融传》注引《袁山松书》中有云：“卓字子助，腊日奴窃食祭其先，卓义其心，即日免之。”还有中平二年（185年）时他任大将军掾的事情（传三八《应劭传》）。陈寔在任太丘长的时候遭遇党锢，从而隐居荆山成为远近的宗师（《三国志》卷二二《魏志·陈群传》注引《魏书》）。范滂在遭遇第一次党锢被系缚于黄门北寺狱，之后被赦而回到故乡汝南征羌。可是又遭遇第二次党锢再次被缚，以年纪轻轻的33岁而刑死（《党锢传》）。还有，邴原在涿郡拜访卢植，大概是在卢植从马融门下修学结束后回到乡里进行“阖门教授”时候的事情（传五四）。
(15) 例如在讲到郑玄师事马融的时候，传二五《郑玄传》云：“（马）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其中，作为马融的“门人冠首”的就是卢植（《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郑玄别传》），郑玄进入马融门下之事原本也是通过他介绍的。卢植大概如同塾头式的人物。
(16) 《世说新语·德行篇》中记载的有关管宁与华歆的话题，大概就是他们游学中的情景。“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参见本章注13（译者注：即本译文本页注①）。
(17) 例如郑玄学园。《三国志》卷一二《魏志·崔琰传》中云：“至年二十九，乃结公孙方等，就郑玄受学。学未期，徐州黄巾贼攻破北海，玄与门人到不其山避难。时谷籴县乏，玄罢谢诸生。琰既受遣，而寇盗充斥，西道不通。于是周旋青、徐、兖、豫之郊……。”
(18) 使人想起的是，尊敬郑玄的北海国相孔融命高密县特建一乡而定名为郑公乡的事情。还有，《后汉纪》卷二五《灵帝纪》中平五年李楷条中说：“楷字公超，河南人。以至孝称。棲迟山泽，学无不贯，征聘皆不就。除平陵令，视事三日，复弃官隐居，学者随之，所在成市。华阴南土，遂有公超市。”但是，好像与《后汉书》卷二六中所记张霸的中子张楷字公超的事迹有所混同。
(19) 据《艺文类聚》卷二三。（译者注：此处本书正文中引用的为日文译文，而在此注中为汉文。兹将原始文献移到正文相应的位置。）
(20) 为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一二之说。再有，参见中岛隆藏《何休的思想》（《集刊东洋学》19号）。
(21) 被认为是何休老师的羊弼的情况不详。李育则在《儒林传》中有列传。“李育，字元春，扶风漆人也。少习《公羊春秋》。沉思专精，博览书传，知名太学，……常避地教授，门徒数百。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参见本章注3（译者注：即本译文第37页注②）］，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后拜博士。（建初）四年（公元79年），诏与诸儒论《五经》于白虎观，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那么，陈立的《白虎通疏证》就有关在《白虎通》卷一《爵篇》的“《春秋传》（桓公十一年）曰：合伯子男以为一爵”之后接着所引的“或曰，合从子，贵中也”，进而推测李育与何休的关系而说道：“公羊先师异说也，《白虎通》杂论经传，多以前一说为主，或曰，皆广异闻也，何休《公羊注》（桓公十一年）曰‘合伯子男为一，词无所贬，皆从子，夷狄进爵为子是也’；‘合三从子者，制由中也’。则何意以伯子男为一，皆称子也。考休学于羊弼，本传云‘休与弼追论李育意’，……然则此盖李育说也。李育之义，未知为《严氏春秋》《颜氏春秋》，然何序以二家并非，又云依胡母子都条例，则李育之说，亦本之胡母子都也。”何休的序我在后面将加以考察。
(22) 在《解诂序》的徐彦疏中认为，三书的成书是在其注《公羊传》之前。
(23) 《春秋繁露义证·五行顺逆篇》。
(24) 如先前所述的那样，除了何休的老师是博士羊弼的情况，还有在昭公二十五年“以人为菑”的注中所言“菑，周埒垣也。所以分别内外，卫威仪，今大学辟雍作‘侧’字”的情况，也就是在记录着与熹平石经的文字的异同之外，其他不明。
(25) 译者注：此句是《解诂序》的疏文。
(26) 而且形成了第一节第48页（译者注：即本译文第37页）举出的建初八年（公元83年）的诏书。
(27) 徐彦疏把这里的“先生”当做戴宏等人而说道：“今戴宏作《解疑论》以难《左氏》，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义决之。”陈立的《公羊义疏》卷七六怀疑何休对李育大概也有不满的地方。
(28) 《公羊义疏》卷七六排除了惠栋在《九经古义·公羊上》中从与《汉石经》比较而认为何休是依据了《颜氏春秋》的说法，从而说道：“按何氏亦不必为颜氏学，其本或偶与石经所记颜氏学合耳。”进而，王国维在《书〈春秋公羊传解诂〉后》（《观堂集林》卷四）中提出了如下重要的说法：“邵公（何休）之本，实兼采严、颜二家，与康成（郑玄）注《礼经》、《论语》体例略同。知后汉之季，虽今文学家亦尚兼综，而先汉专己守残之风一变，家法亦不可问矣。”兼综，已经是六朝式思考的一个标志。
(29) 或者可以想象大概是由于严、颜二家与董仲舒有直接的系谱关系。《解诂序》的徐彦疏引郑玄《六艺论》中所记《公羊》的传授如下：“治《公羊》者，胡母（毋）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庄（严）彭祖及颜安乐，安乐弟子阴（冷？）丰、刘向、王彦。”因此与之相反有关换成了胡毋生，《汉书·儒林传》中有云：“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但是看不到其弟子的情况。
(30) 《春秋繁露·楚庄王篇》说：“《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
(31) 《楚庄王篇》：“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隐公元年“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注：“王者受命，必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变牺牲，异器械，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
《楚庄王篇》：“是故作乐者，必反天下之所始乐于己以为本。舜时，民乐其昭尧之业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时，民乐其三圣相继，故《夏》，夏者大也。汤之时，民乐其救之于患害也，故《頀》，頀者救也。文王之时，民乐其兴师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乐之一也，其所同乐之端，不可一也。”→隐公元年“僭诸公犹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注：“王者治定制礼，功成作乐。未制作之时，取先王之礼乐宜于今者用之。尧曰《大章》，舜曰《萧韶》，夏曰《大夏》，殷曰《大护》，周曰《大武》，各取其时民所乐者名之。尧时，民乐其道章明也。舜时，民乐其修绍尧道也。夏时，民乐大其三圣相承也。殷时，民乐大其护己也。周时，民乐其伐讨也。盖异号而同意，异歌而同归。”
《玉英篇》：“桓之志无王，故不书王。”→桓公三年“春正月，公会齐侯于嬴”；注：“无王者，以见桓公无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者，见始也。十年有王者，数之终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终也，明终始有王，桓公无之尔。不就元年见始者，未无王也。”
《精华篇》：“是故胁严社而不为不敬灵，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辞父之命而不为不承亲，绝母之属而不为不孝慈，义矣夫。”→庄公元年“不与念母也”；注：“念母则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绝文姜不为不孝，距蒯聩不为不顺，胁灵社不为不敬，盖重本尊统，使尊行于卑，上行于下。”
《五行对篇》：“地出云为雨，起气为风，风雨者地之所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若从天气者，故命曰天风天雨也，莫曰地风地雨也。勤劳在地，名一归于天，非至有义，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庄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其言于社于门何？于社礼也，于门非礼也”；注：“大水与日食同礼者，水亦土地所为，云实出于地，而施于上乃雨，归功于天，犹臣归美于君。”
(32) 《公羊义疏》不仅指出《白虎通·崩薨篇》及《说苑·修文篇》中也有同样的文字，而且还说：“刘向、班固、何君，皆不习《左氏》，恐古礼有是语，故依用焉。”然而对其所讲的何休不习《左氏》，则有很多反证而不能使人赞成。而且，尽管何休在这里说“士逾月，外姻至”，但是与在《左传》隐公元年《正义》中所引的《膏肓》中根据《礼记·王制篇》而说的“礼，士三月葬，今云逾月，左氏为短”是明显矛盾的。陈立怀疑说：“或《膏肓》书成在先，作注时未及更正与？”（《公羊义疏》）参见本章注22（译者注：即本译文第48页注③）。
(33) 参见稻叶一郎《春秋公羊学的历史哲学——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的立场》（《史林》50卷3号）、日原利国《春秋公羊传的研究》（创文社，1976年），第250页。
(34) 在《礼记·礼运篇》的《正义》所引的《五经异义》中，也有作为公羊说而云：“哀十四年获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异。”
(35) 《春秋经传集解》序的《正义》指出，在不是何休的而是孔舒元的《公羊传》本中云：“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今麟非常之兽，其为非常之兽奈何？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然则孰为而至？为孔子之作《春秋》。”其与传文本身存在着异同。
(36) 作为纬书的类别，例如《后汉书》传三《公孙述传》记载说：“述亦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传一九《郅恽传》记载说：“上书王莽曰：……汉历久长，孔为赤制”；传二〇《苏竟传》记载说：“夫孔丘秘经，为汉赤制，玄包幽室，文隐事明”；传三八《霍谞传》记载说：“奏记于（梁）商曰，……谞闻《春秋》之义，原情定过，赦事诛意，故许止虽弑君而不罪，赵盾以纵贼而见书。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汉世所宜遵前修也”。还有《论衡·须颂篇》说：“《春秋》为汉制法，《论衡》为汉平说”；《佚文篇》说：“孔子曰：‘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文王之文，传在孔子。孔子为汉制文，传在汉也”；《正说篇》说：“或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说为赤制之中数也”。《隶释》卷一《孔庙置守庙百石碑》说：“孔子大圣，则象乾坤，为汉制作”；同卷《韩敕造孔庙礼器碑》说：“孔子近圣，为汉定道”；等等。
(37) 假如各举一例来表示的话，徐疏指出，在桓公十六年注中的“天子有疾称不豫，诸侯称负兹，大夫称犬马，士称负薪”所讲的就是汉礼的名称。再有，昭公三十一年注中的“……犹律一人有数罪，以重者论之，《春秋》灭不言入（庄公十八年传）是也”。若据其本传，在何休那里有由以《春秋》驳汉事的六百余条所构成的著述，被称为是“妙得公羊之本意”。
(38) 前引中岛氏的论文中说：“何休撰作《公羊解诂》的意图是积极的，他是在对《公羊》的注释中提出自己的经世策略，并想以隐微的形式来表现他的世界观的。”尽管在经世策略的表现上使人感到稍微有些迷惑，但是基本上是可以赞成的。我自己则专门注意其与被认为是清流运动中主要的思潮之间的关联。
(39) 在《周礼·天官序官·阍人》注中有云：“阍人司昏晨以启闭者。”
(40) 虽然这里不能一一注记，但是尤其与《汉书·食货志》的一致是很明显的。
(41) 这前后，与《后汉书》传六六《循吏·刘宠传》注所引《春秋井田记》的文句一致。
(42) 阮元的《校勘记》中说：“按辩当做辨，辨即今人所用之辦字。辨护，谓能干辦护卫也。”在《周礼·地官·山虞》职“若禁山林，则为主而修除，且跸”的郑注中，也可以看到：“为主，主辨护之也。”
(43) 译者注：本书原文即如此。
(44) 《白虎通·号篇》中也说：“帝王者何？号也。号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号令臣下也。德合天地者称帝，仁义合者称王，别优劣也。……帝者天号，王者五行之称也。皇者何谓也？亦号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人之总，美大称也……。”
(45) 王明编《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卷六七，第246—247页有如下一段文字：“或有遇得善富地，并得天地中和之财，积之乃亿亿万种，珍物金银亿万，反封藏逃匿于幽室，令皆腐塗。见人穷困往求，骂詈不予；既予不即许，必求取增倍也。而或但一增，或四五乃止。赐予富人，绝去贫子。令使其饥寒而死，不以道理，反就笑之。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人为大仇，百神憎之。所以然者，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供）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比若仓中之鼠，常独足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少内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
(46) 参见川胜义雄《汉末的反抗运动》（《六朝贵族制社会的研究》，岩波书店，1982年），第一部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