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能？积极教育中国化的可能性浅述
谈论“为什么能”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谈论能否“接上头”的问题。如果以嫁接为喻的话，就是作为新穗的“积极心理学”“积极教育”能否接得上作为砧木的“中国文化”的枝，有无这样的豁口。研究表明，这个豁口是有的，前现代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后现代文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我们且看下面两位现代思想家的论述。
德里达前几年到中国来，说，中国没有哲学，许多中国人大为气愤，其实他是在推崇中国。德里达认为，他们自己正要从哲学里挣脱出来。……现在西方的所谓的“后哲学”，我认为就是从思辨的狭义的形而上学转变到那种以生活为基础的哲学。中国没有哲学吗？有吧，就是那种“后哲学”。生活大于语言，也大于几何学，语言的普遍性意义和翻译的可能性来自人类衣食住行的普遍性。所以我说中国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恰恰是可以接头的。[46]
这是李泽厚先生2010年的谈话录中的一段话，也正是在这一谈话录中，李泽厚先生提出了“应该是中国哲学登场的时候了”。而提出这一主张的一个根本性前提就是，“中国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恰恰是可以接头的”。而且，李泽厚先生认为“后现代到德里达，已经到头了”。所以，中国哲学的登场，不是简单的接头，而是“接着讲”。
那么作为后现代之一的积极心理学、积极教育能否与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文化接上头呢？可以的，比如它的核心概念“幸福”。我们看到，塞利格曼的结构化的幸福理论PERMA：积极的情绪、投入、人际关系、意义和目的、成就，已经走出了希腊的实现论幸福观以及被康德用道德驯化了的幸福观，而回到了生活的、经验的、世俗的幸福观，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及民间社会所崇尚的基于现实生活的“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虽然具体指标、要素不同，但指向现实、指向生活的价值取向是相通的。
关于中国的“前现代”与西方的“后现代”的相通，陈来先生也有类似看法。
列维纳斯主张把哲学看作是“爱的智慧”而非传统希腊语中的“智慧之爱”。成中英指出，中国哲人的出发点在以人的自觉为中心来建立与世界的关系，所以应该反过来说，是爱的智慧之学。[47]
走出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的死胡同，甚至跳脱出本体论、认识论，[48]回到生活，扬弃“智慧之爱”，回到“爱的智慧”，后现代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向中国传统文化的致敬与回归。正因如此，千年交接之时，就有西方哲人说过，世界的未来在中国，在孔子。这一切，构成了归属于后现代的积极心理学、积极教育中国化的前提与基础，构成了积极心理学、积极教育学的新穗嫁接到中国文化砧木上的豁口。下面从三个方面具体讨论积极心理学、积极教育与中国文化的可“嫁接”之处。
1.儒家文化，积极的文化倾向
积极心理学、积极教育与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可“嫁接”的豁口除了上文提到的“幸福”的生活指向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嫁接点在二者的出发点——“人”上。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者，人也。儒家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是情理相融的人。他昂扬伟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与天地参”，可以“从道不从君”，可以“无欺也，而犯之”，可以“见大人而藐之”；他奋发有为，“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善良正直，“泛爱众，而亲仁”“以德报德，以直报怨”。而积极心理学本质上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在二十一世纪的传承与表达，其创始人塞利格曼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
在书中，我们不难觉察到在文字智能的背后，塞利格曼教授的人文关怀，以及对心理学的发展、对国家的发展、对人民成就幸福人生的向往，都怀着巨大的盼望和心胸。[49]
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渊源，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Terman关于天才和婚姻幸福感的研究，以及荣格关于生活意义的研究。[50]
积极心理学、积极教育与儒家文化在原点上的相通——对人的发现、对生活的回归——为积极心理学、积极教育的中国化提供了“嫁接”的可能。彭凯平也主张在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推广中注意与传统文化的结合。
心理学作为一门基础科学，它所做的很多关于人类心理机制、过程的研究，应该是比较具有普世性的。但是，有关人类社会和文化心理的研究，有关幸福、快乐、积极的研究，都应包含文化因素的考量。因此，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心理学”结合起来，我个人觉得要有一种宽容、大度、严谨和务实的态度。[51]
不仅在原点上，还在具体细节上，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体现出积极入世、奋发有为的文化特质。在上节关于传统文化的启示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不管是“仁以为己任”的主体性觉醒，还是“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而不同”的包容大度，都体现出鲜明的积极特质，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开疆拓土、生息繁衍的精神力量，是积极教育中国化最有力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力量。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积极教育中国化的思想源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是新中国历代领导人关心教育、思考教育的理论结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这一教育思想为中国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保障，是积极教育中国化的思想源头。
首先，习近平关于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思想，为积极教育中国化指明了方向。
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都必须有适合其生长的环境和土壤。教育也是一样，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都是建立在其自身历史土壤之上的。由于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和具体国情不同，各国教育都有其各自独特的内在逻辑和生成规律。习近平同志强调，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这意味着，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必须牢牢扎根于中国大地，要始终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和中国国情出发，继承而不守旧，借鉴而不照搬，追赶而不追随。[52]推进积极教育中国化，是积极教育的发展方向，是积极教育扎根中国大地的内在需要。
其次，习近平关于教育本质的论述，为积极教育中国化指明了道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度报告提出：“应将以下人文主义价值观作为教育的基础和目的：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权利平等和社会正义，文化和社会多样性，以及为建设我们共同的未来而实现团结和共担责任的意识。”党的十八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启动的贺信中指出：“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又强调：“教育应该顺此大势，通过更加密切的互动交流，促进对人类各种知识和文化的认知，对各民族现实奋斗和未来愿景的体认，以促进各国学生增进相互了解、树立世界眼光、激发创新灵感，确立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的远大志向。”习近平的这段论述，使我们充分认识到教育的本质和作用。教育的本质就是通过传授知识、提高品德、启迪智慧，培养促进社会发展的人才，是提高每个人的生命质量、提升生命价值的重要途径。[53]这一对教育本质的论述，既阐明了教育的个体功能——提高每个人的生命质量、提升生命价值，又指出了教育的社会功能、人类功能——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将个体价值的实现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联系在一起，为积极教育在中国的推广、实施指明了实施路径：将个体生命价值建立在为超越性共同体的存续与发展提供“创造性劳动”之上。
再次，习近平关于“四有好教师”的论述，为积极教育中国化指明了师资建设的标准。
怎样的老师才是好老师，习近平提出了四条标准：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德情操、要有扎实学识、要有仁爱之心。在北京市八一学校与教师座谈时，他又提出了四个“引路人”：“广大教师要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54]其中，理想信念，是源头活水，是好老师的不竭动力；道德情操，是境界修为，是好老师的成长阶梯；扎实学识，是行动利器，是好老师的实践工具；仁爱之心，是幸福之本，是好老师的成就之根。
在谈及一个老师应该如何对待学生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好老师一定要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尊重学生的个性，理解学生的情感，包容学生的缺点和不足，善于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长处和闪光点，让所有学生都成长为有用之才。”[55]这是对仁爱之心最具体的阐述。以仁的超越性超越人的自然属性，超越生活的琐碎与庸常，超越社会的固陋习俗，担当人之为人的责任，抵达人之为人的理想之境，成就人之为人的文明之域，是“仁”给予积极教育、涵育积极教师的启示，而“四有好教师”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积极教师的本质内涵和修养标准，为积极教育中国化提供了师资建设的指引。
3.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实践，一种中国化的典范
1914年，陶行知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哥大期间，他师从杜威、克伯屈、斯特雷耶等进步主义教育大师。回国后，陶行知曾试图用杜威的教育理论来解决中国人民大众受教育的问题。搞了几年，毫无成效。这一经历使他认识到不考虑中国的实际，对杜威的一套生搬硬套，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回顾自己走过的弯路，陶行知沉痛地说：“我从美国回来，用杜威的一套到处碰壁，到了山穷水尽，不得不另找出路。”基于这一认知，陶行知先生结合中国实际，对杜威的教育思想“翻了半个筋斗”（刘大伟、王亚光，2018）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做中学转换成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56]
相比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美国，当时的中国社会大多数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在当时的中国做教育，重要的不是教育为生活做准备，而是普及教育，使更多人有受教育的机会。“教育即生活”在中国根本没有实行的根基，相反，“生活即教育”能在更大的场域推行教育，使更多的人以更方便的形式得到教育。社会即学校同样是针对中国的现状提出的，以解决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而只有推行教学做合一才能使“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成为现实，解决中国教育长期以来与生活实际相脱离的问题。
这一基于中国社会现状、中国文化特点翻的“半个筋斗”，既合理借鉴了杜威教育思想的内核，又使其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更具有可实施性，也在现实生活中创造了生活教育、创造教育、平民教育的不凡成绩，创造了“晓庄师范”这一推行“生活教育”的模范样本，推进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杜威曾称赞说：“陶行知是我的学生，但比我高过千倍。”这当然是出于老师对学生的一片深情，但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任何一种思想，只有基于中国的实际，走中国化的道路，才能扎根中国大地，融入中国社会，成为推动中国进步的力量。生活教育如此，积极教育也是如此。陶行知先生的教育实践，开创了国外先进教育思想中国化的先河，对积极教育的中国化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