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政府视野下公共财政制度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公共财政支出的制度化建设
在目前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应当健全公共财政支出制度，明确公共财政支出的目的，以强化公共服务供给为方向，切实做到将公共财政用于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满足公众的需求上来。首先，合理划分公共财政的投资建设支出与消费性支出。政府的投资建设支出与消费性支出之间要有适当的比例，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需求的不断增长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应该适当减少投资建设支出，将关注点集中到市场失灵的地方，增加消费性支出，尤其是政府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做到二者统一协调。其次，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制度化与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为社会、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尤其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恰好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也往往是产生市场失灵的领域，同时还涉及公众的生活水平。政府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必须将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公共支出制度化，严格规定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数量与比例，禁止随意挪用或任意增减，并保证公共支出能落到实处。最后，引入反馈机制。公共支出是否足额拨付与使用，使用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浪费或非法行为，是否遵循了公共支出的原则与规定，都要最终反馈到相关部门。公共支出中的反馈机制有助于政府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并落实公共支出任务。公共支出的制度化建设为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提供了经济基础，为服务型政府落实各项任务，履行相关职责提供了财力保障，是服务型政府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面。
（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改革
在服务型政府的视角下，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改革，主要围绕相匹配的财权与事权进行。地方政府是当地公共服务的直接承担者，不仅要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同时还面临来自上级政府的压力，肩负的责任更重。而地方政府往往入不敷出，呈现出有限财力与无限责任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要么选择通过财政赤字来拉动地方公共服务，要么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来敷衍上级的任务，结果都不利于服务型政府建设。因此，一方面，要适当扩大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这有利于增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财政能力，减少地方财政赤字，使地方公共服务有财政保障。另一方面，建立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机制。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能范围和相应的责任，财权要以事权为基础。不能过分强调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不能让地方政府承担无限责任，否则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后果。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要与其实际财政能力相适应，做到财权与事权相匹配。
（三）加快财政监督的法制建设
针对我国财政监督的法律体系还不健全的情况，首先，应该建立并完善专门的关于财政监督的法律，从法律角度对公共财政进行专门的监督，同时建立健全与公共财政监督配套的法律制度，以对公共财政进行全方位的、系统的监督。这有利于减少或降低公共财政运行中的主观随意性，保障公共财政运行的规范性。其次，引入公众、社会对公共财政运行状况的监督机制，并将其制度化、法律化。公众与社会是政府提供的产品与公共服务的直接感受者，也是必不可少的评价者，他们更具发言权与评判权。因此，应该将公众参与公共财政监督制度化、法律化，明确规定公众对公共财政监督的权力，监督的方式方法，将公众对公共财政监督的权力落到实处。
（四）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化建设
财政转移支付作为一支拉动服务型政府构建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必须通过制度化的建设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首先，加快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制化建设。若没有相当层次的相关法律的规范与约束，财政转移支付的效力就会遭受质疑，权威性下降，在财政转移支付过程中就可能产生行为失范的问题。法律的规范与约束能够保证财政转移支付按照既定的规范行事，达到尽量减少转移支付过程中的主观性与随意性。其次，合理安排财政转移支付的结构。由于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为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又与公众的生活密切联系，从一般意义上说，它关系公众的生活水平或生活质量；从更深层次看，它还涉及一个国家、社会的秩序与稳定。因此，必须认真考量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逐步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适当减少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做到二者的合理搭配。
（五）公共财政的问责制建设
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任何人被赋予了一定的权力，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公共财政的管理也不例外。为了加强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必须加快公共财政的问责制建设。一方面，要明确划分与公共财政有关的权力与责任，做到权责分明；另一方面，对于公共财政管理过程中的失职失责行为，必须要课以相应的惩罚。对于出现的诸如挪用本应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经费，公共支出中的浪费和截留、寻租等行为，应当追究责任者的责任，使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行政责任。引入问责制有利于加强公共财政的严格监管，具有更强的警戒作用。加强公共财政的问责制建设，不仅是政府行为公共性的重要保障，也是服务型政府建设在公共财政领域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