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盛和夫阿米巴经营思想探源
稻盛和夫的阿米巴经营管理模式,也越来越影响着更多的人,其“敬天爱人”的经营哲学,“作为人,何谓正确?”的利他之道,及其他很多感悟、感想,甚至还有人还编撰了“稻盛和夫语录”。足见当今一股学习、研究稻盛和夫的热浪是多么的强大。当然这是民间自发的,有一些先知先觉的企业家内在需求,也有咨询公司的嗅觉灵敏的表现,当然管理专家的科学分析与正确引导,对践行阿米巴经营的理念的组织和个人,至关重要,因为阿米巴经营是实学。
虽然稻盛和夫的哲学根基源自我国的传统文化,也非常符合我们员工的口味,但不能饿着肚子谈哲学共有。下面对“敬天爱人”经营哲学的思想发源进行探索,以期抛砖引玉,共同思考。
1.西乡隆盛
西乡隆盛(1828—1877年)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被誉为日本最后的武士。他对中国王阳明的阳明学说有相当高的造诣。他曾经两次顶撞萨摩的长官,被流放荒岛。每次流放总会带上阳明学、儒教的书籍,即使是在贫瘠的荒岛上遭受牢狱之灾也不断地提高完善自我。他是一个非常清正廉洁、清心寡欲的人。他经常说,如果是位于人上施政的话,必须是那些不谈钱财,不求回报甚至能够舍却生命、忘却自我的人。他自己也是言行一致,身体力行的人。
日本禅僧了庵桂悟是最早接触王阳明心学思想(在日本称为“阳明学”)的日本人。是正德四年(1510年)了庵桂悟奉国王足利义证之命,以83岁高龄远使中国,与王阳明会晤。回国前,王阳明作序一篇相送。阳明学在日本的真正开创者应是中江藤树(1608—1648年),他在1644年37岁时获《王龙溪语录》读之,后又读《阳明全书》,大有所获,乃赋诗曰:“致知格物学虽新,十有八年意未真;天佑夏阳令至泰,今朝心地似回春。”此时,阳明学还只局限于少数的精英阶层,并未被当时的德川幕府民主所广泛接受。在1790年(宽政二年),德川幕府发布“异学禁令”,将朱熹学说定为唯一正统思想,阳明学则被视为异端的谋反之学。
直至幕府末期,阳明学才再度兴起。在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日本也未能幸免,美国的“黑船”敲开了日本国的大门。当时日本的社会是“天皇”与“幕府”二元结构。国难当头之际,成了革命者“推翻幕府、恢复天皇”的最佳时机。
幕府末期日本最著名的思想家是吉田松阴(1830—1859年),他认为王阳明的《传习录》“皆言会当心”。他主办的学塾培养了伊藤博文等一大批倒幕维新志士,据说其门下八十位弟子中,有近半数为明治维新作出过杰出贡献,其中就包括西乡隆盛。
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被称为“明治维新三杰”。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年轻时即为好友(虽然明治维新后分道扬镳),曾同时师事吉田松阴门下。大久保利通精通阳明学和禅学,其父便是阳明学、禅学学者,自小便受熏陶。西乡隆盛平生最信服阳明学,随身携带阳明的书籍,从不遗忘(毛泽东主席年轻离家时曾引用过西乡隆盛的“埋骨何须桑梓地”这首诗)。
阳明学的核心即是“致良知”,良知就是天理,就是道,它本来就存在于每个人心中,无私欲之蔽,不需外添一分;致,就是发掘人的良知,去掉自己心中不正的东西,就可符合心中本有之正。王阳明有一首诗:“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也称为“四句教”。西乡隆盛主张,学习阳明学应该“自得于心”,以利用“较量格斗”,也就是“知行合一”,不然的话,“空读圣贤之书,如同观人剑术,无丝毫自得于心”。最能体现西乡隆盛生活准则的4个字就是,敬天爱人。
敬天爱人:敬畏上天,关爱众人。所谓敬天,就是依循自然之理、人间之正道——亦即天道,与人为善。换言之,就是坚持正确的做人之道;所谓爱人,就是摈弃一己私欲,体恤他人,持利他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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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治维新时期,受到西乡隆盛思想熏陶的人们,将西乡隆盛的训诫编纂成册,留于后世,即《南洲翁遗训》。
2.涩泽荣一
涩泽荣一(1840—1931年),日本明治和大正时期的大实业家。拥有“日本企业之父”、“日本金融之王”、“日本近代经济的领路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等一项项桂冠。
出身埼玉县的豪农家庭。早年曾参加“尊王攘夷”运动,由于精明能干,被德川庆喜重用,1867年随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之弟访问欧洲,回国时德川幕府已经倒台。1868年,涩泽荣一创立日本第一家银行和贸易公司。1869年到大藏省任职,积极参与货币和税收改革。1873年因政见不合辞职,任日本第一国立银行总裁,10年后创办大阪纺织公司,确立他在日本实业界的霸主地位,此后,他的资本渗入铁路、轮船、渔业、印刷、钢铁、煤气、电气、炼油和采矿等重要经济部门,1916年退休后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直到91岁去世。
涩泽荣一还是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的人。他的著作《论语和算盘》,总结了他的成功经验就是,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涩泽荣一自幼便修汉学与习剑,但明治维新改变了他的命运。1867年,他作为日本使节团成员出席了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后又在欧洲游历将近二年。当时欧洲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制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为他以后的活动奠定了基础。回国后,他受明治新政府之聘在大藏省任职,曾升任大藏大臣。他直接参与了新政府的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发行公债等几乎所有重大政策的酝酿和制定。
长时间赴欧游历考察(1867年1月—1868年11月),对涩泽荣一产生了重大影响。19世纪60年代的欧洲,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高歌猛进的时代,法国的万国博览会自然成为展示西方经济繁荣的大橱窗。在这里陈列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产品,从蒸汽机车、工业用车床、纺织机到教学医疗设备,无一不让涩泽荣一感到万分新奇,眼界大开。
为了更多地了解西方工业世界,涩泽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请了法语老师,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法语。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可以用法语进行日常对话和交流了。语言障碍的排除为涩泽荣一考察和学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他有了更多考察欧洲社会细节的机会。
不仅如此,涩泽荣一还特意拜访了银行家弗罗里赫拉尔特等人,向他们请教经济方面的问题,认真听他们讲解有关银行、铁路、股份公司企业及公债等知识,参观了有价证券交易所,从而对股份公司制度在近代经济生活和工业化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为后来从事工商企业活动和推广普及股份公司企业制度打下了基础。
在法国,涩泽荣一处处都能感到西方列强与日本之间的强烈反差。例如,在与法国政府官员以及商人的交往中,政府官员和商人之间毫无高低之分,两者的关系完全是平等的;而在当时的日本,幕府官僚、武士和商人之间的社会地位犹如天壤之别,毫无平等二字可言,商人见到幕府官僚、武士无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涩泽荣一痛切地认识到,要使日本兴盛,就必须打破官贵民贱的旧习,排除轻商贱商的思想,向西方学习,把工商看成是强国的大业。
在法国学习和考察了一段时间之后,涩泽荣一又随昭武到欧洲各国进行了旅行访问,先后去了瑞士、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在这些国家,他参观了大量的工厂,包括针织厂、钟表厂、各类军工兵器厂、钢铁厂、机车制造厂、玻璃厂、造币厂等等,看到了日本所没有的社会设施,包括近代军营、报社、博物馆、银行等等。所到之处,使他大开眼界,深受工业文明的震撼。他参观了当时正在开凿施工中的苏伊士运河,其气势之宏伟使他从中看到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而拜见比利时国王时的情形,也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国王说:“今后的世界是钢铁之世界,日本将来可能成为多用钢铁之国,而我国的钢铁生产发达,钢材质量良好,到那时请你们使用我国的钢材。”涩泽荣一再次受到思想上的启迪,他不能不感到,就连一国之君都直言不讳谈贸易买卖,可见工商业对这些国家是多么重要。通过对西方各国的访问考察,涩泽荣一看到了一个与日本完全不同的新世界。
1873年,33岁的涩泽荣一已经成为主管国家预算的大藏少辅。但是,涩泽荣一递交了辞呈,弃官从商。辞官后组织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银行,并由此开始了自己企业家生涯。业务遍及金融、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众多领域,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堪称日本近代的“实业之父”。
到19世纪中叶,股份公司企业制度经过二百多年的演变,在西方国家已经开始进入成熟阶段。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较,股份制企业的优越性在于它用社会资本的集中使用代替了分散的资本积聚,使企业规模难以适应工业革命要求的状况得到了改变,也使企业的社会功能和各种经营资源的运用效率随之得到了飞跃性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股份公司企业制度本身也显得比较复杂,对于日本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这一制度,并成功地加以引进和普及,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涩泽荣一考察西方国家之前,日本就已经有一些政府官员和上层人士相继到西方国家做过访问和考察。他们注意到了股份公司企业制度的重要作用,并在回国之后通过写文章和翻译西方有关书籍,对股份公司企业制度做过相应介绍。此外,明治政府成立之后,也意识到引进西方股份公司企业制度的必要性,并参照股份制的形式组织各地富豪成立半官半商性质的通商会社和汇兑会社。然而新政府所做出的这一尝试,没过多久就归于失败,由于经营不善,这两个会社先后倒闭破产。
这种情况引起了涩泽荣一的关注和思考。当时他以大藏省官僚的身份,从国家经济制度的高度,来审视和研究引进并普及股份公司制度的意义及其存在的问题。他认真总结相关教训,认为通商会社和汇兑会社的失败,虽然是官商作风横行企业、经营者不思进取的结果,但最基本的问题在于政府本身缺乏民营经济思想,民间工商业者对股份公司的本质也缺乏必要的认识和理解。两相交错,导致股份公司在日本的变味。于是,涩泽荣一从普及股份公司的ABC做起,以保证这种新型治理结构在日本的实施推广。涩泽荣一和他的部下福地源一郎,在1871年撰写了一份《立会略则》,后来又著述《论语与算盘》。
涩泽荣一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他的著作《论语与算盘》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就是: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
涩泽荣一认为,传统观念总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这从中国古代到西方古代都有种种说法,如中国儒生有“为富不仁”之说,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有“所有的商业皆是罪恶”的论述。这些观念的形成当然是与一些不法商人的种种不当牟利有关,以至形成“无商不奸”的看法。但是,当把这种观念绝对化之后,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却产生了极大的害处。因此,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通过《论语》来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晓“取之有道”的道理;同时又要让其他人知道“求利”其实并不违背“至圣先师”的古训,尽可以放手追求“阳光下的利益”,而不必以为与道德有亏。他说:“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因此,可以说《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他认为,“缩小《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是今天最紧要的任务。”因为不追求物质的进步和利益,人民、国家和社会都不会富庶,这无疑是种灾难;而致富的根源就是要依据“仁义道德”和“正确的道理”,这样也才能确保其富持续下去。为此,他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也就会招致自灭。因此,有士魂,还须有商才。”但“只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因为“所谓商才,本来也是要以道德为根基的。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所谓小聪明,决不是真正的商才”。
他认为,后儒对孔子学说误解最突出的是富贵观念和理财思想,他们错误地把“仁义正道”同“货殖富贵”完全对立起来。所以,涩泽荣一对孔子的财富观作了一番论证和说明。他对《论语》和《大学》有关论述的分析表明,孔子并无鄙视富贵的观点,只是劝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不要取不义之财,也就是《论语·泰伯》所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人们对孔子“义利观”最严重的误解是把“利”与“义”完全对立起来,结果是“把被统治阶级的农工商阶层人置于道德的规范之外,同时农工商阶级也觉得自己没有去受道义约束的必要”,“使得从事生产事业的实业家们的精神,几乎都变成了利己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既没有仁义,也没有道德,甚至想尽可能钻法律的空子去达到赚钱的目的”。但这种利己主义会把国家送上不归路,正如《大学》所说:“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就是说,由个人的贪戾这种细微小事发展下去,就会导致国家动乱这类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修身养性,提高道德是不能忽视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空谈心性,鄙视实业,也是导致国弱民贫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他强调指出:“仅仅是空理空论的仁义,也挫伤了国家的元气,减弱物质生产力,最后走向了亡国。”
他主张,“谋利和重视仁义道德只有并行不悖,才能使国家健全发展,个人也才能各行其所,发财致富。”他还以自己的经验来说明《论语》与“算盘”可以一致,并行不悖,并明确表示一定要把《论语》作为商业上的“经典”。他的工作“就是极力采取依靠仁义道德来推进生产,务必确立义利合一的信念”。
在经济活动中《论语》代表责任和道德,作用是征服人心。而“算盘”则代表“借力和学习”,作用是获得财富。如“借人才之力”、“借管理之力”、“借技术之力”、“借资本之力”、“借渠道之力”、“借厂商之力”、“借国家政策之力”等等,这种“借力和学习”是“利”的象征。而“利”只有建立在道德和信誉的基础上,才能长久地获得,才能持续地获得,因为算盘是靠《论语》来拨动,而《论语》也要依靠算盘才能真正地转化为物质财富。
3.为“敬天爱人”哲学思想赋予落地理念
稻盛和夫非常喜欢自己的同乡伟人西乡隆盛,并且把《南洲翁遗训》中的“敬天爱人”作为座右铭和京瓷社训。西乡隆盛1828年生于日本萨摩藩鹿儿岛城下下加治屋町山,青年时期和大久保利通一起向伊藤茂右卫门学习阳明心学,向福昌寺的无参和尚门学禅。他原本是一个下级武士,由于上书议政,得到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的赏识,在1854年被齐彬由助理文员晋升至近卫随从。
西乡隆盛被称为“日本最后的武士”,在维新三杰中,他智勇双全、有情有义、舍己爱人最受日本人喜爱,是日本“武士道”精神最完美的体现者。在稻盛和夫看来,西乡隆盛是一位能够让被自己打败的对手都敬仰崇拜、具有宽广度量的伟人。
稻盛和夫不止一次表示出自己对于西乡隆盛的敬仰和爱戴:“我非常喜欢西乡隆盛,他对中国王阳明的学说有相当高的造诣。他曾经两次顶撞萨摩的长官,被流放荒岛。每次流放总会带上阳明学和其他儒教的书籍,即使是在贫瘠的荒岛上遭受牢狱之灾也不断地提高完善自我。”
西乡隆盛平生最信服阳明心学。阳明心学的核心即是“致良知”,良知就是天理,就是道,它本来就存在于每个人心中;致良知,就是去掉自己心中不正的东西,寻求心中正道。西乡隆盛主张,学习阳明学应该“自得于心”,以利用“较量格斗”,也就是“知行合一”,不然的话,“空读圣贤之书,如同观人剑术,无丝毫自得于心”。
在稻盛和夫看来,“西乡隆盛是一个非常清正廉洁、清心寡欲的人。他经常说,如果是位于人上施政的话,必须是那些不谈钱财、不求回报甚至能够舍却生命、忘却自我的人,他自己也是言行一致,身体力行的。”西乡隆盛去世后,受到其思想熏陶的人们,将其训诫编纂成册,留于后世,即《南洲翁遗训》,这本书是稻盛和夫案头常置的终身读本。稻盛和夫说:“我至今将《南洲翁遗训》置于案头,时时翻阅。每每能从中汲取生活道路上的珍贵启示。年纪愈长,经历愈多,从此书获取的教诲愈加铭刻于心。”
最能体现西乡隆盛思想精髓的便是这四个字—“敬天爱人”。在《南洲翁遗训》中西乡隆盛指出:“道乃天地自然之道,故讲学之道,在于敬天爱人,以克己修身为始终也。克己之真义在‘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凡人皆以克己成,以纵己败。”稻盛和夫对这段话心有戚戚焉。
企业经营要经营者面对所有问题都能作出正确判断,怎样才能做到呢?稻盛和夫说,我拿什么作为判断或决断的基准呢?其实这也不外乎就是“是非、对错、好坏、善恶”等这类最朴实的道理。他在苦恼之余来了灵感,想到了原理原则。这就是“作为人,何谓正确?”。如果这可作为判断基准的话,那么并不难,我能够掌握。就是说,不拿“赚钱还是亏本”做基准,也不用所谓的常识、习惯、时尚的潮流做基准,而是用“作为人,何谓正确”这一原则做基准从这一点出发,去经营企业、去应对和解决一切题。掌握了如何去判断和解决问题的大原则,稻盛和夫心里就有一种然开朗的感觉。
稻盛和夫用“作为人,何谓正确?”思想,对“敬天爱人”哲学思想进行了展开和经营内容的充实。按照天理的方向去做,就是敬奉天理,这就是西乡隆盛所教导的“敬天”;天理就在人的心中,天理即良知。应顺天理,替天行道,得道多助,当然无往而不胜。虽然道路总是曲折的,但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4.稻盛和夫的著作
学习、研究、实施稻盛和夫的阿米巴经营模式,当然离不开对稻盛和夫著作的研读,更需要对其经营思想的形成进行研究。同样,实施与践行也非常重要,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阿米巴经营也是实学。国情、文化、企业背景、人员认识等等,都是我们对阿米巴经营如何落地的担忧,稻盛和夫创立阿米巴经营所处的社会环境、人文背景等与我们今天都有很大不同。所以很多中国学者提出了“中国式阿米巴”、“阿米巴中国模式”等等。其实,这都与我们目前使用的一种经济责任制考核机制有关,还与我们的薪酬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有关。稻盛和夫创立的阿米巴经营模式,不是为了分配的目的,而是培养人才,让这些人在企业里有发展前景。收入提升只是附带的,不是主要目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结果,不是我们的人生目标。你在组织、企业中的作用和价值越大,结果就是你收入会增加。
很多组织和企业将阿米巴经营与经济责任制挂钩或者替代经济责任制考核,挂钩全员收入,所谓“将企业做成平台、将平台做成阿米巴、将阿米巴做成合伙人”,这不是阿米巴的全部,“分、算、奖”也不是阿米巴经营的唯一方法,人人都能成为经营者才是目标。为更好地理解阿米巴经营,窥探稻盛和夫阿米巴经营的核心,系统研究与研读其著作非常重要,追索稻盛和夫的成长历程,是提升自我修炼的最佳方法,经营人才离不开修炼、更需要学习成长。
我们要全面看待和研究稻盛和夫,集“商人、企业家、哲学家、经营顾问”于一身的稻盛和夫,具有日本人双重性格特质——凶狠与慈悲、粗俗与儒雅共存。他是遵守企业经营科学与艺术高度融合的典范、同时其两面性的性格极端发挥到极致。
稻盛和夫的著作和关于稻盛和夫的著作汗牛充栋。如《干法》《人为什么活着》《提高心性,拓展经营》《活法》《稻盛和夫自传》等,都是稻盛和夫所著,有的还有视频,音频,非常方便我们学习。其他如《在萧条中飞跃的大智慧》《稻盛和夫的哲学》《企业家成功之道》《稻盛和夫的应用哲学》《阿米巴经营》《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六项精进》《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经营十二条》《创造高收益》等,也是我们提高阿米巴经营思想,修炼阿米巴经营手法的参考书。
目前,也有一些研究阿米巴经营的书籍,如吴影博士在《阿米巴不是什么》中指出,“阿米巴经营不是独立的手法,阿米巴模式不是管理是经营,阿米巴模式不是包产到户制,阿米巴模式不是计件提成制,阿米巴模式不是短线利益制,阿米巴模式不是分权是赋权,阿米巴模式不是精细核算制,阿米巴模式不是预算管理制,阿米巴模式不是管制打分制,阿米巴模式不是成本分解制,阿米巴经营不是负向惩罚制,阿米巴模式不是目标分解制,阿米巴模式不是末端改进法,阿米巴模式不是能力衡量法,阿米巴模式不是下线管理法,阿米巴模式不是指令驱动制,阿米巴模式不是老板核算制,阿米巴模式不是专业壁垒制,阿米巴不是事运营是人培养,阿米巴经营不能忘根本目的”等等,也值得我们深入思考。