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
作为一个耗散结构，人必须始终对外界持开放状态，并且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才能对抗熵流、维持生存、实现生长。所以说，积极，是人对抗熵流的应然状态，是人本质力量的深刻体现。
积极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是人追求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并于这对象化的过程中认识、建构自身的内在动因和应然状态。
对教育而言，人对抗熵流的积极，不仅体现为为了维持自身自然生命的存在而进行的物质与能量的交换，更体现为为了维持、实现自身精神生命的形成与生长而进行的精神能量的交换。这首先体现在人对知识的渴求上。
梅杰（D.R.Major）指出：“儿童从第二十三个月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尽力给事物命名的狂热。”心理学家把这种状态称为“对名称的渴求”（hunger for names）。靠着学会给事物命名，儿童并不只是在他原先的关于现成经验对象的知识中加上了一张人为记号的目录表，而且是学会了构成那些对象的概念，学会了与客观世界打交道。从此以后，这个儿童就站在了更坚实的地基上。[64]对人而言，这种想要说话的渴望和热情，并非出自单纯地要学习或使用名称的欲望，而是标志着企图探知并征服一个客观世界的愿望。[65]
人这一积极的求知的渴望与能力源于大脑的积极，或说积极的大脑。拉什利（1951）在批评行为主义“刺激—反应”模式时指出：
用反射弧或神经联系链的概念来表达大脑功能的试图在我看来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们始于对静态的神经系统的假设。但我们现有的每一个证据都表明的都是一个动态的、一直是积极的系统，或者是许多相互作用系统的组合。[66]
不仅如此，社会心理学调查表明，人身上有积极的倾向，相对于消极信息来说，人更偏好于积极信息的选择。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说明，人有多种基本需要。这些需要正是人们积极行为的内驱力，是人们追求健康、成功、发展、快乐、满意、幸福的主要动机。脑科学研究表明，人还有巨大的发展潜能，人类已经挖掘的潜能与尚处在潜伏状态的能力相比，占5%左右。有论者认为，人生而有积极基因，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积累、遗传了大量的包括积极的心理因素在内的“积极基因”。人类积极的心理特征、心理品质就是由积极的心理因素（基因）发展而来。人在幼儿时期表现出来的强烈求知欲、表现欲，在青少年时期表现出来的独立意识、自我意识、进取心等，都是人积极的心理因素的具体体现。[67]
人积极对抗熵流的过程，还体现为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并在这一积极参与的过程中完成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能量交换。卡西尔说，人只有以社会生活为中介才能发现他自己，才能意识到他的个体性。但是对于人来说，这种中介并不意味着是一种外部规定的力量。人，像动物一样，服从于社会的各种法则，但是除此以外，他还能积极地参与创造与改变社会生活形式的活动。[68]正是在这一与社会的积极的对话、联系以至主动对社会进行创造与改变的过程中，人不仅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也努力为自己创造了一种更有利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外在环境，并在与这一环境的交换过程中，完成对自身的建构与完善，走向自由——人的自由不是通过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得到的，而是通过表现他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得到的。[69]
提到积极，人们往往会举出道家的无为、隐士的避世来消解，来证明另一种生态状态——消极避世。果真如此吗？
先看老子。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矣。
一连串的不、无等否定性词语，以及颇受人诟病的弱其志、不敢为等词语，充塞其间的似乎都是对在世的否定，对世间的逃避。但从最后一个双重否定——“则无不治矣”中，我们却能看到这一连串否定性行为的真正目的，不是对现世的否定，恰恰相反是对在世最大的肯定：于无不治中实现生命的自由之在、本真之在。这正是庄子“真人”的风采：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其息深深，这深深之息所代表的不正是生命的蓬勃吗？
再看隐士中最为杰出的代表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https://www.daowen.com)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园田旁，榆柳荫浓，桃李花弄；暧暧人村，依依墟烟；深巷狗吠，树颠鸡鸣。何一物不见生命之蓬勃？何一处不显人生之自在？陶渊明逃避的是尘网，不是尘世；离开的是樊笼，不是人生。这其中所体现的不是消极，相反，是一种更为积极的人生，是对生命本真的呵护，是对生命自由的珍惜，是“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的自食其力，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自在。在论及隐者的“邻人”“山友”——渔夫樵夫时，赵汀阳指出：
虽与文人的政治历史观有所不同，但渔樵同样也心系家国天下。事实上，家国天下的关怀是共享的文化背景和集体经验。因此，对于事关家国天下的问题，渔樵与文人应有许多共情的忧思和感叹。[70]
所以说，道家的无为、隐士的避世不是消极。那么这世上果真只有积极，而没有消极吗？不，有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这些无所用心的生存状态是对生命的消解，是对人生的背叛，是真正的消极。所以孔子批之曰：难矣哉。这种人想要立足于世，成其为人，难哪！之所以如此痛批，正是因为孔子深深地明白，唯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而为，才能维护生命的尊严，才能实现生命的价值，才能不愧不怍，顶天立地。
这就是人生，这才是人生。
积极，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伟大凭证。
积极就是创造。
人具有建设一个他自己的世界，建设一个理想的世界的力量。[71]这一力量源自人对未来的憧憬，源于人身上所蕴含的最为正面的、最为积极的力量之一——创造。人正是在对未来的憧憬、建设、创造的过程中走向未来，实现自己的可能，完成自己的建构。
真正的人性无非就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性活动。[72]卡西尔在《人论》一书中力图论证的一个基本思想实际上就是：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73]全部文化都是人自身以他自己的符号化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产品”。[74]再也没有比创造更能与积极画上等号的范畴了，所以说，积极是人的内在本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性之一。正如卡西尔所说：这种自觉性和创造性就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核心所在，它是人的最高力量，同时也标志了我们人类世界与自然界的天然分界线。[75]正是这一最高的力量——“创造”，创造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属人的世界，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创造性来源于人对自身的所蕴含的潜能、优势等正面力量的看见与信任，源于积极的人生态度，主动的进取行为。因为“从一种完全被动的态度中不可能发展出任何的创造性的活力来”[76]。
卡西尔从他文化哲学的基本立场充分肯定了“创造”之于人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同样看重创造对于人、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
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恰恰是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不同于被动地适应自然界的动物本能活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实践是一种有意义、有目的的创造和生产活动，只有它才构成人类存在和人类社会历史得以展开的前提基础，“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77]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能体现创造、创新的词语是“新”字。与西方文化史的创造与创新侧重于认识创新、思想创新、科学创新、技术创新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更侧重于“德”的“自新”。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78]
对“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朱熹注为：诗，大雅文王篇言，周国虽旧，至于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而始于受天命也。将能否受天命与能否日新其德联系在一起，由此彰显的不仅仅是德，还有“新”。新民之“新”同样释为动词“自新”。新民者，能自我更新、自我创造之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