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回归结果及相关问题讨论
（一）模型回归结果解释
基于上述模型与变量，最终在模型中，各自变量（各因子）前面的符号都为正向的。所以各因子对因变量（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都是正向的，即随着各因子数值的增加，公众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也是随之增加的。具体来说，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因子一（公共卫生服务）每增加1个单位，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会增加0．04个单位；因子二（义务教育服务）每增加1个单位，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会增加0．03个单位；因子三（基础设施服务）每增加1个单位，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会增加0．04个单位；因子四（行政服务）每增加1个单位，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会增加0．04个单位；因子五（社会保障服务）每增加1个单位，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会增加0．06个单位；因子六（公共安全服务）每增加1个单位，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会增加0．04个单位。
由此可以看出，在所选六个因子中，社会保障即因子五，是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最大的因子。
（二）相关问题讨论
对天津地区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考察，选取了基础设施服务以及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服务、义务教育服务、基础设施服务、行政服务、公共文化服务和公共安全服务等七个考察变量，但公共文化服务变量没有进入回归方程，即在我们的研究中公共文化服务对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没有明显影响。其他六个变量进入了回归方程，说明它们都对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产生了影响。对其影响的原因和程度我们作如下分析。
1．社会保障服务
社会保障服务对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最大，即最为明显。所谓社会保障，指的是“国家为了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保障来源的安全而制定的社会政策”[2]。无论是西方的新历史学派的社会改良观，还是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以及保障持续劳动力制度安排的贝弗里奇报告，对于政府为什么应该在社会保障方面发挥作用，都作了较为深刻的论述。
在马克思看来，实行按劳分配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为了弥补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和贫困差距，从而实现社会公平，他主张从消费资料中进行一些扣除，建立社会保障后备基金。这一方面满足社会成员的公共福利，另一方面给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或贫困者提供援助和救济，使他们能够维持基本生活水平。为此，一个国家的政府应当参与国民收入分配，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在分配机制上的特有功能，缓解社会分配的不公正状态，从社会道德和人类文明所要求的公正目标出发，为一部分特殊的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物质生活需要，以求得国民收入分配的公平性。[3]正因如此，社会保障成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基本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大众的切身利益，同时它更是大众生活、生产最直接和最基本的保障。因此，它与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关系最为密切。
2．基础设施服务
基础设施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也十分明显。本项研究中的基础设施限定为物质性基础设施，指在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中起基础作用的公共设施。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均已证明，“搭便车”是人的一种普遍心理。正是这种心理的作用使得市场对基础设施的供给经常处于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同时，由于基础设施具有较强的准公共物品特性和有自然垄断性，因此，基础设施的供给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来完成，政府有必要作出适当的补充。即使在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的西方国家，市场也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借助政府的力量。有鉴于此，基础设施也就成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的基本构成。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基础设施，它与人们的衣、食、住、行直接相关。因此，在我们的模型中，它是仅次于社会保障的一个因素。
3．医疗卫生服务
医疗卫生服务对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也较为明显。伴随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防病与自我保健意识也不断增强。因此，在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迅速扩大的同时，人们对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要求也呈现多层次、全方位的特点。但由于医疗卫生服务对象和产品的特殊性，使得它与一般的商品不同。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特点决定了它的主要供给者不是市场而是政府。从社会角度来看，人群健康是个体智力、体力和情感能力的总和，它构成了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从经济角度来讲，人群健康是社会生产力延续和产生的物质基础，是人类资本的基石之一。因此，人群健康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和保障，而医疗卫生服务是实现人群健康的基本保障。
医疗卫生服务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社会个体的生理、心理以及社会适应等方面的预防、保健、康复和治疗的内容。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医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健康意识的增强，以往的医疗卫生服务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数量上都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公众日益扩大的需求，因此出现了“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医疗卫生服务由于其公共物品属性、较强的外部性、信息不对称性、服务本身的特定平等性以及政府对于正义的伦理要求使得这类服务纳入公共服务的范畴，由政府直接干预或直接提供”[4]。因而其成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的基本构成。
医疗卫生服务关系千家万户，其水平状况是现代人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它不仅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它对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也较为直接。
4．公共安全服务
公共安全服务对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也较为明显。公共安全不仅是人们顺利进行生产的前提，也是人们生活和娱乐等活动的保障。公共安全服务的内容较为丰富，不仅包括社会稳定、人口安全、环境安全、能源安全等宏观性的因素，同时更包含了社会治安、公共场所安全、公共卫生、交通安全、生产安全、食品安全、减灾防灾等具体内容。其中这些宏观性的因素与公众的切身利益和需求相距甚远，我们没有将其纳入考察内容，而是对那些具体的、与公众生产和生活直接相关的因素进行了考察，其结果显示它对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也较为密切。
5．行政服务
行政服务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也较为明显。这里的行政服务主要包括行政效率、政务透明和公务员素质三项内容。
首先，行政效率对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传统的行政效率观是以企业型的投入产出之间的机械型比例来解释行政效率的，就是将行政服务活动的效果与活动过程中所消耗的人、财、物及时间的比例关系解释为行政效率，没有考虑公共服务特殊性所带来的无法量化的产出。提供行政服务的公共部门不仅目标具有多元性，还存在目标弹性，其投入的成本信息缺乏一定程度的透明性，这样看来产出就有一部分无法量化。如果仅仅通过企业型的投入产出比例是无法客观考察行政效率的。因此，我们通过社会资源配置与利用的最终结果即社会评价来考察行政效率。公众是行政服务的接受者和体验者，他们对行政服务的满意情况可以直接说明行政效率的真实情况。
其次，政务透明对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政务透明或政府公开是指“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制定或决定的文件、资料、信息情报等活动和结果应依据法律的规定和程序，有义务在一定范围内对公众和社会开放”[5]。在我国，政务透明或政务公开得到大力推行，其目的是建立服务型政府。政务透明一方面体现为政府行为和制度决策的透明；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公民对政府决策的参与以及政策执行的监督和反馈，并在监督与反馈的过程中与官员互动的制度安排。政务透明不仅维护了公众的根本利益，也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政务透明受到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并成为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再次，公务员素质对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公务员是公共服务的实施者，其素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感受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公务员素质的影响。因此，服务型政府建设对公务员素质的要求较高。行政服务（行政管理）领域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前沿，是公共服务的窗口，相对而言，它是较高层次的基本公共服务，但由于人们对基本公共服务需求还处于低、中层次，因此，行政服务（行政管理）对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没有上述几项明显。
6．义务教育服务
义务教育服务也是影响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因素。义务教育包含于基础教育中，“基础教育是一个特殊的教育阶段，其教育内容对于受教育者未来的生存而言是基础性的，包括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行为规范、基本生活习惯、基本价值观等”[6]。义务教育作为公共物品是基础教育的一项基本内容，无论从社会公平角度看，还是就市场失灵而言，都应当而且必须由政府提供，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提供。
基于上述理由，“在基础教育阶段实施义务教育，由公共财政负担绝大部分资金，是现代国家的通行做法。一些国际标准把义务教育视为国家最基本的职责，发达国家基本上全部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立法也在加快，例如印度的第93次宪法修正案寻求在联邦宪法中把免费义务教育作为6～14岁孩子的一项基本权利。我国已经制定了义务教育法，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据第91届国际教育会议提议的调查统计资料，在199个国家和地区中，实施普及义务教育的有177个，占总数的89%；其中有7个国家普及义务教育的年限已达到12年”[7]。因而基础教育，特别是其中的义务教育是公共物品，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的基本构成。
尽管基础教育是人们最为关切的内容和主题，但由于我国目前的基础教育状况不断改进和完善，使得人们对其关注程度不像以往那样专注。因此，这也是导致本模型中义务教育（基础教育）与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关系不同于上述其他内容的直接原因。
7．公共文化服务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和内涵，更是民族的希望和生机之所在，因此，对于国家和城市而言，加快文化现代化建设是城市现代化和民族发展的重要保证。但对于公众个体而言，尽管公共文化也属基本公共服务内容之一，但其属于较高层次的需求，在我国社会，目前较大部分公众的公共服务需求尚未达到这样的层次，因此公共文化因素对公众的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明显，也由此导致了公共文化因素没有进入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回归模型。
【注释】
[1]参见高小平、王立平主编：《服务型政府导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页。
[2]刘燕生：《社会保障的起源、发展和道路选择》，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6页。
[3]参见陈昌盛、蔡跃洲：《中国政府公共服务：体制变迁与地区综合评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43页。
[4]陈昌盛、蔡跃洲编著：《中国政府公共服务：体制变迁与地区综合评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08页。
[5]杨建国：《透明政府视阈下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建构》，《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6]陈昌盛、蔡跃洲：《中国政府公共服务：体制变迁与地区综合评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60页。
[7]陈昌盛、蔡跃洲：《中国政府公共服务：体制变迁与地区综合评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