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论
人类长久思索着，甚至顽强地思索着“人是什么”，非常想知道自己是什么。认识自我——人乃是哲学的最高目标。卡西尔在提到赫拉克利特时指出：“不先研究人的秘密而想洞察自然的秘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说到苏格拉底时则指出：“他的全部研究所指向的唯一世界，就是人的世界。”唯一的问题只是：“人是什么？”[8]对于这个问题，最奇妙的回答来自马克思，他说：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相比这样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论述，马克思还有一个稍微复杂一些的说法：（人是）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的生命）。如果翻成大白话，其实就是说人是会问“人是什么”，绕了这么一个大圈子后又回到了问题的原点。
人到底是什么，一代又一代的人尝试着给出自己的答案。
人是裸虫之长。《汉书·五行志》：“温而风则生螟螣，有裸虫之孽。”《晋书·五行志》：“夫裸虫人类，而人为之主。”以裸虫状人，所关注的是人的外形特征，而且极不完善，即使仅是人的自然形态也没有较好地完全地表现出来。古希腊以“人”为谜底的斯芬克斯之谜所着眼的同样是人的外在特征，与裸虫相比，多出的是外在形态的变化过程：一种动物早晨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
人类的认识当然不会止步于此，作为一种反身性的存在，[9]人类始终向自己睁大好奇之眼。
1.人作为认识的主体、文化的主体
认识论在后现代哲学之前，始终是西方哲学的核心与重点，与本体论、存在论等共同构筑成西方哲学的巍巍“大厦”。从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认识、思，始终成为西方哲学定义人之为人的核心要义。亚里士多德将人理解为具有“理性灵魂”的社会存在，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文艺复兴时代受到人类自由思想和人类无限创造力的启发，笛卡尔致力于“cogito，ergo sum”这一原则，“我思故我在”。理性被认为是人的特征。[10]正如张楚廷所言，我们不必要将它（我思故我在）简单地归结为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这个命题所表达的正是人作为有意识的、思想着的生命而存在着，生活着。[11]
作为一种特殊的认识形式，以语言为核心的形式符号系统构成这一认识形式的基本内核。通过语言，而不仅仅是感觉，人不仅自我建构着对世界的认识，也完成了自身的建构。语言之于人，不仅仅是工具，更是人存在的前提，是存在的家园。伽达默尔指出，语言是我们的世界和存在，语言是人存在的中心。人类在通过以语言为核心的形式符号系统地建构人类的认识成果——知识系统，同时，也建构着、创造着属于自身的文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卡西尔将人定义为形式符号的存在。
实际上，在卡西尔眼里，人就是符号，就是文化——作为活动的主体他就是“符号活动”“符号功能”，作为这种活动的实现就是“文化”“文化世界”；同样，文化无非是人的外化、对象化，无非是符号活动的现实化和具体化；而关键的关键，核心的核心，则是符号。因为，正是“符号功能”建立起了人之为人的“主体性”；正是“符号现象”构成了一个（康德意义上的）“现象界”——文化的世界；正是“符号活动”在人与文化之间架起了桥梁：文化作为人的符号活动的“产品”成为人的所有，而人本身作为他自身符号活动的“结果”则成为文化的主人。[12]
在谈及什么是人时，张楚廷同样重视人与语言的关系，在详细分辨了情感语言与命题语言的区别后，他说，从逻辑上讲，只要以更基础的部分——概念——就足够与动物分界，而不必说到命题了。[13]同时将自语性与他关于人的基本特征的认识自反性、自增性一道定义为人的基本特征之一。
人的语言范围不断扩大，在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人的语言能力也增长了，人自己也增长了。人的自增性的基本表现的一个方面即语言的自增性。作为类的人，其自反性对精神语言世界的创造起决定性作用。个体的人能自言自语，人类亦自言自语。人与语言的关系如此密切，与自反性、自增性一起，自语性亦是其基本特征之一。[14]
从认识到文化，人通过对世界的认识、表达，完成了对世界的图画与定型，形成了专属于人的“现象界”——一个起于人与自然的共谋，成于以语言为核心的形式符号系统表达，最终只对人之存在具有意义的属于人的世界——文化的世界，从而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分离，实现了人的主体性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人类面对自然、社会、自身睁大好奇之眼的积极认识史、积极建构史、积极文化史。
2.人作为实践的主体、劳动的主体
认识、语言、形式符号，完成了人与自然的分离，塑造了人的主体性，但仅靠这些并不足以建构起全部的人。正如马克思所言，重要的不是认识世界，而是改造世界。人不仅在认识世界中认识与塑造自己，更是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认识自己、改造自己、完成自己。正是在发现、创造与使用工具中，人实现了从猿手到人手的转变，并在上手操作与开口言语中改造了人的大脑。同时通过劳动中的分工合作建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在这一关系的基础上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所以说，人不仅仅是认识的主体，更是实践的主体。不仅是认识，更是实践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人。恩格斯在1876年所写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明确提出并全面论证了劳动创造人的原理。他指出，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因此，猿脑逐渐地过渡到人脑。[15]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6]。
实践与劳动之于人而言，不仅仅在于改造了人手与人脑，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属人的思维的形成。正如李泽厚所言，时空和因果这些最重要的人类的感性结构和知性范畴，都历史地由社会实践所产生、支配和发展。[17]海德格尔同样重视操劳、上手在人的时空观念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他指出，只有在寻视着揭示上手事物之际，场所本身才以触目的方式映入眼帘，而且是以操劳活动的残缺方式映入眼帘。……空间分裂在诸位置中。但具有空间性的上手事物具有合乎世界的因缘整体性，而空间性就通过这种因缘整体性而有自身的统一。[18]此在在世界“之中”。其意义是它操劳着熟悉地同世内照面的存在者打交道。[19]时间也同样在人的操劳中得到定义：“半个钟头”并非三十分钟，而是一段绵延，而“绵延”根本没有时间延伸之量那种意义上的“长度”。这一绵延向来是由习以为常的“所操劳之事”得到解释的。[20]思维的秩序性、逻辑性同样源于人的实践活动。以中国人用以记录时间的天干地支而言，当代学者老湾（本名章龙飞）就认为，天干源于先民的嫁接技术，甲、乙、丙、丁等的排序对应嫁接的过程：甲，划开砧木和接穗树皮，甲从划口得字形；乙，选择好新的接穗，新穗的形态如同乙；丙，切好接柄，做好新穗与砧木相接的界面，接柄如丙形；丁，将新穗接柄嫁接到砧木界面上，使“万物皆丁实”，丁象征嫁接后的成果。[21]如此坐实甲、乙、丙、丁是否就是先民嫁接的过程暂且不论，但表示顺序的符号以及人类思维的有序性、秩序性来源于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性活动却是毋庸置疑的。从这些字的原初形态——
（甲）、
（乙）、
（丙）、
（丁）——来看，它们即使不代表先民嫁接，也极有可能是某类工具的象形，它们的顺序来源于这些工具的有序使用。
不仅人类的思维具有鲜明的人类类特征，类属性的文化与美同样从实践中来。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个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画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22]也就是说，文化源自人的劳作，是人的劳作、实践规定和画定了文化的范围。文化如此，美——自然的人化[23]——同样如此。“自然的人化”有广狭之分，狭义的“自然的人化”是指通过劳动、技术去改造自然事物。广义的“自然的人化”则是一个哲学概念，不仅人化后的自然是美的对象，天空、大海、沙漠等没有经过人的改造但被人关注且赋予文化意义的自然对象，也是“自然的人化”。因为李泽厚认为“自然的人化”指的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尺度，指的是整个社会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所涉及的是人类实践活动与自然的历史关系[24]——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在原始人处不可能成为审美的对象，只有人类文明达到一定的程度，人能安全地面对这些大自然的“灾异”，这些“灾异”才能安然地进入人的审美视角，成为审美的对象。所以，即使从广义的角度讲，“自然的人化”也是人类历史的产物，是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并在其中改造自身的结果。
人在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认识与改造自己、建构自己、完善自己。通过实践，人使自己成为一种自我创造的主体性存在。[25]人的成长史，不仅仅是积极的认识史，同时也是积极的实践史、劳动史。正是积极的实践与劳动创造了人本身。(https://www.daowen.com)
3.人作为关系的主体、社会的主体
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而存在的。[26]而人恰恰相反，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27]作为社会性的存在，人始终存在于关系之中，甚至为关系所定义：人是一切关系的总和。那么，什么是关系？关系之于人又有着怎样的意义？
与关系相近的一个词叫联系。但关系一般不叫联系，而只是那种本质的联系叫关系。[28]什么又是联系呢？联系是指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以，关系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而是一种功能性的、场域性的存在。对于人来说，有与自然的关系、与事物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社会关系，以及与自己的关系。其中，与他人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是本质的关系，是人的关系系统中对人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关系，我们可以统称为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
从哲学上讲，关系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对人来讲，关系无处不在，关系对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我们通过家庭关系得到来自家庭的照顾、抚养、关爱、赡养；人的人格特质的形成深受家庭关系模式、父母教养模式的影响。通过师生关系，我们获得知识的学习、建构，获得技能的培养、训练，获得问候与关爱；教师的教学风格，班级的班级生态影响着、塑造着我们的认知风格、学习品质甚至是“三观”的形成。通过工作关系，我们获得来自上级的指导、下级的支持、同事的合作；一个单位的人际关系状态、精神风貌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情绪状态、处事风格，甚至精神风貌。关系的形态是多元的、丰富的，关系的性质同样存在着正向的、积极的与负向的、消极的区别。通过关系，我们不仅仅获得自由、和谐、友爱，获得平等、尊重、快乐和幸福，还可能获得惊恐与迷茫、屈从与屈辱、奴役与奴隶、狂暴与肆虐、痛苦与灾难。如果说关爱孕育善良，那么遗弃则暗生仇恨；如果说民主带来平等、尊严与合作，那么专制则带来奴役、自卑与崩散。
关系对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不仅仅影响着、决定着我们的物质生活，也引导着、塑形着我们的精神生活。那么，人与“关系”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是关系决定人吗？是关系的全体——社会，决定人吗？对于关系本位者、社会本位者来说，答案是肯定的，真正的个人是不存在的，只有人类才存在，因为不管从哪方面看，我们个人的一切发展，都有赖于社会。（孔德）[29]如果真的如此，那么这日夜行走着、忙碌着、思考着、悲欢着的人又到底是什么呢？人仅仅是人类的组成部分，是社会的分支、教育的对象。如果如此，那么在工业化完成尤其是教育普及化后的人类社会，人应该如同工厂中出产的产品一样，是刻板的、雷同的，无差别的。而事实呢？事实是人是高度多样化的、个性化的，这个世界上不仅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同样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哪怕是同一个家庭走出的双胞胎也有着不同的个性特点。
张楚廷在他的《教育哲学》中严厉批评流行于我国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关系决定论，提醒那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人注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明确断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30]是人创造了历史，而不是历史创造了人；是人创造了关系，而不是关系创造了人；是人创造了社会，而不是社会创造了人。也就是说，在人与“关系”的关系中，是关系隶属于人，而不是人隶属于关系。[31]虽然人生活于关系之中，关系对人有着重要的影响，但人首先是作为主体存在的，是作用、影响的发出者，是关系的形成者，并通过关系形成社会。一句话，人是关系的主体，是社会的主体。
人与自身的关系也是属人的关系系统中的重要范畴。张楚廷把这种人与自己的关系称之为反身性。所谓反身性是指人对自己的审视，是“在他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己”[32]，是自己的对象化。在这一自我的对象化过程中，人获得了对自身的直观，并实现了自我控制，并由此走向自我立法、自我实现，一句话，走向了、实现了人的生命的意志的自由。人是具有反身性的动物。反身性乃是人的根本特性。[33]与反身性紧密相连的是自增性。张楚廷认为：
人这种生命其所以区别于其他生命，就在于这种生命可以其自身生命为对象，并通过这种对象性活动来发展自身，来增长自身。简而言之，就在于人具有反身性，并通过反身性而自增，而具有自增性，自反性与自增性一起描绘了人，使得人这种生命那样灿烂。[34]
如果说自反性指向过去，那么自增性就是指向未来的。人通过反身性获得自由，以自由意志把握现在，通过自增性赋予生命以新的意义、新的价值，走向未来，实现生长。
与自由一样，拥有未来、拥有关于未来的理念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鲜明的类特征之一，正如卡西尔所言：思考着未来，生活在未来，这乃是人的本性的一个必要部分。[35]又说：（虽然）对未来事件的期望，甚至对未来行动的计划，并非完全是动物生命所不能达到的。……但是关于未来的理论观念——这种观念是人的一切高级活动所非有不可的先决条件——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它与其说是一种单纯的期望，不如说已变成了人类生活的一个绝对的命令。[36]
人以自我为基地建构关系，并生活其中，接受来自关系的影响、塑造。而当关系不再适应于甚至阻碍自身发展的时候，人又与关系做斗争，解构、重塑关系，直至重新相互适应，实现新的平衡与和谐。也就是说，人的历史不仅是积极的认识史、实践史，也是一部积极的关系史。
人通过自反走向自由，通过自由实现自增。走过这漫长的论述，我们再回过头看开头引用的马克思的话：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的生命）。我们就能充分感受到这两句话的真理性，人的一生就是努力“成其为人”的过程，人就是人，一如仁者，人也。
在自然的秩序面前，因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他们共同的天命就是“成其为人”。[37]
人是自由的存在，是指向未来的存在；人是认识的产物、实践的产物、关系的产物；人是认识的主体、实践的主体、关系的主体。而不管是认识、实践，还是关系，都是人类有意识的活动。因此，马克思说：人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38]人是有意识地去做的，是自由自觉地去做的。
可是，真能自由自觉地活动，要（指向未来）做一番设计，人需要有后天意识的发展，需要有意识地训练自己，“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39]。人显然不解天然地按照任何种的尺度来生产，任何种的尺度来自学习、来自教育。[40]那么，人与教育又有着怎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